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卷一血的預感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序
寫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出版前
 
胡淑雯　編序　倒退著走入未來
童偉格　編序　空白及其景深
 
卷一導讀　血的預感　胡淑雯
郭松棻 月印
吳濁流 波茨坦科長
葉石濤 臺灣男子簡阿淘［節選］
邱永漢 香港
李渝 夜琴
 
編輯說明與誌謝
作品清單
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大事記

導讀

血的預感   

胡淑雯

　　「人就像淺灘上的魚，口裡不斷吐出膠質，來黏補分離的親人，有時膠質稀薄了，再也黏不上了。」父親說。

　　父親成了數學教員是光復以後的事。歷史教了兩年以後，因為國語實在太差，經常詞不達意，或則心中的一番話無法如意吐出來感到焦慮而痛恨自己，於是改教起代數和三角來，一身的熱情漸漸被架空的幾何圖形和方程式的符號緊緊鎖住。他戴上了冷峻蕭瑟的表情。起先以為那是一個面具，母親說，可到後來脫下來後面的臉也是一樣的嚴冷。人要變成另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啊……

　　郭松棻〈驚婚〉，二○一二《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一卷收錄的，並非郭松棻這部未完成的遺作，而是解嚴前，於一九八四年發表的〈月印〉。一九八四，喬治歐威爾的發明，一個飽含象徵意義，時而意義超載，於是不斷更新靈魂的數字。在一九八四之前的一九八一，臺灣發生了「陳文成命案」，再前一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林宅血案」。將近四十年過去了，懸案依舊是懸案，亡者的血早已乾了，謀殺依舊是「無解釋」的謀殺。人人都無從得知內情，但人人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這就是白色恐怖。在一九五○年代大殺大捕的高峰期，槍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至今依舊是一個模糊不定，彷彿有數，卻無法蓋棺論定的謎題。我們只知道，被槍決者，至少有一○六一人，在獄中死亡者，大概是五十四名。至於戒嚴時期的政治犯總數，國防部在二○○五年呈給總統府的一萬六一三二人，可能是比較接近，然而保守的數字，但其中只有九千多人有刑度，另外六千多人簽結或不起訴，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經審判程序」，被送往「反共先鋒營」進行思想與勞動改造的，數百名海軍受害者。注１

　　威權政體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它所欲防止的危險。為了「反攻」，「反共」，為了一場即將發生但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人民首當其衝，成為國家的戰犯。本書裡收錄的五篇作品，為我們寄存了二戰之後，國民黨政府來臺接收至五○年代，白色恐怖高峰期，傷殘與抵抗的精神面貌。

　　〈月印〉銘記的是「罪」，一個少女由初戀的至貞至純，走向告密與背叛的罪。不同於陳映真筆下俊朗的革命少女，〈月印〉中的少女文惠，是一個被革命事業排除，孤寂而心生黑暗的少妻。陳映真的少女千惠，其形象，封存於當年「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終究失敗卻不忘初衷，呼喚著「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而郭松棻的少女文惠，其形象，則失落在「她逐漸感到，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心事裡。付出的青春無法兌換成世俗的幸褔，她也曾經想要趕上大家，趕上她的摯愛，趕上那吸納了丈夫身心的新人物，新思想，與新時代，「把病中那段空白的日子補回來」，但猜疑的心讓她不由自主提早做了行動，她告發了丈夫的祕密，本以為可以把生活要回來，卻無法預料，這小小的個體行動，引致了一連串的死亡。在那危險的關頭，被歷史選中的人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那大逮捕剛要啟動的歷史時刻，革命的參與者與旁觀者，還來不及覺察國家暴力的殘酷，就硬生生撞上了它。直到九○年代，各種口述歷史出土以後，身為後人的我們，在受難者的陳述中恍然驚覺，怎麼，被特務帶走的許多人竟然以為，自己「去一趟問話就會回來」。

　　〈月印〉中另有一個女性角色，楊大姐，是一位從事地下工作的外省女性。她總是穿著旗袍。那一身旗袍，標誌了革命女性動盪中依舊雅致的女性魅力，她高尚的人品，也召喚著文惠學習「漢民族」的認同，是文惠曾經嚮往，繼而嫉妒的女性形象。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則帶領我們回到戰後接收的歷史時空，以「學穿旗袍」這樣的「光復姿態」，描寫了臺灣人對新政權的困惑。這篇小說，在緊接著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九四八年，以日語發表，在當時造成極大的轟動，身為讀者的我們，可以在這份中文的譯本中，讀到日語句法輾轉新鮮的趣味。這是一個外省籍特工，改換了名字與身分，來臺從事接收工作，搜刮圖利的故事。也是一個本省女性心向「祖國」，努力學習國語，婚嫁於外省官僚的風采與氣勢，進而瞭解「劫收」之內情，於日常中緩緩頓悟的過程。借女主角玉蘭的話說，那是一種獲得國家，獲得婚姻之後，發覺「所得者並非所求」的徬徨。小說在批判省籍情結的同時，試圖理解並超越省籍情結，為臺灣社會至今未解的政治矛盾，提供了第一手的觀察。

