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

致謝
名詞使用說明
前言
第一章  停戰
第二章  搞革命
第三章  大地
第四章  協商
第五章  心目中的中國
第六章  猴子騎靈𤟥
第七章  所謂的盟友
第八章  外國專家
第九章  亞洲之光
第十章  野獸與惡魔
 

前言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過去三十年來，憤怒的示威抗議與激烈的譴責抗爭持續不斷，似乎預告著中國站上世界舞臺，以嶄新且強勢的姿態揭開序幕。這一連串的事件導火線包括領土爭議、北約組織戰機意外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二○○八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中美撞機意外等許多糾紛。其中不乏領導者與外交官尖銳的文字聲明，以及中國政府審慎規畫的牽制行動。中國各城市的外僑住宅同時可見和平抗議或暴力攻擊。我們也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言論蔚為風潮，鼓吹中國對外國政府「說不」（或更難聽的話）。但背後的緣由很大程度來自平民百姓的直覺反應，而非單純的國家立場。

　　這些激動的情緒與嚴厲的言詞，常使從旁觀察的外籍人士為之咋舌，然而更令眾人費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議必定特別強調過去──憤怒是一回事，這種歷史意識絕對又是另一回事。這些紛爭部分肇於過去本身與過去所象徵的，例如日本的教科書內容，或國際拍賣會推出了中國文物。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意外與大小事件可謂家常便飯，然而，為何中國經常如此憤慨地回應這些事件？或為何必須如此憤慨？為何過去如此重要？在各國侵略中國的當時，部分中國淪為日本或英國的殖民地，一艘艘英國、美國與法國的砲艦駛進長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日本、英國、俄國及德國的掌控之下。然而，那個年代已經結束了，結束七十年了，難道不能純粹把它們當成隨風而逝的歷史？

　　我們須認識且理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它伴隨著中國撼動世紀的經濟發展，它也理所當然地為中國注入嶄新且強盛的力量。我們也能想見經濟強盛的中國將在世界面前宣示自身地位，也許此情此景需要花點時間適應，但勢必發生。然而，除非我們能理解這個現象其實並非奠定在中國今日的力量，而是扎根於過去的軟弱，否則我們定然想不通這個現象，也不得與之交手的門道。這些爭議埋藏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脈絡，以及一八四○年代以來受制外國強權的經驗。中國透過歷史的稜鏡展望二十一世紀，以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挑戰面對眼前的現況。如果我們也透過這面稜鏡，就能看見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如何深植外部帝國占領的主要都市、殖民地與中國境內其他地區。本書欲表達的不僅是單單承認此事實，而是在真正深入瞭解這段過去後，眼前的現象才會合理。這並非只是論點，而是他們的歷史，他們賴以生活的歷史。

　　讓我們以一度豎立在上海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為例。一九五○年代起，這塊告示牌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館準備搬遷。博物館某位員工後來談到，當時的他並不曉得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還滿心困惑地詢問資深同事，為何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準備丟棄的廢棄物裡。全球任何博物館的確都會為了讓現代參觀者貼近體會歷史，而仿造過去的文物。幾年後，這件事情被寫成一篇雜誌短文，文章寫的不是這塊告示牌的複製品遭到丟棄，而是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當時的公園確實貼著一塊告示牌，但博物館展示的那面告示牌卻是以簡體中文與英文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這個堅信告示牌為真的部分歷史可透過報紙與報導追溯。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關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經相當重要，而且影響遍及國際，上面的字詞應該就要是那樣。一九二○至九○年代的數十年來，儘管告示牌影響的層面略有不同，但持續發揮重要影響，即便至今，依舊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這篇語調嘲諷但內容嚴肅的奇聞，外國報紙很快便發現了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開頭就說明種族排擠的真實歷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張告示牌只是迷思、引發了什麼回應。他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不僅論點合理，而且陳述清晰，然而引發軒然大波。指出博物館的告示牌是假造品，並駁斥傳說，此舉等於主張歧視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後來為此匆忙召開研討會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撻伐。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報紙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新聞發表的長篇文章，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這篇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惡意的字眼乃是歷史事實。《世紀》也被迫刊登這篇文章，承認錯誤且立即道歉。以知識辯論為主的全國報紙《光明日報》也刊出了刻薄的評論：「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公園入口前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犯罪的首要證據。」作者特別擔憂地指出：「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我也老早就撞進這起事件，不過不在上海，至少一開始不是，而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倫敦皮卡迪利柏林頓府的皇家文物學會會議廳。當時我正準備在午餐時間演講，內容關於我的研究：上海英人與華人關係史，聽眾是每個月聚會一至兩次的中國社社員。中國社於一九○七年成立，宗旨是「促進中國語言、文學、歷史與民俗研究，以及一切中國科學、藝術、商業和社會事務。」創社當年的第一位講者是中國的駐英特使。多年來，這個社團曾經邀請了多位知名講者，社員在各式領域與中國合作，包括英國商人、外交官、政客、傳教士與學者等，還有許多中國訪客。聽眾聚集在溫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這才發現，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團集會幾乎變成了聚會場所。在場的老英國人，不是在中國出生，就是過去也曾居住於中國。我決定在演講進入研究主題之前，先從上海告示牌的傳說談起，以及公園規定與傳說中那塊告示牌使用的字詞。

