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

　　極權政府常為鞏固政權，以強制手段剝奪了人民的自由與基本權利，甚或奪去他們的性命，使人民深感恐懼，多數人選擇噤聲不語。然而，與此同時掌權者也懼怕任何意有所指的反抗行為，哪怕只是集體在街頭吃三明治、於電車上閱讀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甚至僅在廣場上站立八小時，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舉措，卻在在挑動了掌權者的政治敏感神經。一場無聲卻有力的運動可能就此展開……

　　《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一書列舉世界各地諸項非暴力抗爭行動，有些行動寧靜和平，如土耳其抗議者為反對塔克西姆蓋齊公園改建案，發起的「站立的人」行動。有些行動滿佈戲謔嘲諷，如俄羅斯境內的抗議者讓玩具代替自己，舉上各樣抗議標語，令人驚訝的則是當局的反應，以這些玩具進行「未經批准的公眾行動」以及抗議者「非俄羅斯公民」(尤其是進口玩具)禁止了這項抗議行為，無不讓人感到荒謬滑稽。有些行動則是聰穎機智、暗藏巧思，以報紙標題、電影或漫畫的形式，躲過嚴格的審查讓真相傳遞給民眾們。各式各樣的抗爭活動，不論規模大小及形式，於此背後所支撐的是無比的勇氣與信念，他們勇於挑戰現實，努力追求更自由、更公義的社會。

 

作者簡介    

斯蒂夫‧克羅修 Steve Crawshaw

　　斯蒂夫．克羅修目前是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辦公室主任，他在2010年以國際倡議與行動部門負責人身份加入該組織。自2002 年至2010年，他服務於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擔任英國部主任及聯合國倡議負責人。他在1986年加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了東歐戰爭、蘇聯解體及巴爾幹戰爭等。

　　克羅修與約翰．傑克遜（John Jackson）合著了《小行動，大抗爭：如何以勇氣、堅韌與創見改變世界》（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How Courage, Tenacity and Ingenuity Can Change the World）。

　　克羅修於牛津及聖彼得堡就讀大學，並修習俄文及德文，他於1978至1981年曾在波蘭居住。

譯者簡介    

林欣誼

　　大學時主修中文與外文，而後邁入語言學研究領域。喜愛文學、喜愛文字、更喜愛不同語言中涵蓋的文化底蘊。翻譯正好是多重願望、一次滿足的美好志業。
 

普遍來說，政治領導人大多不願相信公民是引導世界上重大改變的主要角色。
 
當我在1989年夏秋之際漫遊東歐時，震驚地發現不論西方政治家或是共產主義統治者，都具有一個共通性：兩方都完全無法想像，賴以為生的要素居然可能改變。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真正的改變只能來自像他們這樣有權力的執政者；其中，同時也最明顯的例子，就來自克里姆林宮中。
 
柏林圍牆--冷戰中醜陋卻也最顯著的標誌，將歐洲分割為二，並被視為需要協商、但非移除的阻礙象徵。美國雷根總統（President Reagan）在1987年曾號召蘇聯改革政治家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一同「拆毀這道牆」，戈巴契夫剛在兩年前被任命為蘇聯領導人。然而，這只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為了改變而準備的處方籤。無論是雷根或是戈巴契夫，都不期望柏林圍牆真的倒下。
 
但是，在東德，一如在波蘭，民眾的勇氣讓不可能轉變為大勢所趨。在1989的夏季及秋季，成千上萬的人民藉由新開放的匈牙利邊境如潮水般湧出東德，大量的人民移出讓東德政府必須面對一系列問題。然而，最大的壓力並不是來自於那些離開者，而是留下來的人。
 
以這樣的角度而言，某一天終究會成為轉捩點。1989年10月9日傍晚，在南方的城市萊比錫，我便目睹了一連串非比尋常的事件--或者，該說是一連串非比尋常的「無事件」。事實上，那天最與眾不同的劇碼，就只由一件事構成：沒有事發生。
 
這一系列事件都在當權者的威脅之下進行。東德統治者希望阻止在萊比錫日漸增加的每週抗議，他們以公開的警告宣示了他們的計畫--當地報社收到了一封信，表達了當權者停止「反革命行動」（或者應稱之為和平抗議）的企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的手上將拿著武器」，這必定會發生。東德政府曾公開讚揚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鎮壓，而天安門事件發生不過僅僅四個月，因此，他們試圖在警告中表達的威脅意味，是再清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