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前言：為何寫作這本書？
臺灣當代建築史是什麼？
為女性專業者留下記錄    
從理論到實踐：本書章節概述

第一章 打造現代住宅之夢：花園新城
列斐伏爾與空間生產理論    
實質空間的生產：建築師化身開發商    
空間表徵：專業者眼中的住宅社區規劃
再現空間：性別社會關係與住宅想像    
前瞻、現代或流行？

第二章 女性主義建築史詮釋架構中的修澤蘭    
從社會改革想像建築師身影？
女性主義建築史詮釋架構    
‧從女性主義理論到社會建築    
‧女性主義建築史學的主要特徵與分析架構    
白描與速寫：修澤蘭生平概述
‧修澤蘭家庭背景與早年專業訓練    
‧鐵路局服務時期    
‧澤群建築師事務所開業時期    
‧花園新城社區開發的專業轉型    
‧多元社會角色與建築專業實踐    
女性主義建築史觀點的修澤蘭作品再詮釋    
‧建築師的社會角色及社會參與    
‧性別角色、照顧倫理與建築設計    
‧從性別經驗差異到對環境主觀知覺經驗之關切    

第三章 黃金十年：修澤蘭早期作品(1956-1966年)    
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說    
‧官方為何表彰修澤蘭？    
‧問題意識與研究論點    
對修澤蘭建築專業生涯的初步分期    
新生發展期重要個案解析    
‧東勢火車站（1959-）    
‧中興高中科學樓（1959-1999）    
‧霧峰國小校園規劃（1960-）與舊科學館(1964)    
‧臺中高農教師會館（1961-）    
‧宜蘭高中圖書館／校史館(1962-)    
‧臺灣新生報中興新村辦公室（1963-）    
‧彰化臺鐵工務段段長宿舍（1965-）
‧衛道中學聖堂（1966-1983）    
對修澤蘭早期作品的分析觀察    
故事未完：一些持續待解的發問    

第四章 從不可能的任務到歷史的否認： 中國建築現代化道路上的修澤蘭    
國族主義下不可能的任務    
「現代主義在臺灣」：臺灣建築現代化的移植與挑戰    
修澤蘭第一座宮殿式建築設計：從日月潭到臺中教師會館    
‧雕刻與建築的結緣：楊英風與修澤蘭    
‧日月潭教師會館的發展歷程    
‧臺中教師會館    
與楊英風共創的中國樣式表現語彙    
‧陽明山青邨圓講堂    
‧陽明山中山樓的紋樣與浮雕    
‧臺北市光復國小    
宗教建築中的中國元素    
‧彰化田中耶穌聖心堂
愛國主義與建築現代化任務的矛盾    

第五章 學習場域中的吟遊詩意：修澤蘭的校園建築設計    
現代主義建築中的民主價值？
現代化與批判地域主義    
理論分析架構    
‧建築形式與意義的文化分析    
‧德希達與解構主義
‧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    
‧後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    
‧建築史分析與解構主義理論
校園規劃與設計個案分析Ｉ    
‧整體規劃發展分析    
‧建築空間的軸線性：以學生為主體的建築空間形構    
‧建築立面與造型分析-傳統的表徵    
校園規劃與設計個案分析II──建築構築文化構成    
‧花蓮師範學校──「慎思齋」    
‧蘭陽女中白樓、綠樓與體育館(1966-)    
‧中山女高大禮堂（197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園規劃（1972-）
從後殖民批判到女性主義建築史觀的想像    

第六章 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從提問到再問    
未竟之處：從修澤蘭的建築實踐到深掘臺灣戰後建築現代化課題    
建築師的社會參與    
「去中國化」？    
對建築史知識論與研究方法的再思    
參考文獻    

 

前言

為何寫作這本書？

　　臺灣當代建築史是什麼？

　　修澤蘭（1925-2016）建築師為臺灣當代建築專業者中，作品跨越多樣類型、具高度表現性、引發話題，卻顯得神祕而相關研究極少的一位。在修澤蘭的專業實踐中，一般人最熟悉的當屬陽明山中山樓與花園新城社區。前者以當權者屬意的「宮殿式建築」樣式受到矚目；而修建築師及其團隊在烏來山區開發的花園社區，為臺灣第一處訴求良好品質居住與服務機能的山坡地住宅社區，具時代指標性意義。其作品類型跨越多種樣態與其個人背景有關。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後，以鐵路局的工程師身分在臺灣任職，故曾參與多座臺鐵火車站與鐵道相關建築，如倉庫、訓練所與員工宿舍等工程。身為虔誠基督徒，以其教會人際網絡受邀參與多處宗教建築或教會學校建築之設計；其中以臺中衛道中學的設校與聖堂的設計最為人稱道。

