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變的新時代：米榭．塞荷《危機時刻》與《以前有多好！》合訂本

當代的事件
 
剛好就在我早先所談的那十年間，在歷史光滑的表面上，發生了三道幾乎察覺不出的小皺褶：在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從布列塔尼到阿韋龍（Aveyron），從阿爾薩斯到庇里牛斯山脈，在法國爆發了此後罕見的農民革命，並造成十多人喪生；一九六○到一九六二年間，在羅馬舉行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le concile Vatican II），攸關教會的現代化（aggiornamento），引發天主教這個世界最大宗教的不安，我要說的是處於失衡的狀態；最後在一九六八年，正當原子彈變成核子彈時，學生運動在全球掀起了波瀾。
 
我相信這三個事件勾畫出一個構造板塊，它們是對前面事件總結中所描述「人之化成」有關的種種改變所做出的回應。鮮少有分析者察覺出它們在實際上所牽涉到的範圍，因為所有人的思考都繞著經濟或政治層面打轉。然而，它們所觸及的卻是在我們的傳統及文化中最悠久及最深層的東西：宗教、學術或文化、軍事、經濟，也就是過去曾經由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ézil）所談到的階級：教士及神職人員、戰士、生產者。我還會再回到這個在幾千年來一直分配著印歐地區的三元組（triade）。
 
既詭異又危險的情況是，儘管出現了這些重大轉變，我們的制度：政治、宗教、軍事、大學、醫院、金融、企業……皆維持不變，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他們人口不到十億人，絕大多數是依附在耕地上、散落在鄉間的農民，他們也是體力勞動者，身體幾乎沒有機會接受治療，更別說使用什麼藥物了，平均壽命卅歲，每日承受各種病痛、生活上毫無舒適可言，一旦遇到飢荒及疾病幾乎難以倖免，並且面對著一個生存上不可或缺卻又令人感到殘酷的自然。為了這個延續了上千年、突然在半個世紀內終結的世界所設想、所發明及組織起來的各種經濟及政治理論、制度及社會體系，卻繼續管理著一個在人口總數上及各方面都迥然有別的世界。我們將為這樣的盲目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