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

序一　作為東亞人文思想節點的「革命－後革命」／鈴木將久
序二　刺叢裡的求索——序作為同道也作為鏡像的朋友賀照田新書《革命－後革命》／李南周
作者小引：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
 
一、革命－後革命視域中的中國
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當自信的梁漱溟面對革命勝利⋯⋯——梁漱溟的問題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
群眾路線的浮沉——理解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的不可或缺視角
當革命遭遇危機⋯⋯——陳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湧流析論之一
鑰匙就在那陽光裡⋯⋯——革命－後革命、啟蒙－後啟蒙與當代中國大陸前衛藝術
當前中國大陸的精神倫理困境——一個歷史－思想的分析
 
二、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
中國革命和亞洲討論
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
從苦惱出發
 
附錄　中國革命，是過去的歷史還是正在進行中？——賀照田、李南周
對談
後記

作者小引

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

　　一

　　相比要理解二戰後西歐、北美一些發達國家的歷史與現實，現代－後現代是很重要的理解線索；要理解二戰後亞、非一些曾長期被殖民的國家、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殖民－後殖民是很重要的理解線索；要理解二戰後中國大陸的歷史與現實，革命－後革命則是與理解上述國家、地區不可或缺的現代－後現代、殖民－後殖民地位相若的重要理解線索。

　　本書多數論文都聚焦處理的、對理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有重要性的節點和有重要性的理解脈絡，便和革命－後革命這一理解視角，對理解二戰後中國大陸的歷史與現實所具有的重要性直接相關。這也是本書以「革命－後革命」命名的首要原因。收入本書的論文所處理的問題，分屬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精神史乃至對外關係等不同領域，我當然也期待讀者把這些文章放在這些領域中來閱讀、把握。不過，我把書命名為「革命－後革命」，也清楚表明，我同時在期待讀者把本書這些直觀看上去分屬不同領域的論文，放在「革命－後革命」歷史脈絡與理解視角、理解意識脈絡中進行閱讀、把握。

　　比起命名本書為「革命－後革命」很好理解的如上用意，我如此命名本書的另一層意涵要清楚說明則相當費篇幅。所以如此，是我的「革命－後革命」命名，隱含著跟中國大陸通行的理解中國大陸當代史的革命－後革命方式的尖銳對話，是以我若不清楚說明現有通行理解方式的特點何在、問題何在，我便不能清楚說明用「革命－後革命」命名本書的這另一層含義。

　　對中國大陸歷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中國大陸稱197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後的歷史時段為「新時期」。而所以自稱「新時期」並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歷史標誌點，在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強調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理解方式，把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至現代化建設。

　　對中國大陸當代歷史有更多了解的朋友則進一步知道，中國大陸從「革命」到「後革命」，也就是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認識主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主導，到認識和實踐都相當徹底告別文革、相當充分進入一種「新時期」狀態，實際上是一個至少涵蓋了從1976年9月至1982年9月長達六年的歷史過程。在這六年中，在認識與實踐的很多方面都發生著巨大變化。從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和緊接著的1976年10月積極堅持文革激進理念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國大陸被習慣稱為「四人幫」）四位激進領導人被抓捕開始，推動中國大陸距離文革認識與實踐越來越遠的變化便層出不窮。讓當時人印象深刻的歷史變化點便有：1977年7月文革中兩次被打倒、被重點批判的領導人鄧小平復出；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從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文革發生、展開相始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還被高度評價，但「十一大」強調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批「四人幫」─也就是批文革激進派─國家實際關注重心已經轉到現代化建設中來，儘管這時的建設現代化，是想同時兼顧毛澤東時代的諸多革命理解，想真的做到「抓革命、促生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決定政治不再戴階級鬥爭的帽子，從1979年開始全黨工作重點完全轉到現代化建設方面來，而會議公報雖然沒有正面否定文革，但無論對之前歷史的理解還是對應該如何建設現代化的理解，都已經和毛時代的激進革命理解相告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文革前半期最大的打倒、批判對象劉少奇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方面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並對1949年至當時的歷史、現實，按照當時黨和國家核心主導者鄧小平、陳雲等的認識對歷史進行了展開檢討，對當時現實做了熱烈肯定，另一方面正式解除1977年、1978年想儘量兼顧毛時代激進革命理解和現代化追求的華國鋒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正是以如上這些年中不間斷的變動為基礎，1982年9月召開了志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當時中國大陸國家主導者那裡，「十二大」的召開，不僅標誌著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人事上、實踐方案上，時代都已經相當充分地完成了對毛澤東時代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激進革命理解、激進革命實踐，特別是文革理解、文革實踐的─告別，而且他們所期待的全面致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確立，至此也塵埃落定。

