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重新理解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發生在台北的緝查私煙事件，引起全台性的暴亂，史稱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在兩蔣時期政策性的隱晦不談，時為二二八事件歷史禁忌時期。後蔣經國時期到前李登輝時期，隨著解嚴，二二八非但不是禁忌，而且透過學者的呼籲、民代的力爭、行政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二二八事件的政府檔案也全部公開。
真相原本在史料公布後應得以還原，亡者可安、生者可慰，但是這一時期卻不幸的訴諸悲情，在有意識形態學者及政治人物的官民聯合大操作之下，二二八事件登上了神壇，在台灣成為必須被「政治正確」解讀的事件。
杜正勝在一九九七年的文章〈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中，詮釋他主張的「同心圓史觀」為「以台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由內到外，從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並表示，「新史觀」要「擺脫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不論台灣國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從一九九七年迄至二○一八年，無論杜正勝是不是教育部長，也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同心圓史觀」始終是中學歷史課綱與教科書修訂的最高指導原則。一直到蔡英文上台後，乾脆把「中國史也打碎，併入東亞史，這個「同心圓史觀」不再有中國這個圓，「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成為台灣歷史敘事的脈絡。
台獨學者李筱峰明確地指出，從整個台獨運動史的觀點來看，二二八事件之前，早就有台獨運動，只是各有不同的主張、內涵和動機，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得「台獨運動進入新的階段，而建立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才是現階段台灣獨立的意義」。當然還有更激進的台獨者，刻意以「狗去豬來」為書名來強化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仇恨。
在這個以「去中國化」為目的的歷史敘事中，二二八是一個關鍵的事件，也是新台獨運動的一個最佳切入點。近一、二十年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敘事都在這個目的中逐漸演變，從一個單純的警民衝突，演化為「大屠殺」、「官逼民反」，再來是將民國政府與國民黨詮釋為「外來政權」的惡行，而最終上升到蔣介石是整個事件的「元凶」。
二二八事件中。陳儀政府未能防止事端發生，又未能及時化解衝突，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但是事情是否如此單純？僅用政府迫害人民一語就可以完全解釋？
扭曲二二八史實者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一是早期經歷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年代的中共地下黨人或老台共；一是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往海外，後來台灣實行土地改革，有些人就變賣保留土地及公司股票，移民至日本及美國，參加台獨運動；一是在台灣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或視民國政府為外來政權的一群人；一是受害者的關係人、「見證人」，以「口述歷史」、「回憶錄」、「訪談」方式來回顧過去。這些立場迥然不同的四種人，有一個共通的論點，即均以國民黨政權凶殘壓迫台灣人民為陳述的主軸。
從解嚴前，二二八事件的坊間論述就充滿著扭曲與謊言，由於政府避諱談此事，謊言也就越來越怪誕。「大屠殺」的數字從數萬到十多萬，外省軍人屠殺本省百姓的方式是從手掌或鼻中穿鐵線，然後集體丟入基隆河或高雄愛河。任何人聽到這些故事，絕對不會對當時的政府有任何好感。
當「大屠殺」的印象已經深植人心，以後所有的論述就方便往下推了。在價值認知上，我們認為即使一個人冤死都不應容許，並應還其公道，但是刻意誇大或謊言死亡人數來製造仇恨，卻是更為不道德。
為何會有上萬人或十餘萬人死亡之說？連清朝時期的林爽文事件、日本殖民時期的余清芳事件，現在都還找得到集體的埋葬地點，二二八事件如果真的有上萬人死亡，為何卻連一處集體埋葬地點都找不到？國內外記者竟連一張照片都沒拍到？這些找不到屍體和戶口的死亡數字從何而來？