　　再以其所運用的建築形式來看，除了陽明山中山樓及臺中教師會館，因國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需求所展現的宮殿建築外，相較於彼時戰後臺灣現代主義大量簡潔、理性的建築風格，修澤蘭的作品經常以強烈的幾何形式，大量曲線或雕塑般的量體造型，引人討論與關注。其建築作品可謂為1960年代以降，臺灣建築現代化快速發展過程中，充滿實驗性格、且個人風格強烈鮮明，但卻是探討臺灣當代現代主義建築實踐歷程中，遺失的一大塊拼圖。本研究認為，這個遺失的拼圖應該可以視為臺灣藝術創作發展，面對現代主義的多樣性與實驗性格，在威權統治時期高度被壓抑，甚至是扭曲引導其發展樣態的案例之一。

　　然而，前述提及，臺灣當代相關論述對修澤蘭建築實踐的詮釋，乃是著眼於形式主義的觀點，缺乏其他歷史與社會發展脈絡的分析，也未能凸顯出建築實踐在當代建築文化層面的價值。亦即，這裡涉及了建築歷史方法論的知識生產視角。在主流的建築史架構中，主要以建築形式風格切入探討，本質上為純然視覺化的研究取徑；在高度尊崇外在表現形式的認識論中，攸關建築生產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或生產過程，均非臺灣戰後主流建築史所關切。而對於建築價值的思考與探討，也就僅停留在形式風格層次，建築實踐及其所承載人類社會變遷的各種痕跡與文化內容，無法從形式主義觀點取得任何線索。

　　舉例來說，如果回到建築工程專業脈絡來發問，修澤蘭執行陽明山中山樓的工作，在臺灣營造經驗有限，相關工程機具設備窘迫的歷史時空中，許多營建過程中的難題，是如何透過土法煉鋼地以有限的人力完成？是否留下任何足以累積的專業經驗？中山樓的室內裝修與細部設計、家具製作等工作，如何整合不同的工程介面，從建築、室內設計到家具擺設，能夠相互接合、順利完成？易言之，如果將研究視角置放於臺灣戰後營建工程發展的發問，而非從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來討論，我們對中山樓的見解和歷史定位，是否會完全改觀？或者另一個更為簡單的提問是，究竟在建築史的知識體系中，什麼才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再從建築形式來說。中山樓以其宮殿式建築的樣式，長期被詮釋為「封建保守」的威權想像，無法和象徵著「民主」的現代主義樣式相提並論。然而，若是換不同角度來看，這個以「國民大會」代表人民作主、主權在民的民主殿堂，不再是聚攏著皇帝權力核心的所在，而是以這個宮殿式建築來意涵著人民取得了權力，因此得以坐擁此權力空間？換言之，對建築形式的詮釋與討論，本即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角度與思維。那麼，何以長期以來，對於這類建築文化的討論，始終音量微小，甚至是系統性地排除了對這類建築的討論？也就是前述所提到的，針對建築生產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與空間生產過程的討論弗如。自然也就無法從這些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作為思辨臺灣戰後歷史推衍的軌跡，以及曾經浮現的各種文化反動或抵抗的可能性。

　　前述的發問，引導出本書寫作的起點。

　　最初，從一開始，是個很簡單的從經驗到理論觀點的發問。修澤蘭為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有著如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等重要的專業資歷，何以在日常生活經驗所能搜尋的資料中，幾乎難以獲得相關的資訊與紀錄？為了要解答這樣的疑惑，我試著提出一些想像與假設。

　　專業中系統性的性別排除，是當時試著提出的性別分析觀點。特別是當我也曾經收集到一些訊息，指稱修建築師並沒有「多了不起」，傑作有限。言下之意，並不具有太大的研究價值。我想知道的是，專業的評價與討論何在？我們如何評價建築師的專業實踐？這些討論是否具一定的準尺？至少，我認為應該有更多的豐富思辨過程與更多史料，有助於我們進行紮實的對話與討論。然而，這顯然是另一個難題：關於修建築師所留下來的研究資料實在太少了。修建築師的事務所曾經在民國六十九年發生火災。當時把先前重要的圖面資料都燒毀了，以致於後人難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史料來進行研究。想要試著挖掘、並且解釋何以這位專業者在歷史中被淹沒、忽略了，是一路開展這個研究的意念。即使後來才知道路徑上的景致跟我理解與想像差距不小。

