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面對死亡，追求本真的存在
黃光國
這本《愛與意志》是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Rollo May的成名之作，原書在一九六九年由紐約諾頓公司出版。Rollo May在西方精神醫學界極富盛名，在台灣卻鮮少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於：長久以來，台灣心理學界一直籠罩在「素樸實徵主義」的陰影之下，對心理分析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已經是屈指可數；對存在主義心理分析下過工夫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在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時代，台灣的出版市場到處充斥著許多沒什麼學術價值的通俗心理學譯作，這本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的扛鼎鉅著，雖然在二十年前經由「志文出版社」翻譯出版，卻早已絕版多時，二十年後的今天，「立緒文化編輯部」才又重新規劃，譯成中文，這大概只能怪台灣學風澆薄，這類著作「知音難覓」吧？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本書，我們當可發現：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對於台灣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還十分適用。為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說明存在主義所產生的時代背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理性主義的勃興，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同時也造成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金錢」和「權力」變成兩種最具主導力的價值觀念，許多人都喜歡絞盡腦汁，希望以各種不同的「知識」作為「工具」，來追求「金錢」和「權力」。結果西方文明從希臘時期以來對於「理論理性」的追求，異化成為「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人類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海德格認為：人「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選擇「是自己本身」，他稱之為「本真的存在」；另一種是選擇「不是自己本身」，他稱之為「非本真的存在」。對於這兩種存在方式作出抉擇之後，則個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對自己的態度不同，和別人的關係不同，連時間觀也會有所不同。處於「本真的存在」狀態，個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並不像笛卡兒哲學那樣，將自己想像是和客體對立的主體，相反的，他會開放自己，放鬆自己，讓世界中的事物降臨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為一體，這種境界海德格稱之為「與物同遊」(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這種境界裡，個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會如其所是地展現其自身，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互為主體性的了解，他們之間的關聯，也有一種時間上的連續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則不然。在這種存在狀態裡，個人把自己想像成是和外在世界對立的「主體」，並且企圖用「技術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上學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來掌握或操縱外在世界中的客體。當他用這樣的方式和他人互動的時候，他會選擇「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隱藏起來，並且盡量變得跟「常人」一樣。如此一來，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擇，也不需要擔負任何責任，因而也喪失了所有的自由。在這種「非本真的存在」狀態裡，時間觀的表述方式是「現在—現在—現在」，因為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沒有什麼值得回憶的；未來的尚未到來，也很難有所期待。個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現在」。