　　對中國大陸當代歷史有深入了解的朋友則還知道，對當時中國大陸國家主導者而言，上述他們大力參與的「革命－後革命」歷史過程，首先是「撥亂反正」對之前種種錯誤（「亂」）的告別，對這些錯誤所擾亂的先前種種正確（「正」）的回復。就是，「撥亂反正」所對應的理解、評價是：從1976年9月到1982年9月，特別是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82年9月十二大召開，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從「革命」階段到革命任務基本完成後的「後革命」階段，而是這一從「革命」到「後革命」過程，及其另一面「新時期」確立過程，所以特別難得、特別有意義，所以應該給予熱烈的評價；還在於這一過程核心伴隨著─認識上對毛澤東時代（1949-1976）經驗與教訓認真、充分的分析與反省，實踐上根據這分析與反省對中國大陸方方面面所做的切實、有力的調整、改變，然後再在這些認識、實踐基礎上開新、改革開放。也就是，在這幾年歷史中集中發生的「革命－後革命」過程，為新時期中國大陸讓人矚目的成績，提供了恰當且堅實有力的基礎。

　　中國大陸國家關於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這樣一些認識，通過國家大力宣傳、控導，成為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大陸關於自己「革命－後革命」歷史經驗過程的主流認識，也是1980、1990年代主導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籠罩性認識。非常有意思的是，經常和中國大陸國家權力關係緊張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國家的這種「革命－後革命」理解、敘述也是基本贊同的，就是他們完全同意鄧時代對毛時代革命的告別，也贊同新時期確立時一系列「後革命」舉動，他們的有所異議、批評，實際上集中在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後革命」變革在政治方面不如經濟方面走得遠。

　　中國大陸知識界對1976年至1982年年間的「革命－後革命」的如上籠罩性認識被打破，要等到2000年前後「新左派」的崛起所帶來的知識思想狀況的改變。「新左派」崛起後有不少左派致力於歷史的研究和重新評價，對之前的歷史認知、歷史理解有重要的拓寬、糾偏作用，也產生了一些很有貢獻的成果。但由於中國大陸「新左派」的崛起，是基於九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大陸貧富分化嚴重等現實狀況，新自由主義喧囂一時等思想狀況，因此他們難免過急、過度地從他們認為對這些問題、思潮有特別救治作用的角度、價值出發，去聚焦歷史、評述歷史，從而在面對歷史時耐心不夠，從歷史自身脈絡出發理解、評估歷史的深入程度不夠。具體到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段「革命－後革命」歷史的認識，很多左派所以給人一種從自身贊同價值出發選邊站的印象，即由於這些左派過急地為自己感覺親和的觀念與歷史部分辯護，對自己不感覺親和的觀念與歷史部分沒有給予足夠認真對待。而這種認識情狀，導致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左派那裡，對從毛時代到鄧時代這段「革命－後革命」歷史的認識，便成為「撥亂反正」這一流行理解的對反，認為這段歷史是在「撥正反亂」，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由正確的社會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也即這一「革命－後革命」轉向，是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新時期一系列嚴重問題所以出現的歷史與思想根源。

　　顯然，這種對從毛時代到鄧時代變化所做的「撥亂反正」歷史理解判定，在2000年後的中國大陸有它的現實意義，也能提醒我們特別去注意歷史中一些先前被忽略的要素與方面，但同樣顯然，這些從所處身現實的某些問題面向出發的對歷史的過度投射性解釋，也妨礙當代中國大陸左派去更展開、更深入、更公平地去理解、把握當代中國大陸歷史與現實的更多面向。

　　上述關於當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撥亂反正」和「撥正反亂」式認識，是我本書命名「革命－後革命」，特別要對話的兩種歷史認知意識。自2001年撰寫〈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觀的變遷〉2一文開始，我便發現，當代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段「革命－後革命」歷史，固然為其後文學令人讚嘆的豐富、多樣提供著關鍵性歷史基礎，但八十年代直至2000年文學所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追溯上去，也決定性伏基於這段歷史的「革命－後革命」方式。等到2006年撰寫〈當代史研究與當前中國大陸的思想與政治〉和〈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的第一個版本時，我則更為清楚地發現，一些從1990年代中後期才開始被特別矚目的政治問題、精神倫理狀況問題，如果要對這些問題有深刻掌握，都需要對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這段過渡歷史中的「革命－後革命」，重新做認真、深刻的考察。

