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生：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

地圖   凱恩戈姆高原
導讀   我走，故我在   文/羅伯特‧麥克法倫
前言
第一章 高地
第二章 大山深處
第三章 群山
第四章 水
第五章 霜與雪
第六章 空氣與光
第七章 生命：植物
第八章 生命：鳥獸昆蟲
第九章 生命：人類
第十章 睡眠
第十一章 感官
第十二章 存在
附錄 地名翻譯對照表
 

推薦序

我走，故我在（摘自 羅伯特‧麥克法倫 推薦序）

　　這本書的內容來自雪柏德一生的登山經歷，但創作時間主要集中在二戰末期。戰爭在書中彷彿一記遠雷：飛機墜落高原，機組人員喪命；施行燈火管制的夜裡，她走到山區唯一的廣播站想收聽戰局；若斯墨丘斯莊園裡的歐洲赤松被砍倒，徵用於戰爭所需。我們還知道雪柏德在一九四五年夏末就完成草稿，因為當時她將書稿送給好友古恩審讀。古恩從「親愛的娜恩，妳根本不需要我來告訴你我有多喜歡妳的書，」如此狡黠的回覆下筆，隨後寫道：

　　完美之作。行文克制，有著藝術家、科學家和學者的準確度；下筆精準，無學究氣，字句到位。流露著愛，流露著智慧……妳談的是事實，條理分明、平靜地在事實的基礎上陳述。在妳的世界裡，光和存在本身就是事實。

　　古恩一語道破本書風格獨特之處：抒情節制，極其專注，精確到位，採取有觀點的陳述，讓事實免於累贅臃腫，讀來輕靈有趣。不過，信中隨後的看法就有些傲慢了。古恩認為這本書恐怕很難出版。他認為對讀者來說，關於凱恩戈姆山的各種專有名詞毫無意義，他建議雪柏德插入圖片，並加上地圖輔助閱讀。他還建議她別找「一團糟」的費伯出版社，考慮在《蘇格蘭》雜誌上連載。信末他對雪柏德――他的「水之精靈」，寫出這樣能吸引山林鄉間愛好者的作品表達祝賀。

　　可能因為沒把握能出版，也可能是雪柏德不想出版，總之在之後三十多年裡，這本手稿都被冷落在書桌抽屜，直到亞伯丁大學出版社在一九七七年安靜地出版了它。同年，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出版《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派翠克．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出版《時光的禮物》（A Time of Gifts），約翰．麥菲（John McPhee）出版《到鄉間》（Coming into the Country）；一年之後，彼得．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充滿禪宗思想的山野史詩《雪豹》（The Snow Leopard）問世。在我看來，《山之生》可以和這四本名聲響亮的紀行經典齊名。在我所知的二十世紀探究英國地景的作品中，只有J．A．貝克（John Alec Baker）的《游隼》（The Peregrine）擁有與它相提並論的飽滿，兩者都是此類作品中的異類，行文同樣是引人注目的散文詩，同樣展現出對「親見」的執迷（視覺上的，神諭的）。

　　這本書會吸引新一代讀者有許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自然寫作」在當今社會形成熱潮。由於雪柏德終其一生都鄙視諂媚之言，我在談這本書時必須注意自己的措辭。雪柏德在一九三○年寫給古恩的信中，譴責對她早期兩部小說發表過評論的蘇格蘭媒體，說他們「過於奉承」。「你難道不討厭自己的作品被過度吹捧嗎？」她問古恩，「我非常討厭那些諂媚者。」我想像不出什麼樣的措辭對《山之生》算「過度吹捧」，我實在太推崇它，但雪柏德既然清楚發出過警告，我還是克制一點。

　　《山之生》是本難以明確描述的書。一本關於頌讚的散文詩？一次對地景的詩意探詢？一首地景讚歌？一場探討知識本質的哲學思考？還是長老派與道家的教義混搭？雖說這些描述或多或少都符合《山之生》的特徵，卻無法完整涵蓋它。雪柏德稱它為「愛的流通」（a traffic of love），「流通」在這裡意味著「交流」和「交互」，而非「交通壅塞」，甚至含有在「愛」裡的性的震顫。本書語言飽經歷練，既描寫不同類型的氣候，也是作者與「原生力」接觸幾十年的收穫。調性上，「心智清朗」與「情感湧現」並存；文類上，它囊括了田野筆記、回憶錄、自然史和哲學沉思。一方面，它湧動著令人興奮的唯物色彩，凱恩戈姆山堅硬的岩石兀自挺立，這樣一個大山世界「無為無言，徹徹底底，只是山的本體」；另一方面，對心靈與山脈互動的描寫又幾乎帶著萬物有靈的意味。

　　《山之生》應該最廣義地被理解為一部地方性作品，這一點很重要。過去一個世紀裡，「地方性」（parochial）這個詞已經變調了，因為被當作「教區」（parish）的形容詞，它漸漸被賦予地方教派主義、孤立、局限等意義，意味著一個心靈或整個群體轉向內，開始令人鄙夷地自我設限。但這不是這個字的本意。愛爾蘭偉大的世俗詩人派翠克•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就對地方教區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對卡瓦納來說，教區並非界限，反而是個小孔，得以窺見整個世界。「地方主義（parochialism）是普世皆同的，」他寫道：「它處理的是最基本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卡瓦納和亞里斯多德一樣，沒有把「普世」（universal）和「普遍」（general）混為一談。對亞里斯多德而言，「普遍」的概念寬泛、模糊且難以辨認，「普世」則源自對個體的密切關注，在經歷了細緻調整之後才能形成。卡瓦納一次又一次回到「普世」與「普遍」間的這種關聯，不斷提到一個觀點：我們透過仔細觀察近在眼前的事物來獲得新知。「所有偉大文明的根基都來自地方，」他這麼寫道：

　　哪怕只是想充分了解一個領域或一片土地，也需要耗費一生的時間。在詩的經驗世界裡，有價值的不是廣度，而是深度。籬笆間的一道縫隙，窄河道裡露出水面的光滑石頭，植被茂盛的草叢展現的一處風景，四方小牧場交接處的一灣溪流――這些差不多就是一個人能完整體驗的全部。

　　雪柏德對凱恩戈姆山的了解並不「廣博」，卻很「深刻」。對她而言，凱恩戈姆就像吉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的塞爾伯恩、約翰•繆爾（John Muir）的內華達山、蒂姆•羅賓遜（Tim Robinson）的阿倫群島一樣重要。它是她陸上的島嶼、專屬的天地、鍾愛的領地，她用腳步丈量、探索，長期以來對這片土地的關注為她帶來對生活全方位的了解，而非局限的知識。雪柏德曾問古恩，有什麼方法能「使庸常之物散發出光芒」？她再進一步說明，她指的是「讓事物有普世性」。讓「庸常」（common）有了「普世」性，綻放光彩，這正是雪柏德在《山之生》中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