在這本著作中，Rollo May指出：在西方傳統中，有四種愛的形式。第一種是性，西方人稱之為肉慾(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愛慾(eros)，這種愛的驅力令人有繁殖和創造的慾望。第三種是朋友之愛，希臘人稱之為philia，第四種是「同胞愛」，或agap憿A意指會為他人的福祉設想，譬如：「神愛世人」即為此種愛的原型。然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西方人開始把他們的關懷集中在以肉慾為主的「性」之上，以為它可以取代愛的其他形式，「我們從假裝性根本不存在，猛地轉入一個全心全意為性著迷的狀態」，任何書店都可以買到談論性知識或性技術的書籍，每一天的報紙都可以看到許多有關避孕、墮胎、通姦或同性戀的消息，「人們大方地在性行為中裸露自己的身體，然而，對伴隨著溫柔而來的心理層面和心靈層面的裸露，人們則顯得戒慎恐懼」。為了克服自身的孤獨狀態，為了逃脫空虛感和冷漠的威脅，人們把自己變成了一部「性愛機器」，「伴侶們氣喘吁吁地顫抖著，希望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同樣的顫抖回應，好證明自己的身體並未麻木」。怪異的是：性行為愈開放，人們對性歡愉的感受卻愈來愈淡，熱情也減低到幾乎消退的地步，性關係變得枯燥乏味，甚至服用迷幻藥也無濟於事。Rollo May毫不含糊地指出：這種「性格分裂的人，其實是技術化之人的自然產物」，他們躲避親密關係，碰觸不著親密關係，甚至無法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用海德格的概念來說，這是屬於「非本真之存在」狀態，在異性關係或人際關係方面所顯現出來的特色。
然則，有什麼力量可以使由這種「非本真的存在」「選擇」成為「本真的存在」狀態呢？海德格認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一個人都會死，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在使用「技術性思考」的盤算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世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會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本質，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同樣的，Rollo May也認為：對於死亡的覺識將使我們對於愛情的價值有更廣闊的開放性。在本書第四章的開頭，他引述著名心理學者馬斯洛在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後所寫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死亡，和它終將現身的可能性，使得愛、熱情的愛，成為可能。倘若我們知道自己將永遠不死，我懷疑我們是否還能如此熱情相愛，是否還能經驗到這等狂喜。」更清楚地說，就本書所關懷的「愛與性」而言，個人也是要清楚地認識到：人是一種「面對死亡的存在」，他才會反省並仔細評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價值；這時候，他才有可能選擇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不再把異性當做是滿足個人性慾的工具，而樂於和對方建立長久的穩定關係。愛與意志合而為一，他對於肉慾的耽迷才有可能超拔成為對於「愛慾」的嚮往。在這種存在狀態裡，時間並不是以「現在」作為核心，由「過去」奔向「未來」的直線型流失過程；而變成一種「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不斷往復循環：「過去」和「現在」打通了，走向未來也可回復到「過去」，人的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無，反倒蘊含著無限多的可能。