　　這樣一些強烈經驗，推動我更為自覺也更為有規畫地投入從毛時代到鄧時代「革命－後革命」問題的研究。這些投入讓我更為了解，無論是已流行多年的關於「新時期」確立的「撥亂反正」式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還是近年開始在一些人中流行的「撥正反亂」式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都只適於這段時期的有限方面，眾多歷史方面若硬套這兩種歷史理解，不僅妨礙我們對這段時期的這些歷史方面獲得準確、深入的認識，而且妨礙我們對毛時代和新時期的相關聯方面有準確、深刻的理解。這些投入讓我更清晰知曉：要更深入、準確地理解、把握對當代中國大陸至為重要的「革命－後革命」問題，就必須先懸擱「撥亂反正」和「撥正反亂」兩種歷史觀，而切實了解，中國大陸「新時期」的成就確實得益於文革後對毛澤東時代經驗、教訓的諸多檢討，但這並不意味著「新時期」的成立就奠基於對毛澤東時代充分的「撥亂反正」─即對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做了足夠全面、深刻的把握，然後以之為基礎，發展出文革後歷史新局面。實際歷史狀況遠沒有當時許多自認為在「撥亂反正」的當事人所認為的那樣理想，而常常是有得有失。也就是，「新時期」成立固得益於對毛澤東時代經驗、教訓的多方面檢討、總結，但認為對毛澤東時代的檢討已足夠全面、深刻，「新時期」的成立是基於這充分認識基礎上的「撥亂反正」，則並非事實，而只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自認；「新時期」許多問題追根溯源，恰恰來自新時期成立時對一些重要問題究竟該如何認識把握不夠，來自對毛時代一些非常有意義的經驗、一些非常重要的視野沒有繼承與轉化。是以，一些歷史當事人自以為是的「撥亂反正」認識、實踐，回到歷史實際中去，常常並不像這些當事人自認的那麼正確，反常常是「病藥相發」即由於對病本身的把握不夠精準，對患者所具有的有利條件與潛力也缺少足夠認識，故這時治病者的藥方便不是妥帖的對症下藥。而「醫生」自以為高明的「藥」，看起來好像也對「醫」所關注的「病」有效，卻想不到由於「病」看得不準、對病人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藥」又下得過於匆忙、過於自以為是，是以這「醫生」得意的診「病」用「藥」，常常是導致新問題、新「病」的原因。就是，「醫生」以為藥到病除的「病」往往並沒有被真的治癒，更多時候只是其表現形態被抑制，一旦壓抑狀態解除又會舊病復發，或在被抑制中轉化為另外的問題「病症」。

　　從「病藥相發」來看中國大陸流行的關於從毛時代到新時期的「革命－後革命」歷史理解意識，我們就會清楚看到：實際歷史狀況常常是「病藥相發」，但在人們長期的認識意識中卻是「撥亂反正」，且這一「撥亂反正」意識對新時期的確立與展開有深刻的影響，對新時期幾十年中的眾多認知與思潮都有重要影響，因此它既是當代中國大陸諸多問題得以發生的重要意識背景，也是諸多思潮與知識的歷史－現實認知所以出現偏差的關鍵原因。相比，「撥正反亂」的歷史觀雖然也是對「撥亂反正」歷史觀的清算，但由於它是以對待歷史不夠深入、耐心為前提的，當然不能像更貼近當年「革命－後革命」實際歷史展開過程的「病藥相發」歷史理解意識更能把我們導向更準確、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認識。

　　是以，要在新時期歷史展開幾十年後，對當代中國大陸歷史做出根植於歷史內在的深度清理，對其中種種思潮、思考、知識做出根植歷史內在的深切反省，都離不開在和「撥亂反正」、「撥正反亂」歷史意識拉開必要距離的「病藥相發」歷史意識的導引下，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段對「革命－後革命」最為關鍵歷史中的實踐種種、思想觀念種種，給予重新的認真審視、細膩檢討：看哪些觀念與實踐調整是真的「撥亂反正」？即使實際是「撥亂反正」，後來關於它所以是「撥亂反正」的認識是不是正確？正確的認識應該怎樣？對正確「撥亂反正」的不正確認識是否在接下來的歷史中發揮了誤導乃至破壞作用？哪些被認為是「撥亂反正」的變革，實際卻是「病藥相發」？甚至是「撥正反亂」？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情況？實際上是「病藥相發」、「撥正反亂」卻被當作「撥亂反正」，其引發的歷史、現實後果是什麼？等等；當然，也離不開以之為線索，對之前毛時代的思想與實踐經驗進行重新認真把握：看毛時代有哪些經驗和意識視野，應該也可以結構進新時期的歷史，或經過某種轉化可以、也應該結構進新時期歷史？更離不開追問：當發現毛時代應該被結構進新時期的思想視野和實踐經驗，實際卻未被核心掌控推動此「革命－後革命」進程的人們所意識與安排，帶給新時期的問題是什麼？此問題在新時期的歷史展開過程中是怎樣一種歷史演變形態？它帶給新時期歷史方方面面的後果是什麼？而上述這些認識展開，所帶給我們的更為細膩、展開、深入的歷史認識，當然又會為我們看待、把握在原來歷史認識情況下所出現的新時期種種觀念創新、實踐創新，提供來自歷史內在的反思視野。

　　而正是過去十餘年細心研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特別是其中「革命－後革命」的歷史部分，所產生的對「撥亂反正」、「撥正反亂」這兩種歷史觀的如上反省，以及跟上述兩種歷史觀直接對話的「病藥相發」歷史理解意識的產生，使我在命名本書為「革命－後革命」時，也賦予其關於當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歷史過程究竟該如何認識的反思意涵。也就是，構成本書書名的「革命」、「革命－後革命」、「後革命」，不僅意指1949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展開過程中時間上互相接續的三個歷史階段，而且關於究竟該如何努力，才能對「革命」、「革命－後革命」、「後革命」有更準確、深入的認識，關於為什麼在現下這個階段對既有「革命－後革命」歷史認知方式的突破特別重要等等，也是我命名本書為「革命－後革命」時，想通過這個書名指涉的。

　　（詳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