事後證明，這些上萬、數萬或十多萬死亡人數之說，若不是刻意造假、有心編撰，就是道聽塗說。由台灣納稅人出資金，由二二八家屬代表組成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截至二○○五年（民國九十四年）底認定：本省人死亡人數六八一人，失蹤人數一七七人，羈押判刑人數一三九五人，受難人數合計二二五三人。每位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以領到六百萬元。雖然真實的死亡數字已經大致出現，但是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扭曲，誇大上萬死傷人數，仍舊是政治人物口中或網路上的「政治正確」。
而另一方面，對當時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數百名外省人，迄今為止，包括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在內所有的政府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從未主張過賠償。但是，一位日本人在基隆被政府軍隊誤傷後傷重死亡，卻可以獲得六百萬元的賠償。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是非公義？這也是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另一個重要的反思。
任何一個人無辜的死亡都是不幸。如果以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標準來看，日據時期被殘殺的台灣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依據《警察沿革誌》日本官方檔案中的紀錄，日據時期，光是警察在台灣處死的人數就超過十六萬人，單一事件超過千人受難者比比皆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去當慰安婦的台籍婦女就約有約一千二百人，可是迄今為止，沒有看到政府與那些二二八、台灣史學者有什麼大力譴責日本殖民政府暴行的言論文章，也沒有為日據時期受害的台灣人討回公道，還原他們的名譽，為他們立碑、建紀念館。這何嘗不也是二二八事件帶來的反思。台灣島上人們的核心價值信仰是什麼？「政治正確」真的可以超越「是非黑白」嗎？
二二八事件應該可以理性討論、感性撫傷，但是當二二八事件已成為一個「政治正確」時，特別是一些學者政客可以拿來做為打擊國民黨與民國政府為外來政權、欺壓台灣人、不正義的工具時，又豈會輕言放棄？
舉例來說，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委託歷史學者張憲炎、黃秀政、陳儀深、陳翠蓮、李筱峰及何義麟等七人共同撰述，於民國九十五年（二○○六年）二月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就是一個為「政治正確」而服務的政治報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是：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凶」。陳水扁親臨新書發表會，大力讚揚「真相大白」。綠營及獨派人士立刻主張，要對國民黨提起訴訟，求償新台幣五十億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立論偏頗，可議之處不少，但是為了讓他們認定的「政治正確」成為「歷史正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曾特別拜會內政部部長，要求將該研究報告列為官方文件，俾便教科書得以引據。
二○一八年二月二月二十八日，舉辦二二八事件七十一周年「中樞紀念儀式暨紀念活動」時，二二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說，「二○一八年是轉型正義元年」，基金會將配合蔡英文政策，盡速協助完成「二二八轉型正義報告」。
「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政治正確」三者的關聯性是逐漸演化的。當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掛勾，成為一件必須有「政治正確」認識的事件時，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質疑其正確性與神聖性，二二八家屬或相關者在台灣也成為政治正確的身分證明。早在二○一四年（民國一○三年），擔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表示其祖父也被「羈押」過，所以他自稱是「羈押受難家屬」，在次年二月的二二八紀念活動上，跟著大哭一場。其實柯文哲的祖父是參加過日本皇民化登記的本省人，因為曾登記為「日本皇民」身分，二二八事件過後很久，被警察機關羈押訊問三天後飭回，經過七年才死於肺結核，跟二二八事件完全無關。我們也看到馬英九不僅多次與受難家屬座談，並公開推崇李登輝、陳水扁對事件的平反與貢獻，公開表明國民黨對事件認錯的時間太晚，定期穿黑西裝、黑領帶去參與二二八紀念活動。馬英九是希望能夠撫慰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社會裂痕，但也代表著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所塑造的「事實」及所代表的政治符號完全屈服。