談到這裡，我們便可以回過頭來說明：為什麼我認為Rollo May的這本鉅著對於今日的台灣社會仍然有高度的適用性。台灣的文化發展一向是跟在西方社會之後，邯鄲學步，亦步亦趨。西方文明中蘊含有「工具理性」或「技術性思考」的文化質素，通常都會像疫病一樣地快速傳遍台灣社會；然而，西方思想家對其文明發展的深刻反思，通常都要晚個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才能經由少數知識份子的引介，逐漸為人所知。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一批所謂「現代化派」知識份子的狂吹濫捧之下，傳統社會中的性道德和性規範早已土崩瓦解；對於新世代的年輕人而言，什麼「一夜情」、性解放、搖頭丸、墮胎、未婚媽媽、同性戀……等等，都是司空見慣之事。年輕人不管發生任何性的糾葛，許多「心理學家」和「輔導專家」的建議一定是「加強性教育」。在這種「性技術思考」氾濫成災的時代，將這本《愛與意志》譯成中文，讓我們對於自身的時代處境，有多一點反思的空間，誰曰不宜？
在對本書做完引介之後，作為一個致力於推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學者，對於本書的內容，我還想做一點提示。我們在讀本書的時候，切不可忘記：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西方的心理學家，他在書中雖然偶爾也會提到東方文化的觀點，但整本書的思維理路卻是純粹西方式的。比方說，在本書中，他花費許多篇幅所討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愛慾」或「愛洛斯」(Eros)，就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跟傳統中華文化可以說是完全不相應的。在一篇題為〈自由與自律之間〉的論文中，哲學家唐力權曾經用一段十分精闢的話來突顯中、西文化在這一方面的對比。他說：中國人的文化心靈是「良知型」（良知偏勝）的，而非「愛羅型」（愛羅偏勝）的。愛羅心性(Eros)乃是一個喻於「自體性價值」的心性，而良知心性卻是一個喻於「互體性價值」的心性。愛羅人所突顯的乃是「材知愛慾」的「自由本能」，而良知人所彰顯的卻是「仁恕關懷」和「悱惻本性」；前者是一種「異隔對執」的本能，而後者則是一種「同體感適」的本性。
唐氏所謂的「愛羅型」或「愛羅偏勝」，就是本書所說的「愛慾」或「愛洛斯」。換句話說，所謂「本真的存在狀態」，對於西方人和華人是截然不同的。這樣的差異，恰恰是中、西文化最最尖銳的對比所在。當然，由於篇幅所限，在此我無法繼續深論：什麼是「良知型」（良知偏勝）的「仁恕關懷」和「悱惻本性」；它和西方的「愛羅型」（愛羅偏勝）又有什麼不同。這裡，我只能留下一個引子，希望在「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潮流導引之下，有些年輕的學者能夠繼續思索這個問題，針對華人社會中的實際情況，另外再寫一本中國式的《愛與良知》。
二○○一年二月一日
譯序
羅洛．梅——存在主義與精神分析之實踐者
彭仁郁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羅洛．梅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艾達城(Ada)。父母的離異與其姊的精神病發作，必定在羅洛．梅幼小的心靈中，暗自種下日後探索人類精神奧秘的種籽。在密西根大學就讀時，他因積極參與一激進派學生雜誌的出版而被勒令退學，乃返回俄亥俄州，於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取得學士學位，其後，轉赴希臘亞納托利亞大學(Anatolia College)教授英文，為時三年。訪歐期間，羅洛．梅以巡迴藝術家的身分實現其對繪畫的熱情和渴望，並曾短暫地求教於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的開山祖師阿德勒(Alfred Adler)。返美後，進入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結識當代重要神學暨哲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並於一九三八年獲得神學士學位。
身為猶太人的田立克在二次大戰、希特勒執行種族清洗屠殺期間，流亡到美國，其大半家人皆未逃過納粹魔掌；對於人類心靈深層之惡魔傾向有親身體驗的他，一直在基督教信仰的現代社會脈絡中，探問惡的終極意義。羅洛．梅在本書中之所以試圖藉「原魔」(daimonic)概念，以解構愛與意志的對峙處境，應受其影響至深。當然，他自身與病魔對抗的經驗，亦不容忽視。由於感染肺結核，羅洛．梅臥病在床整整三年，此病在當時仍無藥可治，令他幾度徘徊於死亡邊緣，然而一旦病情稍微緩和，他便貪婪地閱讀。在其青睞的作家之中，丹麥宗教哲學家齊克果(S顤en Kierkegaard)的存在哲學觀點，在羅洛．梅建構其存在主義心理學理論的道路上，宛如指引明燈。
大病初癒的羅洛．梅，進入懷特學院(White Institute)接受心理分析訓練，此間，他與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佛洛姆(Erich Fromm)等美國心理學界內扛鼎級人物，過從甚篤。一九四九年，他自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成為該校首名獲頒此頭銜的畢業生。