　　我以為臨時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現場聽眾興趣，沒想到適得其反。演講結束後，他們明白地表達對我的觀感： 我被指控對於英人身在中國的過去──也就是他們的過去、家庭、人生與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種種不必要的質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說謊並捏造證據以支持我的論點。他們不想再聽到這個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說他們製造問題，每次聽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厭煩。他們說，自己也有中國朋友，有些社員事後還提供事例與照片，介紹他們在中國的老朋友。他們會說，自己還有和以前的家僕聯絡。怎麼會有人認為他們曾對中國人做出這種奇怪的侮辱？我把他們當成什麼人了？

　　真相需要討論，雖然臺下並非對的聽眾。我選擇提起那塊告示牌，是因為它已成為強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國經歷外國強權的過去，留下長久且問題重重的後遺症：真實紀錄留下什麼後遺症？紀錄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遺忘與否認將導致什麼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面對歷史的檔案與報紙時，迴避這個議題。至少打從中國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國報紙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標示用詞一直都是不斷相互詰辯的主題。上海當地當然引發論戰，國際報章亦是。一九○七年，這個故事在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間流傳。一九二○與三○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祕書處發給記者大批照片與資料，解釋真實的告示牌為何。一九五○至八○年代，過去住在中國的外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爭辯此事。同時，上海的導遊與告示牌不斷向外國遊客重述這個故事。一九七二年，國際知名的香港電影《精武門》，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龍一腳踢碎那塊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無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對於蔑視過去、視之虛構的人而言，當然不堪一擊。再者，因為告示牌在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已經成為「不容遺忘」的歷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視。我們為何還要嚴肅看待政治宣傳？而且，既然列強已經撤出這裡，背後的真相大可輕易忘記。上海公共租界於一九四三年交還。外人占領廣大通商口岸的時代已成過去，在中國社這種場合才會重提，甚至現在連中國社也不想提了。過去已經過去，外人占領的社會已不復存在。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難道一切還不能一筆勾消？

　　我們須記得並瞭解造成這個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並非我們只要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就可以讓過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補償。更重要的是，瞭解二十世紀國際化的中國，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義和野心。本書談的是外國的入駐與之後的餘波。影響直至一九九○年代的歷史論戰，持續到香港與澳門兩個殖民地回歸中國。我們越是有深入的瞭解，就越能瞭解中國現在（以及未來）是如何利用過去。我從一戰結束後開始追溯這些故事，歷經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崛起、日本侵略，以及中國共產黨茁壯並於一九四九年掌權。我會說明這些元素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如何推進、過去的後遺症如何被理解與重新呈現，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國留下後遺症的外強又是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還有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情況。寫作期間，中國境內的兩個外國殖民地脫離控制還未滿二十年。一切依舊是當今的故事。

　　上海告示事件的確是個迷思，但是，其背後所牽涉得更廣，那背後是各國聯盟挾著武器背書的條約和協議，控制這個中國核心地區、建立行政區，並發展成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這個行政區開發了著名的江邊地區，俗稱外灘，並在北端設立了一座公園，公園訂定了數條規定，禁止狗和自行車、禁止摘採花朵、禁止華人入內（除了伴行外僑的家僕）。公園雇用英國人、錫克人、俄國人、日本人與華人，組成執行上述等規定的警隊。居住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僑，他們的社交與文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摻雜著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態度、作風與政策。必要時，他們當然也必須包容中國居民，他們會在商場事務對中國人妥協，與中國人合作、談判或合夥。那些公園規定有歷史背景，也倍受爭議。租界中的各國媒體在公開集會或透過社會政治組織，爭論這些規定。一九二八年六月，公園規定改為所有人皆可在小額付費後進入公園。此事件捕捉到許多中國現代經驗的元素，這正是本書關心的議題：抗議與抵抗、形象與無法理解的形象、中國境內由外國治理的複雜世界，以及此複雜世界長久留下的後遺症。