　　曾經請教建築領域的資深前輩，為何沒人研究修澤蘭的建築。得到的回答是，因為許多專業者認為，陽明山中山樓的宮殿式建築乃是一種保守的象徵，代表著復古、後退，而無法與當時臺灣發展正熾的現代主義建築樣態，以及整體社會對現代化無限渴求的欲望相匹敵。在現代化、摩登即等於「進步」的意識形態作用下，自然沒有人願意如此「政治不正確」地來研究修澤蘭的建築實踐歷程，甚至，是不屑與之為伍的。

　　針對「現代」與「保守」的二元分化觀點，以鋼筋混凝土來興建中國宮殿式建築樣式、對應於堅硬地盤與溫泉破壞性力量的結構工程與施工技術，這些難道不是屬於現代化的發展範疇？從建築外部到室內設計的細部，建構許多以傳統元素或象徵發展為設計的符號，這不也正是一種致力於建築設計的在地化文化抵抗，以對抗全盤西化的外來移植？從這些軌跡，是否可以挖掘出臺灣在地的現代主義建築發展軌跡與歷程？

　　然而，這些所謂保守落後、不願與之為伍等觀點，現在看來，都是極為後設地，並非直接對應到當時的歷史時空脈絡中的──1966年中山樓落成時，蔣介石的權位仍是穩固而難以挑戰的。修澤蘭順利完成這個龐大的挑戰，自然是獲得當權者的肯定，也循此成為故事登上小學課本的、家喻戶曉的女英雄，享有極高的社會聲望。當然，在此並非要正當化權力擁有者的威權統治，而是想要提問，當研究這種建築與空間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是否有助於對臺灣當時所處威權社會的理解及詮釋？是否可以成為討論統治者文化霸權的一環？何以我們如此害怕面對歷史？這又重新回到前面的提問──在建築史的知識發展脈絡中，什麼樣的經驗現象與問題才是具有研究價值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在這個懼怕貼近對威權時代的理解與想像的情境下，究竟意涵著我們面對何種建築史想像？

　　為女性專業者留下記錄

　　在持續發問與尋覓答案的過程中，擔憂修澤蘭設計的這些已有相當年紀的建築，特別是大量的校園建築，是否會因為校舍更新等硬體改善計畫，而無法挖掘出更多的故事。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際，中部許多建築物倒塌與瀕危，例如日月潭教師會館即遭到拆除重建；臺中教育大學拆除求真樓，改建為圖書館。東勢火車站改建為客家文物館。凡此種種似乎讓研究腳步推進的迫切性益顯嚴峻。

　　2016年，偶然獲知維基百科已經寫出修澤蘭過世的消息，除了透過臉書的社交媒體，相互確認訊息的正確與否外，安靜離世的修澤蘭，帶來無限的惋惜與遺憾，也因此從臉書上認識了許多修澤蘭的「關係者」。這些關係者，包含她早期的員工與同事；有目前仍然居住在花園新城的住戶，感謝她留下這麼好的居住社區。有著曾經就讀於她所設計的學校使用者，相互分享著少時的學生歲月，以及跟這些校舍的故事。當然，還有著來自各地的文史工作者，珍惜著這些不同地區，修澤蘭所留下來的設計與智慧，迫不急待地，想要相互分享交換著，每個人心中和修澤蘭共有的那份環境情感與記憶。甚至，連參與校園建築的公務員，學校行政工作者，開始思考著，是否應該致力於建立臺灣戰後校園建築的檔案、史料與歷史？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傳遞出來的熱烈情感，讓我不禁想問，我們是否曾經如此認真地看待或關心過，為我們設計環境的專業者在想些什麼？如果，一位環境設計工作者過往的努力與付出，能得到廣大使用者，因為空間經驗上的情感記憶與認同，而想要更了解她，難道不應該為這樣的專業者留下更多的研究與史料嗎？