次年，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學專著《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該書首度有系統地提出「一般性焦慮」(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慮」一詞跨越心理病理專有名詞的囿限，而將之引入一般心理現象的範疇，以描繪現代科技發展對人類整體生活處境的徹底改變，如何導致現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緒問題。而在此科技理性時代所造成的特殊心理景觀（即社會學中所稱之「異化」）中，羅洛．梅觀察到現代人內在空虛感的關鍵，乃是因為愛與意志的舊有倫理力量已然遭到嚴重斲傷，而使得人類在面臨生命本身所發出的根本質疑時，悵然若失怙孤兒，伶仃無依。羅洛．梅進一步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愛已被簡化為性，而意志亦被誤解為過度理性、嚴竣的意志力。其著書之目的，即在重新定位古希臘的「原魔」(daimonic)——此一介乎意識與潛意識、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原型力量——概念，說明此原型力量乃為愛與意志的共同根源。依此觀點，愛與意志其實是人類在每一個當下所展現出的生命動力；而且，這眼前的當下，延續著過去（史性經驗）、並投向未來（歷史之開創）。此時間三向度的融會，即涉及羅洛．梅在本書中所欲重新詮釋的另一概念——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概念雖然轉借自胡塞爾現象學之語彙，但是，當羅洛．梅試圖運用此構念，作為心理分析治療發生效用的根本關鍵時，即已脫離了胡塞爾藉其說明意識與意識對象間關係的哲學脈絡，而跨進了存在主義之境域。亦即，在人們面臨茫然未知的生命處境時，意向性如何成為既在後推動、又在前牽引的力量；這個力量不僅是意識的、理性的，亦為潛意識的、超越理性的。
羅洛．梅是將歐洲存在主義思潮引介至美國心理學界的重要拓疆者之一。讀者不難從字裡行間，看出他意欲在精神分析的基底之上，建構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努力。曾在病榻間撫慰羅洛．梅、更鼓舞他與病魔相搏的存在主義先驅齊克果，在日記中寫著：「我必須尋得一個對自己為真的真理；而此真理中所蘊含之意念，將足以教我為之而生、或為之而死。」自此開始，倫理學便反叛了柏拉圖式的價值觀，不再認為人世間應存在一種普遍而客觀的道德判準，因為，人所尋求的真理是否為真，唯有作為主體的人有資格評斷；但是，繼主體擁有選擇的自由之後，伴隨此自由而來的則是承諾和責任。然而另一方面，由於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論對於潛意識力量的揭發，卻彷彿默默支持著行為主義之生物決定論觀點，聯手削弱了存在主義所頌讚的主體自由。
面對此自由與制約的爭戰，比羅洛．梅晚生六年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在《自由與虛無》中藉由自在存有(en-soi)和自為存有(pour-soi)的總體性辯證，導出了「人注定是自由的、並且此自由將在對宿命論的永恆反抗中獲得」的結論。同樣受到存在主義與精神分析之波瀾衝擊，並據此二大思潮以建構自身理論的羅洛．梅，卻未選擇沙特式的基進反叛路線，他所採取的是中庸法則，試圖將對立的兩端，統整、併匯在一圓融之體系中。在他的想法裡，認為人類必須先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是被決定的，然後才能談論自由選擇的問題。在羅洛．梅心理學理論的鋪陳中，我們可時時嗅到中國傳統哲學裡陰陽相合的氣韻。比方「原魔」的善惡並存、兼具創造與毀滅力量；愛與意志的相生相依、不可或離等等。對羅洛．梅而言，任何一種形式的心理治療，其目的皆是在幫助病人獲得自由，而達成此目標的根本途徑，即為接納自身的原魔、學習聆聽潛意識的呼聲，並從愛與意志的共同實踐中，回應生命對人類所不斷拋出的意義探問。
在翻譯全書的過程中，最令譯者頭疼的便是「原魔」(daimonic)這個詞彙的譯法。劉崎先生在所譯之《悲劇的誕生》（尼采著／志文出版社）中，曾經將這個詞譯成「魔性」；另外，王溢嘉先生則在其所編著之《精神分析與文學》（野鵝出版社）一書裡，譯為「原始生命力」。為了想強調daimonic作為一潛意識原型力量的面向，譯者雖感羞赧，卻仍大膽地提出「原魔」的譯法。至於此譯法是否適切地呈顯此概念的實際意涵，還請讀者細讀本書之後，不吝指正。此外，羅洛．梅在本書第五章中，對於向蘇格拉底借用此概念的典故，有此一述：
……當蘇格拉底因被指控教授青年學子謬誤的「魔鬼學」而受到審判時，他如此描述自身的「魔」(daimon)：「這個徵兆在我尚年幼時，便以一種聲音向我顯現。」
