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孔子生平言行，具載於其門人弟子之所記，復經其再傳三傳門人弟子之結集而成之《論語》一書中。其有關於政治活動上之大節，則備詳於《春秋左氏傳》。其他有關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後，又散見於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穀梁傳》、《小戴禮記》〈檀弓〉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語》等書者，當尚有三十種之多。最後，西漢司馬遷《史記》采集以前各書材料成〈孔子世家〉，是為記載孔子生平首尾條貫之第一篇傳記。
然司馬遷之〈孔子世家〉，一則選擇材料不謹嚴，真偽雜糅。一則編排材料多重複，次序顛倒。後人不斷加以考訂，又不斷有人續為孔子作新傳，或則失之貪多無厭，或則失之審覈不精，終不能於〈孔子世家〉以外別成一愜當人心之新傳。
本書綜合司馬遷以下各家考訂所得，重為孔子作傳。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為人，即其所自述所謂「學不厭、教不倦」者，而尋求孔子畢生為學之日進無疆，與其教育事業之博大深微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業次之。因孔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之主要貢獻，厥在其自為學與其教育事業之兩項。後代尊孔子為至聖先師，其意義即在此。故本書所采材料亦以《論語》為主。凡屬孔子之學術思想，悉從其所以自為學與其教育事業之所至為主要中心。孔子畢生志業，可以由此推見。而孔子之政治事業，則為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部分。雖事隔兩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業已不足全為現代人所承襲，然在其政治事業之背後，實有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番精神，為孔子學術思想以學以教有體有用之一種具體表現。欲求孔子學術思想之篤實深厚處，此一部分亦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學與教人與其政治事業外，尚有著述事業一項，實當為孔子生平事業表現中較更居次之第三項。在此一項中，其明白可徵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謂訂《禮》、《樂》，事過境遷，已難詳說，並已逐漸失卻其重要性。至於刪《詩》、《書》，事並無據。贊《周易》則更不足信。
以上關於孔子之學與教，與其政治事業、著述事業三項層次遞演之重要性，及其關於著述方面之真偽問題，皆據《論語》一書之記載而為之判定。漢儒尊孔，則不免將此三項事業之重要性首尾倒置。漢儒以《論語》列於小學，與《孝經》、《爾雅》並視，已為不倫。而重視五經，特立博士，為國家教育之最高課程，因此以求通經致用，則乃自著述事業遞次及於政治事業，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則不免轉居其後。故在漢代博士發揚孔學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轉成為對古代經典之訓詁章句，此豈得與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擬。則無怪乎至於東漢，博士皆倚席不講，而太學生清議遂招致黨錮之禍，而直迄於炎漢之亡。此下莊老釋氏迭興並盛，雖唐代崛起，終亦無以挽此頹趨。此非謂《詩》、《書》、《禮》、《易》可視為與儒學無關，乃謂孔子畢生精神，其所謂學不厭、教不倦之真實內容，終不免於忽視耳。
宋代儒學復興，乃始於孔子生平志業之重要性獲得正確之衡定。學與教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餘事。故於五經之上，更重四書，以孟子繼孔子而並稱，代替了漢唐時代以孔子繼周公而齊稱之舊規。此不得不謂乃宋儒闡揚孔子精神之一大貢獻。宋儒理學傳統迄於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漢，自標其學為漢學，乃從專治古經籍之訓詁考據而墮入故紙堆中，實並不能如漢唐儒之有意於通經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樹。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學與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瞭。下及晚清末運，今文公羊學驟起，又與乾嘉治經不同。推其極，亦不過欲重返之於如漢唐儒之通經而致用，其意似乎欲憑治古經籍之所得為根據，而以興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隔離仍遠。人才不作，則一切無可言。學術錯誤，其遺禍直迄於民國創興以來之六十年，中共邪說獲得乘虛而起。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為目前當務之急。本書編撰，著眼在此。爰特揭發於序言中，以期讀者之注意。