　　我的主題是外人的居留與這些時期的經歷，此外，也必須討論日漸重要的民族與個人尊嚴，當然還有經常被提及的中國「國恥」，以及中國與西方長久的曖昧關係（這裡也包括日本）。所以，舉例來說，這個故事是關於控制上海的是誰？何時？如何控制？著手打造可與外強競爭之新中國的是誰？何處？何時？如何打造？我們還須關注幫助中國的外國人、評論中國的人、人道主義者、政治運動者與雇傭等人的故事，更別遺漏了銀行家與技師。本書也關於主導中國形象表現的是誰？如何呈現？由誰呈現？在何處呈現？好萊塢與皮卡迪利兩地的重要性和上海與廣州同等，一樣重要的還有居留了傳教士的九成中國縣市。這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故事，這些關係在城市與鄉村皆鮮明；為國家發言的是誰？如何？何處？中國「問題」如何表達？提出什麼解決方法？這個故事也是關於中國受到的西方誘惑，那股擁抱外國事物、想法與作風的渴望，例如中國如何開始跳舞？以及中國抵抗誘惑的力量，例如炸了舞廳的是誰？為何？燒了書籍或打壓音樂的又是誰？這也是一個外國如何與二十世紀中國日常生活結合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後，「新中國」如何調整失衡的鄉村和西化的都會區；外國與本土、自立與外援之間孰輕孰重，也是本書的主題。此外，一九四○年代之前，除了眼光極為獨到的人，幾乎無人想把中國當成模範，然而，一九四九之後，中國成為革命的燈塔。新中國似乎成為能夠教導舊世界的新世界，啟發全世界的想像。同時，新中國迷倒並啟迪了從巴黎到祕魯的觀察者。同時，新中國也史無前例地孤立。一九七○年代，中國再度開放，過去顯然仍舊是未竟之業，過去不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議題，過去更同時影響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身分認同。本書集結所有將告示牌故事視為己出的各種視角：謹慎的學者想在《世紀》雜誌提供真實無誤的國家歷史；當地人強調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解（這也是相當必要的理解）；外國社區的居民（他們做了什麼？為了什麼？）我們也將在本書見到一九四九年後，以上視角的繼承者如何看待中國對外關係。這不是全盤的中國現代史，卻是中國現代史重要的部分，這些主題對於瞭解廣大歷史影響至深，這些主題塑造了中國現代史，反之也被其所塑造。

　　本書取材中國、英國與美國的檔案。本書部分源自中國的資料，在我第一次檢視後就遭限制讀取，主要因為後人發現過去的證據與今日官方的宣傳版本相差太大。那些資料和告示牌故事一樣，使官方說法矛盾或不攻自破。儘管如此，我仍能取得大量資料。海外資料相當豐富，這也證明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規模。

　　一九九四年六月，公園告示牌事件被上海大眾媒體收到的大量投書劃下句點。三天後，我竟然收到邀請函，邀請我前往上海的現代歷史研究所演講關於告示牌的主題。歷史學家努力不懈。當時我不曉得《世紀》雜誌引起的軒然大波，而我在演講後的秋天才發現，我之所以受邀正是為了支持上海懷疑論者的論點。我和懷疑論者一樣，我相信必須接受那個故事實是迷思。我也相信，除了過去外僑美好的回憶與後革命意識型態促成的堅固敵意（當然還有許多是革命前的），我們必須確實地理解這段時期的歷史。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歷程需要適切討論，這個歷程也需要中國之外的人記住。這段歷史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消失只是遲早──前帝國心臟地區的各國人必然擁有遺忘的特質。外人在中國居留的意義和衝擊，更是容易被當成普通歷史，為人遺忘或忽視。在美國，這件事往往被當成歐洲或日本的現象，美國並無共謀，或者美國是以不同的姿態，是幫助而非壓迫中國。我們該瞭解，這段歷史更為複雜。我們也該瞭解，這段歷史至今仍然生動且重要。

　　本書不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而是廣大的民族主義中，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扮演的歷史角色。雖然，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後遺症持續深遠，而且由於政治理由，這樣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觀合理。現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險。

　　《瓜分中國》出版後，我問了一位前英國外交官，他們平常談論到該書裡的事件時，他的中國同事與其他同事互動情形如何。他們很常談到這些事件嗎？他微笑看著我，回答：「好些年來，他們幾乎只談這個。」他們現在當然會聊聊其他話題，但是這類話題從未消失，依舊鮮活，而且火辣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