絕大部分的讀者與我一樣，從來沒有經歷過二二八，但是那一些人對二二八的記敘，的確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還記得一年前，曾任立法委員的謝啟大女士親口告訴我，她以前從來不敢談二二八，因為所接受到的資訊，完全是當時國民政府對台灣民眾的暴政大屠殺。而現在，在瞭解真相後，她敢於與任何人討論二二八事件。謝啟大委員是一位剛直有正義感的律師，她多年前都會有這種認識與感覺，何況你我？
另一位為二二八事件研究投入全部心血的武之璋先生，他原來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是：「那時候我完全不相信國民黨的說法，一廂情願的相信台獨人士黨外的說法：二二八是國民黨腐敗造成的『官逼民反』、是國家大屠殺。」「到了李登輝時代，二二八資料大公開，有關二二八的書籍大量出版，首先令我驚訝的是把二二八跟現實政治掛鉤，作為操弄族群的籌碼，所有二二八的論述，其文章或書籍總是公式化地歸結到如何追隨先烈繼續為台獨奮鬥。二二八是歷史事件，研究歷史豈能有現實的政治目的？」這樣的質疑，促使武之璋在經商成功後，致力於研究二二八事件，並出版多本著作。
二○一八年中，武之璋告訴筆者，他研究二二八事件多年，得出一個看法：「最壞的就是那些學者」。他說：一般人，包括政治人物與青年在內，都是透過書籍與媒體去瞭解事實的原貌，但是由於「那些學者們」刻意選擇史料，或曲解史料，使得一般人無法正確的認識二二八。
的確，太多人被誤導或被謊言所欺，因而不能正確地認識二二八事件，即使是我自己，如果讀了那些早期出版有關的書籍，只看那些學者們做的「研究報告」，也自然會有偏見。以往政府在面對二二八事件是選擇噤聲，因而錯誤百出的文字謊言誇大陳述充斥坊間（請參考本書第二章「二二八的謊言有多離譜？」），已經誤導年輕人。在史料已經公布後，學者們仍然依附在政治力量上，曲解史料，把原本已是悲劇的二二八事件無限上綱，製造仇恨，誤導青年跟進；有些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利益，將二二八事件做為鬥爭工具使用。因此，我們在二二八事件中，看到的總是「要求道歉、要求賠償、要找元凶」，而看不到「呼籲慈悲、呼籲寬容、呼籲自省」。
二○一七年的二二八紀念研討會上，台大社會所的研究生林邑軒及吳駿盛，以新的人口統計方式，計算出二二八死亡人數在一三○四至一五一二人之間，當場即被受難家屬猛烈抨擊，李筱峰等學者也立刻表示不認同這個研究成果。
不僅如此，早在二○一二年（民國一○一年）第八屆立委任期中，民進黨籍提案人陳其邁、李俊浥等十八位立法委員等人推動「否認二二八事件罪」，提出的「二二八事件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宣揚否決或粉飾二二八事件者、讚美或正當化二二八之專制統治者」，處五年以下有前徒刑。
本書寫作的動機就是希望幫助讀者能夠認識二二八事件的原貌。由於二二八事件的資料都已全部公布了，本書不是以新發現的資料撰寫，而是將現有的資料做客觀與中性的整理，本書的定位並非「學術研究」，而是「基本讀本」，讓讀者能夠簡易地瞭解事件發生的經過與來龍去脈。
西方英美法系國家的法院有陪審制度，也就是讓人民在瞭解訴訟案件的原貌後能夠做出判決，而非交由法官所獨斷。社會是多元的，人也各有看法，對同樣的事情會有不同的解讀。本書希望讀者們能夠回到當時的時空，像個參加陪審團的一員，思考一下，假如您處在當時的情境，會如何處理，會如何反應。請不需以「高瞻遠矚」、「智慧過人」的態度看這段歷史，而是與當時那些人一樣，用「普通人」的立場來評斷這段歷史。
在本書還沒有開始前，先提供幾個情境供大家思考：
如果你是林江邁，就是二二八事件導火線中的那位女士，妳會因為這件事而仇恨外省人嗎？讀者或許會有自己的選擇，但林女士的選擇是，把女兒嫁給了當時來台的外省籍軍人。在她心中，早已沒有省籍、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問題。
如果你是那六位緝煙的警員，因為執行公務引發群眾暴動，就被送進憲兵隊看管，並以手銬腳鐐對待，群眾還要求立刻處死；其中一位原先還因為執行公務，不幸傷人致死，但在初審時被判死刑，後來改判十年，你會如何想？