本書為求能獲國人之廣泛誦讀，故篇幅力求精簡。凡屬孔子生平事蹟，經歷後人遞述，其間不少增益失真處，皆一律刪削。本書寫作之經過，其用心於刊落不著筆處，實尤勝過於下筆寫入處。凡經前人辯論，審定其為可疑與不可信者，本書皆更不提及，以求簡淨。亦有不得盡略者，則於正文外別附疑辨二十五條，措辭亦力求簡淨，只略指其有可疑與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於考證辨訂之詳。作者舊著《先秦諸子繫年》之第一卷，多於孔子事蹟有所疑辨考訂，本書只於疑辨諸條中提及繫年篇名，以便讀者之參閱，更不再事摘錄。
自宋以來，關於孔子生平事蹟之考訂辨證，幾於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為多。綜計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數十百家。本書之寫定，皆博稽成說，或則取其一是，捨其諸非。或則酌采數說，會成一是。若一一詳其依據人名、書名、篇名及其所以為說之大概，則篇幅之增，當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盡量略去，只寫出一結論。雖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誇多之譏。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錄》及《續錄》兩編，為考訂辨論孔子生平行事諸家中之尤詳備者。其書亦多經後人引用。惟崔書疑及《論語》，實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並《論語》而疑之，則先秦古籍中將無一書可奉為可信之基本，如此將終不免於專憑一己意見以上下進退兩千年前之古籍，實非考據之正規。本書一依《論語》為張本，遇《論語》中有可疑處，若崔氏所舉，必博徵當時情實，善為解釋，使歸可信，不敢輕肆疑辨。其他立說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標為作者個人之創見。立說必求有本，羣說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竊願以此自附於孔子之垂諭。
作者在民國十四年曾著《論語要略》一書，實為作者根據《論語》為孔子試作新傳之第一書。民國二十四年有《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凡四卷，其第一卷乃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諸家，詳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民國五十二年又成《論語新解》，備采前人成說，薈粹為書，惟全不引前人人名、書名、篇名及其為說之詳，惟求提要鈎玄，融鑄為作者一家之言，其體例與今書相似。惟新解乃就《論語》全書逐條逐字解釋，重在義理思想方面，而於事蹟之考訂則缺。本書繼三書而作，限於體裁有別，於孔子學術思想方面僅能擇要涉及，遠不能與新解相比。但本書見解亦有越出於以上三書之外者，他日重有所獲不可知，在此四書中見解儻有相異，暫當以本書為定。讀者儻能由此書進而涉及上述三書，則尤為作者所私幸。
本書作意，旨在能獲廣泛之讀者，故措辭力求簡淨平易，務求免於艱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盡求通俗化。如《論語》、《左傳》、《史記》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書皆引錄各書原文，未能譯為白話。一則此等原文皆遠在兩千年以上，乃為孔子作傳之第一手珍貴材料，作者學力不足，若一一將之譯成近代通行之白話，恐未必能盡符原文之真。若讀者愛其易讀，而不再進窺古籍，則所失將遠勝於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義理深邃，讀者苟非自具學問基礎，縱使親身經歷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難得真實之瞭解，此其二。又孔子遠在兩千五百年之前，當時之列國形勢、政治實況、社會詳情，皆與兩千五百年後吾儕所處之今日大相懸隔。吾儕苟非略知孔子當年春秋時代之情形，自於孔子當時言行不能有親切之體悟，此其三。故貴讀此書者能繼此進讀《論語》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於孔子言行與其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之第一大聖人者，能不斷有更深之認識。且莫謂一讀本書，即可對瞭解孔子盡其能事。亦莫怪本書之未能更致力於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讀本書而盡獲其所欲知，則幸甚幸甚。
本書開始撰寫於民國六十二年之九月，稿畢於六十三年之二月。三月入醫院，為右眼割除白內障，四月補此序。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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