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的民主(摘錄)
【解題】
殷海光說過,「書」乃是「人類最高級的心靈滿足的發明」。他不僅以「真愛讀書」,「為讀書而讀書」的「讀書人」自期;更願將自己的讀書所得,吸收轉化,和讀者分享。當他讀到羅素〈寡頭體制下的科學技術〉(Bertrand Russell, “Scientific Technique in an Oligarchy,” idem., 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的述說,深以為然,即據以指陳極權主義的可怕「光景」,申論「現代獨裁極權暴政所引起的問題」,實在是「它與每一想做個起碼的人之人為敵的問題」,反共、反極權,根本不是「這個政治組織與那個政治組織衝突的問題」(〈獨裁怕自由〉)。然而,殷海光閱讀陶勒曼(Jacob L. Talmon)的《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1952年初版)的經驗,卻不怎麼愉快:「看到它把『極權的』這個我深惡痛絕的形容詞和我心愛的『民主』聯在一起時,內心的不快真是難以言傳⋯⋯這本書嚴重地打擊著我所持的民主信念,攪亂了我在這方面的思想秩序,當然也使我內心的情緒一時失去平衡」。幾經反省,「心思上經過痛苦的掙扎」,殷海光接受了陶勒曼的觀點。
依據殷海光對陶勒曼的論述,他指出,在十八世紀以來,「自由的民主」與「極權的民主」這兩種民主類型,「一直是手牽手地同時存在的」。「自由的民主」自然「既具備民主形式又有自由的內容」;然而,「極權的民主」則是「彌賽亞式的;它和開空頭支票及作偉大的諾言常不可分⋯⋯只有民主形式而無自由的內容」,「二者之間的歧異,構成了近代及現代世界的緊張」。即使對照於「專制君主制度」,二者都是民主形式,殷海光完全不能肯定「極權的民主類型」:「不用說,這個樣子的民主是我們不敢當的」(殷海光,〈有關《中國文化的展望》的幾個問題並答許倬雲先生〉,《中國文化的展望》,附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