但事實上，上文中的「魔」(daimon)字，意謂的乃是「原魔」(daimonic)，換句話說，它並非為一具有想像實體的生命形式，而是一種超乎理性、橫跨意識與潛意識，暗暗影響人所作所為的原型力量。由於在英文中，daimon和daimonic字根（按：來自古希臘文，詳見第五章註 ，以及內文中關於此概念的說明）相同，其意涵可神可魔、亦善亦惡、忽虛忽實。因此行文間，羅洛．梅經常在daimonic和daimon二詞之間來去自如地交互使用著。這一來可苦了學養甚淺的譯者，因為中文裡並無相對應的概念，最後，譯者不得不和自己的智力妥協，分別依上下文將daimon譯為魔（意指原魔）、魔鬼（現代日常生活中之指稱）或惡魔（當原魔全然展現其邪惡面向時）。
此外，書中某些段落行文背後的預設，不時衝撞著譯者的思考邏輯和倫理觀。每當羅洛．梅在談論性愛時，總不脫一種中古世紀騎士精神的口吻，彷彿欲藉其論述，諄諄善誘仍不識愛情真諦的男士們，真誠地對待自己的情感，選擇一個女人，並藉意志之助，讓愛繼續。此種將男性視為想像論說對象、並以異性戀關係作為參考架構的愛情論述，想必教時下對性別議題已具相當敏感度的讀者，感到不解，甚至可能引起某些女性主義者或性解放運動者的攻訐。然而，我們必須考慮到作者本身性別經驗及社會文化背景的限制。他在撰寫本書時，女性主義思潮猶方興未艾，而性別研究和同志論述亦仍在懷胎階段；當今讀者（當然包括譯者在內）已習以為常的性別多元觀點，在羅洛．梅的時代仍是一片荒蕪，尚待下一世代運動者的開墾、耕耘。念頭稍轉，譯者思及在閱讀中所呈現的兩個並置時空（三十年前的美國／甫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正映照出文化思考一路行來的足跡，便不禁豁然莞爾。或許，誠如羅洛．梅所言，如何在每個時代遽變的當口，重新尋得適合該時空脈絡的原魔意涵，才是值得人類深究的根本問題。
作者序
從內在真實中超越永恆循環
有些讀者想必會揣想本書書題中將「愛」與「意志」並置的原因。長久以來，我一直深信愛與意志是相依相屬的。二者皆為存有的連接過程——即，皆為朝向外部影響他人的動作；它們塑造、形成、並創生彼此的意識。然而就其內在意義而言，唯有當一方同時對另一方開放自身、接受對方的影響時，這個過程才可能發生。缺乏愛的意志將會成為操縱——其實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四處可見；而無意志的愛，在當今已成為令人感傷的實驗性作法。
對於這本書中所提出的想法，我不僅懷著作者所慣有的驕傲，也承擔所有的責任。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在這本書前後八年的撰寫過程中，幸有一群朋友閱讀拙作，不吝費時與我討論，才使這些章節的樣貌得以成形。他們是：傑若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朵麗斯．柯爾(Doris Cole)、羅柏特．利夫頓(Robert Lifton)、嘉德納．墨菲(Gardner Murphy)、艾蓮諾．羅柏茲(Elinor Roberts)、恩尼斯特．夏胥帖爾(Ernest Schachtel)，以及已故的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謹在此一併致謝。而潔西卡．萊恩(Jessica Ryan)以其直覺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許多實際建議，是任何一位作者都會感激不盡的。
那些在新罕布夏撰寫此書的漫長夏日裡，我經常在清晨時分起身，走到屋外露台上，凝視朝北方和東方山脈連綿而去的山谷，還沈浸在黎明前的銀色晨霧中。在此純然靜謐的世界裡，只有清澈的鳥囀正以哈勒路亞合唱曲，迎接這嶄新的一天。籬雀使出渾身解數熱烈地高唱著，差點就要把自己從蘋果樹頂端的枝椏上顫下來，在一旁的金翅雀則以晨鐘般宏亮的嗓音搭配伴奏著。歌鶇那廂唱得如此全神貫注，一副渾然忘我的神情。還有啄木鳥在空心的山毛櫸樹幹上敲打著節奏。只有湖面上的潛鳥，迸出魔鬼般淒厲的哀鳴，似是為了拯救整個清晨，免於陷入過分甜膩的景象。不多時，朝陽升起，俯視群山，照耀出蓊鬱的新罕布夏，一派不可思議的綠意流淌在長長的山谷中，豐饒得直要氾濫。群樹彷彿在一夕抽長了數吋，而草地間則綻放著無數生著棕色眼睛的小百合。
我再度感到生命永無止境的來來去去，生長、交配、死亡，又回歸於生長的永恆循環。我深知人類也是這去而復返的永恆過程的一部分，分享著此循環所擁有的惆悵，亦參與著生命的謳歌。然而，身為探尋者的人類，由於受到其意識的呼召，不斷地追求超越此永恆循環的方式。無異於他人，我只是選擇了一個不同的領域，以執行這項探尋的任務。我一直堅信，人必須從內在真實中尋求這樣的超越，因我認為，未來價值唯有在歷史價值的播種之下，才能開花結果。在這急遽變遷的二十世紀，當人們已經飽嚐內在價值蕩然無存的後果之時，我想，出發去探尋愛與意志的根源，乃是極為重要的步驟。
羅洛．梅，一九六九年
於新罕布夏州霍德尼斯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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