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版序
在歐洲，從古希臘一直到文藝復興，一般研究文學理論的著作都叫做詩學。「文學批評」這個名 詞出來很晚，它的範圍較廣，但詩學仍是一個主要部門。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於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
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重綜合而不喜分析，長於直覺而短於邏輯的思考。謹嚴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恰是治詩學者所需要的方法。
詩學的忽略總是一種不幸。從史實看，藝術創造與理論常互為因果。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歸納希臘文學作品所得的結論，後來許多詩人都受了它的影響，這影響固然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壞的。次說欣賞，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愛憎不應該是盲目的，只是覺得好或覺得不好還不夠，必須進一步追究它何以好或何以不好。詩學的任務就在替關於詩的事實尋出理由。
在目前中國，研究詩學似尤刻不容緩。第一，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不比較無由見長短優劣。現在西方詩作品與詩理論開始流傳到中國來，我們的比較材料比從前豐富得多，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研究我們以往在詩創作與理論兩方面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鑑。其次， 我們的新詩運動正在開始，這運動的成功或失敗對中國文學的前途必有極大影響，我們必須鄭重謹慎，不能讓它流產。當前有兩大問題須特別研究，一是固有的傳統究竟有幾分可以沿襲，一是外來的影響究竟有幾分可以接收。這都是詩學者所應虛心探討的。
寫成了《文藝心理學》之後，我就想對於平素用功較多的一種藝術—詩—作一個理論的檢討。在歐洲時我就草成綱要。一九三三年秋返國，不久後任教北大，那時胡適之先生掌文學院，他對於中國文學教育抱有一個頗不為時人所贊同的見解，以為中國文學系應請外國文學系教授去任一部分課。他看過我的《詩論》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講了一年。抗戰後我輾轉到了武大，陳通伯先生和胡先生抱同樣的見解，也邀我在中文系講了一年《詩論》。我每次演講，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來改去，自知仍是粗淺，所以把它擱下，預備將來有閒暇再把它從頭到尾重新寫過。它已經擱了七八年，再擱七八年也許並無關緊要。現在通伯先生和幾位朋友編一文藝叢書，要拿這部講義來充數，因此就讓它出世。這是寫這書和發表這書的經過。
我感謝適之、通伯兩先生，由於他們的鼓勵，我才有機會一再修改原稿，朱佩弦、葉聖陶和其他幾位朋友替我看過原稿，給我很多的指示，我也很感激。
朱光潛
一九四二年三月於四川嘉定
增訂版序
這部小冊子在抗戰中由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過二千冊，因為錯字太多，我把版權收回來以後就沒有再印。從前我還寫過幾篇關於詩的文章，在抗戰版中沒有印行，原想將來能再寫幾篇湊成第二輯。近來因為在學校裡任課兼職，難得抽出功夫重理舊業，不知第二輯何日可以寫成，姑將已寫成的加入本編。這新加的共有三篇，〈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兩篇是對於詩作歷史檢討的一個嘗試，〈陶淵明〉一篇是對於個別作家作批評研究的一個嘗試，如果時間允許，我很想再寫一些像這一類的文章。
朱光潛
一九四七年夏於北京大學
天天爆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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