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增譯、修譯序
猶記得約莫二十年前我剛剛取得碩士學位，在康寧專校兼任，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時，選用的教材便是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中國現代史鉅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身為一位讀者，當時我的感覺是，這三冊書籍的史料豐富，鉅細靡遺，且作者能把中國史的各個方面，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串在一起，變成一個敘事的整體，對於任何缺乏相關背景的讀者來講都能有很大幫助；而且另一個特色是譯文流暢、用字遣詞優雅，這在翻譯的歷史書籍中確屬難能可貴。在此要感謝譯者溫洽溢教授為史景遷大師華麗代言，讓臺灣讀者能享受到不一樣的閱讀經驗。
但事實上，史景遷初次被譯介到臺灣，並不肇始於時報出版社找溫洽溢來翻譯《追尋現代中國》。據我粗淺的了解，在臺灣，史景遷的作品最早是由臺北絲路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就是《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譯者為張連康，而且那時候甚至沒有把作者的名字翻譯成他的漢名史景遷，而是音譯為「史班斯」。後來還有唐山出版社推出《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接著才是時報出版社於二〇〇一年委託溫洽溢譯出《追尋現代中國》，而且他幾乎成為史景遷在臺灣的御用譯者，陸續有《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康熙》、《前朝夢憶》、《改變中國》等譯作，也重譯了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將書名從舊譯的《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改成《天安門》，繼而更有《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曹寅與康熙》等書的推出，且全由時報出版社出版。
《追尋現代中國》是史景遷於一九九〇年推出的代表作，後來又於一九九九、二〇一二分別推出二版與三版，而二版就是溫洽溢舊譯所根據的文本。史景遷在三版的序言中言明，三版《追尋現代中國》與先前最大的差異，就是經過他大幅刪修，去除過多的細節，藉此挪出更多篇幅，放入一些新的資料、新的觀點，還有新的歷史發展。從章節結構看來，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把原有的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拆成兩章，變成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與第二十二章〈文化大革命〉，前者只論述文革前的「百花運動」、「大躍進」等由毛澤東發起的社會革命；其次，則是新加上第二十八章〈突破〉，始於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香港回歸中國、二〇〇〇年臺灣政黨輪替，終於中共前總理溫家寶任內處理的幾件大事，例如汶川大地震、溫州高鐵追撞事故等等。
細心的讀者如果把二〇〇一年的舊版《追尋現代中國》拿出來與這一套全新增譯、修譯的新版加以比較，會發現兩者之間有數百處不同之處。首先是新增文字多達幾十處，從一到二十七章大多由我翻譯，全新的二十八章之譯者則為孟令偉。從這部份我們就可以看出，作者史景遷在推出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時雖已高齡七十六，但仍能重新檢視整本書，增補各種新的史料，此等創作活力實屬難能可貴。其次，由於這近二十年來《追尋現代中國》的譯文享有極高討論度與關注度，備受兩岸讀者矚目，因此時報出版社編輯團隊感覺有必要把誤譯或可以譯得更為流暢的部分重新修正改譯，所以特別與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合作，由黃怡瑋、吳侑達、蔣義、蔡惟方、Jonathan Lee（李小慧）與徐嘉煜等六位同學對照一至二十七章中英文，校訂出值得商榷的譯文，最後由我進行修正改譯。
當然，我的原則是尊重原譯者的創作，唯有在讀起來真的非常難以理解或明顯有錯誤之處才會修改。不過，我的另一原則是尊重原文，凡有漏譯之處全都會補上去，也會力求在語意上貼近原文。例如，第一章第一段作者用了「most sophisticated」一詞，原譯是「人文薈萃」，並不能算錯，但修譯後改為比較接近英文原意且也符合前後的「各方面發展最為成熟」——因為「人文」顯然特指文化、文學等方面，不過「most sophisticated」卻可能包含政經體制、典章制度等各種文明面向，意味著中國在明朝已經發展出人類文明極致的國家與社會。
最後，感謝令偉、怡瑋、侑達、蔣義、惟方、小慧與嘉煜等七位同學在過去一年多來的辛苦付出。能夠讓《追尋現代中國》這一本中國現代史鉅作以全新風貌問世，與新一代的臺灣讀者見面，我想對於推廣歷史教育與促進歷史思考來講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我們也很期待那些跟我一樣，已經把舊版《追尋現代中國》納為藏書的老讀者再度把這一套三版《追尋現代中國》帶回家，肯定會有不太一樣的閱讀經驗。
三版《追尋現代中國》總審訂兼增譯、修譯者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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