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望的疑問

　　當代漢學家史景遷以跨時代巨著《追尋現代中國》奠定其漢學地位
　　也在《康熙》一書中立體拼貼出帝王的樣貌
　　但這次他筆下的人物，不是政治家、貴族，不是武士或高尚的隱士
　　而是出身微寒、只會抄寫文件的廣州人胡若望

　　自利瑪竇十六世紀到中國傳教以來，耶穌會教士不僅帶來西方的科學知識，也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西文傳回歐洲，開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時代。

　　清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潛心鑽研中國典籍的傅聖澤神父，雇用在廣州擔任教會守門人的胡若望，協助他回到歐洲做漢學研究。胡若望十九歲皈依天主教，識字又寫得一手好字，身處於大航海時代後亞洲最大的國際城市，胡若望有一個夢想：要親自前往羅馬，謁見教宗，然後把所見所聞告訴家鄉的親友。

　　傅聖澤提供的這份工作正是他夢寐以求。

　　不過，這趟海外工作之旅卻彷彿是一場失語的過程。除了遠途航行的疲憊，加上語言不通與文化的隔閡，讓胡若望這趟旅程的期望不斷流失。他不懂，為何西方的女性可以在大街上遊走、自己向十字架叩頭錯在何處、把身上華服脫下來給乞丐穿不行嗎？這些都是中國人的分際跟美德。在百般困惑之下，胡若望開始行蹤不定，他想完成自己的西方遊記，於是在巴黎街頭遊蕩，最後傅聖澤只好將他囚禁於夏宏通精神病院。

　　當時巴黎眾人對胡若望的觀感是粗俗、不懂禮儀、個性頑固，雖然一部分是出於語言溝通不良，但更多則是文化上的衝突，就如天主教教會內部會爭論該如何看待中國人的祭祖禮儀與傳統典籍。儘管胡若望在中國史上是無法被納入史冊的小人物，然而其史料卻藏於世界三大檔案庫中，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小人物將近四年的歐洲蒙難記，除了顯現教會在中國的文化活動軌跡、漢學在歐洲的發展外，更多是世界浪潮的衝擊，傳統中國的斤重大門，自此再也無法闔上。

名人推薦

　　「時而驚險、荒謬，又讓人意猶未盡，史景遷細膩地描述這個扣人心弦的歷史故事，並伴隨著深刻的道德意味。巧妙的學術之作。」—— 《柯克斯書評》

　　「透過文學一般的敘事風格，史景遷得以從史料本身找出胡若望的諸多疑問，又不會強加答案給讀者。」——《紐約時報》

　　「這本書能引發讀者諸多的反思與深刻的情感，他們不只會留意故事的走向，也會細細品味其意涵。」——《洛杉磯時報》
 

作者簡介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曾獲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榮升最高榮譽斯特林教席，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簡介

陳信宏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目前為專職譯者。譯有《我愛身分地位》、《好思辯的印度人》、《最後的演講》、《思辨：一場正義之旅》、《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令人著迷的生與死：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等書。
 

第六章  巴黎
 
【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巴黎】
 
胡若望與教廷大使馬錫的會面並不順利。帶著胡若望前往大使住處的不是傅聖澤，而是奧瑞神父的祕書，三天前他才在杜樂麗宮弄丟了胡若望。這名祕書將胡若望交給羅塔，接著帶到接待室。傅聖澤就在那裡與他們會面。
 
接待室裡滿是教廷大使的隨行人員，包括神職人員、仕紳與聽差。胡若望看到牆上的十字架，隨即趴伏在地上不斷磕頭，完全無視於旁人的訝異，而傅聖澤則是忙著向他們說明這是中國人表達虔誠的方式。傳教士希望中國信徒只在中國境內而且在耶穌受難日當天才行使磕頭禮，但信徒有時候也會因為一時激動而在其他時刻做出這樣的舉動。
 
面對大使本人，情形也沒有改善。胡若望由傅聖澤帶領到大使面前，但還來不及打招呼，就先打量了房間裡為他們三人準備的扶手椅，並且認為椅子的安排並沒有對教宗本人所指派的代表呈現出應有的尊重，但他倒是正確猜出了誰是教廷大使，於是高喊一聲：「大主教！」然後在其他人來不及出手阻止的情況下，就立即把大使的椅子拉到他所認知的房間主位。接著他又把另一張椅子拉到第一張椅子的旁邊，敦促傅聖澤坐下。「至於我呢，」胡若望擺好了椅子之後說道：「我就待在這裡。」然後謙卑地站在房間的另一端，看著傅聖澤與大使坐下來開始談話。
 
傅聖澤再次解釋了胡若望這項舉動所帶有的儀式性意義。教廷大使來到巴黎才一個多月，而且不到兩週前才剛與年輕的法國國王首次會面，他非常重視自己的尊嚴，對胡若望的舉止一點都不覺得有趣或動人。他們的談話很快就結束了。胡若望獲准退下，被送回了貝恩斯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