　　接續著〈波茨坦科長〉的心理與物質寫真，迎來了葉石濤的四個短篇，取自《臺灣男子簡阿淘》這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這是政治犯書寫的白色恐怖小說。在鐵窗中度過一千多個日子的小說家，以素描般輕快的質地，描繪了獄中的生活，一幕接著一幕，簡直目不暇給：囚禁的歲月中，一方可以得到日照的角落（可以免除皮膚病）。觀看女犯從牢房前走過，所得的撫慰與快樂。「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傳說。「鹿窟案」爆發的一夕之間，單一囚室湧入的三十幾個新囚，那一張張農民與礦工的，文盲的臉。發霉的美援奶粉，也算是一種新奇的食物。獄中種種，葉石濤寫來輕盈幽默，那是一種歷劫歸來，倖存者獨有的豁達。除了出獄後謀生的艱辛，他還為我們記錄了一間，偽藏於妓女戶的特務訊問所。最後，在〈邂逅〉這則短篇中，他偶遇了過去的戀人，「他向來連她的手也沒摸過」，然而他記得，「他曾經傷過她的心」。幾年後重遇的女人，已然成為一個「老公被槍決，大哥被抓的『不吉祥』的女人」，即將再嫁某個喪偶的男子，當兩個孩子的後媽。而小說是這樣走入尾聲的，「在她堅毅的告別裡，藏著挽救不了的脆弱與某些躊躇。」是的，就算心有渴望，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了。

　　而那些逃出去的人呢？他們逃到了香港。

　　一九五五年，邱永漢以日語發表了〈香港〉這部中篇，並獲得同年的「直木賞」。這本小說在臺灣的視野中一度閃現，又消失，如今，這部作品在長期的沉默之後，重新呼吸，並且加入了此刻，當前，全世界目光爍爍凝視且深情關注的，香港的抵抗運動。以虛構逼近真實，豐富了此時此刻，「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之中」（借用班雅明的句子）。為了保有原作剛出爐的光澤與氣息，也為了讓讀者跟隨角色的命運，一路陪著他們走到最後，親臨政治的創傷與生命的頹敗與韌性，我們決定遵從藝術的「任性」，全文收錄。這可是一九五○初期的，逃犯的香港啊。然而，這並不是一部關於「成功」的小說，它關心的是挫敗。挫敗是現實所能給予的，無可迴避的真實。這說明了自由的艱困。自由從來都不是飛翔般天馬行空的「天賦」，自由的艱困，展現在生存的艱困之中，而生存的痛苦，體現在尊嚴的失敗裡。優秀的小說無意成為革命文宣，那不是藝術的責任。流亡者之精神潰敗，本身，就是「野蠻與欺騙的實錄」。

　　至於那留下來的人呢？他們「戴上冷峻蕭瑟的表情」，如郭松棻筆下的父親，再也無法黏補分離的親人。女人則無名無姓無面孔，流落在市井間，在李渝的〈夜琴〉中永恆地勞動著，也許在麵店擦桌子，問你，「要不要來盤小菜？」也或許，在某個公寓打掃，在附近的教堂裡打雜。你只當她是個沒讀過什麼書的婦人，無從發現她的身世：「父親沒有再回來，丈夫又是不見了的。」此後僅剩餘生。女人在宗教的寬慰中，「第一次明白了安定感是什麼。」在下工後的課禱中，學習，「不離棄自己的終向，不失落超性的生命，不隱瞞自己的存在，不背棄自己的過去。」這是一篇不容易解讀的小說，角色通過意識滲流至字句的回憶，有的像夢，有的像幻，男人回來過嗎？怎麼好像又不在她身邊？創傷記憶本就帶著如此曖昧的「不穩定感」。這篇小說發表於一九八六年，下一年，臺灣解嚴了。然而直到今天，許多人依舊並不知道，小說家告訴我們的事，「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

　　注１：參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一清理威權遺緒，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新北市：衛城出版，二○一年），第一二四頁。另，根據周婉窈所著的《轉型正義之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二○一九），一九八八年時任法務部檢察官陳守煌，曾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高達兩萬九千多件，魏廷朝據此預估受難人數約達十四萬。但這個數字至今無法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