如果你的家人是遠在桃園大溪國小教書的外省籍女教師，卻無辜地被本省籍暴民率眾輪姦，徹夜裸體，幾乎凍死，你會如何想？如果你的家人是那位與本案一點關係也沒有，人在台中的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在被群眾圍毆重傷，送往台中醫院治療後，仍被暴徒衝進醫院，割去耳、鼻後，又挖出雙眼，再予以猛擊而死。你會如何感覺？他們被害的原因只有一個，就因為他們是「外省人」。如果知道竟然沒有一個人為劉青山事件受到法律制裁，又會如何想？不僅是劉青山一人，還有數百名的外省人在這次事件中遇害，但是因為他們有的是來台的商務旅客，在台沒有親人，死了就死了，即使有名有姓的人，在幾十年後，仍然沒有人為他們討公道，政府也沒有表示過哀悼。你覺得這樣的政府，不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政府，有資格講正義嗎？
事過境遷，幾十年後，如果你是現在的政府官員，你會否同意對當時保護外省人的本省人獎勵，以感謝他們在那個時間點，有勇氣救人的義行，給二二八事件添加些人性的善良與光輝？為何政府從來不做？
如果你是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長官，當民眾已經號召起義，在全省發動攻擊，到處打殺搶劫，你會如何處理？當有組織的團體，要求你解除全台各地政府軍武裝，交出武器，以方便他們接管政府，你會如何處理？
如果你是當時在高雄的要塞司令，在面對暴徒要求談判，並以槍脅迫你繳械時，你會如何處理？如果高雄已混亂，你若做為當地的司令，會否立刻處理？
如果你是當時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當台灣局勢已經一片混亂，而當地長官要求你派兵平亂時，你會如何處理？
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如果你是……，
這些都是二二八事件中一些簡單的問題。人不是聖人，都會有情緒，都會有反應不一定得當的情形。「錯則要追責，對則要肯定」，這是一般老百姓會有的想法，不過，如果對於那些有心要利用二二八事件的人，反應的態度必然會完全不同。
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是什麼？是伺機而起的暴動，是為了改變政權的起義或革命？是為了推動「高度自治」的政治改革？還是不分是非，將其簡化為國家使用暴力對抗人民的事件，因而所有受害者均是無辜者，不論他們是在攻擊政府要地被擊斃、在軍隊與民兵武力衝突中而戰死、結合美國推動台獨、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或純粹就是趁機暴動的暴徒，不論死亡原因為何，均一律得到相同金額的「賠償」。請瞭解，是「賠」償而非「補」償。
政權不是不可推翻，但革命就是權力的較量。太平天國死亡的後人，大概不會想到要向清廷要求賠償或補償。如果革命沒有成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可能也不會被追諡為烈士。目前已發現，獲賠償的二二八受難者名單中有至少三十餘名在北京西山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英雄碑上，被當做英雄烈士對待。如果只是為了追求政治改革，為何要攻打手無寸鐵的學校，毫無防備的醫療所？如果認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追求「高度自治」，那麼在肯定二二八受難者的義行時，是否以後也會對用武力追求「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的「暴民」也給予同樣的肯定？
二二八事件是「大屠殺」？是「官逼民反」？「蔣介石是元凶」？這些都是必須認真思考，嚴肅客觀面對的問題。如果一些「謊言」只是為了粉飾瑕疵，讓社會更為和諧，我們不妨給予包容與體諒，但是如果謊言已成政治正確，為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少數人而服務，造成社會的分歧或仇恨，我們就應還原其真正原貌，讓社會瞭解事實的真相，不讓謊言繼續傷害下一代。
我並不是當時的見證者，記述二二八事件也一定會有疏漏或不足之處，但是本書資料應已足夠供讀者研判了。讀者與我一樣，都是在同樣的文化圈裏長大的，從小受同樣的是非善惡對錯的價值教育，應有基本的判斷分析能力，應該很容易看出整個二二八事件的道理在哪裏。這是寫作本書最大的動機。請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政客、學者們不要再謊言、消費、利用二二八事件。讓台灣的社會不要再因二二八事件產生認同歧異，可以祥和相處，是出版本書最大的期盼。
本書要特別感謝蔡正元先生及武之璋先生在寫作過程中提供諮詢及資料，也感謝孫文學校師長、同學及朋友的鼓勵，使得本書得以完成。下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如何讓台灣社會重新理解二二八事件，讓其回歸到應有的歷史軌跡，理性看待、感性撫傷，和諧團結地迎向未來。
孫文學校總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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