　　從最初開始書寫與修澤蘭相關的研究論文，迄今已逾十年。令人汗顏地，進展相當有限。前述提及，圖面資料與相關研究有限的困境，但幸運的是，陸續採訪到修澤蘭的同事，獲得許多第一手的資料。這些受訪者的熱情分享，是促成這本書的重要力量。然而，相對來說，仍是有許多結構性的限制。舉例來說，與我們現在所熟知，建築師和營造廠、建設公司開發商，分屬於不同的角色，共同參與建築營造過程。修澤蘭除了開業成立「澤群建築師事務所」外，後也成立「新城實業公司」負責花園新城的整體開發，旗下即有大量工程人員。另一方面，當時為了響應政府支援對沙烏地阿拉伯的開發建設，新城公司也派遣工程隊參與援外開發。目前所能採訪收集的資料中，以曾經參與工程營造者居多，參與設計工作者有限。從設計師與工程師兩者在角色的差異，這樣的分佈不令人意外：設計師進入事務所後，部分會隨著事務所持續擴大規模，但多數以自身專業歷程成熟後即離開獨立開業，或者是前往國外進修，較少選擇持續待在事務所；反之，工程師則是多選擇留在團隊裡，形成和修澤蘭夫妻倆人維持著相當長久而延續的關係與情感。訪談過程中發現另一個問題為，修澤蘭因為開發花園新城的沈重資金壓力，心力交瘁，乃是拖垮其專業生涯的重要因素，許多昔日多年情誼的同事，基於生計只能被迫離職。因此，修澤蘭仍留在臺灣的晚期狀況，較難以取得相關的研究資料。

　　過去，對於建築師的研究，向來是非常「作者論」（Auteur theory）導向的。在整理訪談的過程中，幾項一直被同事提及的形容，對修澤蘭的強烈印象為，她相當愛國。她對建築設計藝術的追求，乃是標準高，嚴謹，並且關注整體的藝術表現。她更是虔誠的基督徒，不重視自己的金錢，持續投入基督信仰的宗教生活，即使在她自己經濟已經不寬裕的時候，她仍然盡力捐助金錢給教會。對於國家的高度認同與情感，以及對於建築藝術表現追求完美與前瞻的意念，幾乎可以說，她畢生以追求現代化的、更進步的建築專業表現，來彰顯國家榮耀、促成社會進步，致力於達成一個更理想的「反共復興基地」，並為此價值努力不懈。反過來說，「現代化」與「民族情感」是推動著修澤蘭建築理想與實踐的兩股重要內在力量與價值，或許可視為標示與詮釋其建築專業歷程的關鍵字。這也是本書書名的來由，以及想充分論述的核心論點。

　　前節提及，當前建築史的論述模式，過於形式主義的視覺化視角，高度忽略對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析，也因此，難以探討建築實踐是否還具有任何不同的價值面向。以修澤蘭的建築實踐來說，不僅是從經驗研究的角度來說，歷史史料匱乏的現象也值得關注；從理論概念來說，是否有不同的分析視野，提出對於臺灣當代建築史的反思觀點；那麼，是否可以從不同切面來重新詮釋建築的價值，例如，花園新城開發的社會改革意念，不也正提醒了建築實踐展現出高度被忽視的價值？以及藉此來提出對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發展的不同想像？

　　本書的確有著想要為特定人物留下歷史性記錄的意念。本書意圖凸顯修建築師懷抱著一身好功夫，想貢獻於她所愛的國家民族社會，特別是臺灣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於1960-70年代間，普遍面臨著住宅不足，居住環境不佳的歷史情境，這是促成修建築師想要開發花園新城的時代背景。但最終因為花園新城開發的沈重財務壓力，以及當時國內關於山坡地開發的法令規範與經驗不足等等結構性的限制，致使其先驅者的角色，背負著時代性的悲劇性格；另一方面，在進入1990年代後，房地產開發大幅擴張，固然使花園新城失去其獨特性；但國族國家的認同危機，以及訴諸於本土認同的轉變，文化價值的多樣性發展，集權統治者與其意識形態的垮台等等社會變遷，更是加速其失去舞台的歷史因素。從個人生命史來記錄這個過程，是理解臺灣社會變遷與專業實踐之歷史研究不應錯失的重要片段。

　　因此，本書以文獻、圖面資料和訪談為資料基礎，試圖詮釋修澤蘭建築實踐的表現形式、建築風格與意義內涵，透過歷史性地資料收集、整理，詮釋與分析，重新想像臺灣戰後威權統治情境中，以國族主義作為美學措辭，建構統治正當性的意識形態的藝術表現形式，如何對應於現代性所允諾的進步、?蒙、理性與民主思維，面對著「中國建築現代化」的運動論述，以期映照出現代藝術政治反動的矛盾與挑戰，以及對臺灣當代建築現代化論述貧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