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全史：從凱撒的高盧戰記到戴高樂將軍的自由法國，歐陸強權法蘭西的二千年史

序言
地圖
法蘭西歷代君王列表
第一章　極度黑暗
第二章　自取滅亡
第三章　王者之劍的贈禮
第四章　致命的塔
第五章　被俘虜的國王
第六章　意料中的結局
第七章　無所不能的蜘蛛
第八章　陽光普照的溫暖大地
第九章　以他一貫的浮誇
第十章　「值得一場彌撒」
第十一章　「朕即國家」
第十二章　大難臨頭
第十三章　「我真是你們的王」
第十四章　「不可軟弱！」
第十五章　是祝福或是詛咒？
第十六章　完美的妥協
第十七章　「國家榮耀的象徵」
第十八章　沒有謎題的獅身人面像
第十九章　最後的示威　
第二十章　「我控訴！」
第二十一章　洛林的十字架
結語
謝詞
延伸閱讀

作者序
「終其一生，我對法國都抱持著某種概念。」戴高樂將軍回憶錄的開場白，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佳句。而我，也總是以諸多方式，懷抱著如是的概念。我猜想，這是源自一九三六年九月，將滿七歲的我初次造訪法國的經驗。當時，我的母親帶我去艾克斯萊班（Aix-les-Bains），主要目的是斷絕我對那位英國奶媽的依賴。一切彷彿就在昨日，我依舊能感受到越過英倫海峽的興奮之情；穿著藍綠色夾克的成群腳夫，身上散發出令人窒息的大蒜味；來自四面八方嘈雜的法語（拜五歲開始每星期兩次的法語課之賜，這些法語我已經聽懂不少）；廣大無邊的諾曼地，放眼望去奇蹟似地沒有任何樹籬；薄暮時分的巴黎北站裡，頭戴法國軍帽和手拿一根短小雪白色警棍的警察，以及我看到艾菲爾鐵塔的第一眼。我們抵達艾克斯萊班一棟有著美麗小花園的樸素公寓，一個叫席夢的年輕女孩照顧我，而我母親則是為了矯正我，從早到晚跟我說法文。

戰前我還去過兩次法國，第一次是和我父母在巴黎待了一週，做了一般人在巴黎會做的事。我們乘坐塞納河遊船，遊覽我覺得無聊得要死的羅浮宮，也去了令我著迷不已的下水道。我們還登上凱旋門屋頂，這裡比艾菲爾鐵塔更能飽覽巴黎市全貌，就好像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當然我們也上了艾菲爾鐵塔，不只爬上去，還在塔頂上極其時髦的餐廳裡吃午餐。我父親宣稱那是他最喜歡的一間巴黎餐廳，因為這是唯一一間完全坐在室內用餐的餐廳。我還記得，我看到這城市滿街都是餐廳有多麼驚訝，而且人們都在戶外用餐。這種把餐桌放在人行道上的情形，在戰前的倫敦幾乎是聞所未聞。我其他的記憶還包括：幾乎每個青少年都頭戴貝雷帽、身穿燈籠褲，數以百計這樣打扮的青少年，為了蒐集郵票而定期聚集在香榭麗舍大道圓環的大市場裡。

八年後，我父親成為大使，我們的生活因此變得十分不同。我還在上學，但現在假日我們總是在法國度過（包括仍在二戰期間的一九四四年聖誕節），而且是在一座大宅邸裡。我相信，這坐落於聖奧諾雷黑市郊路（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的沙羅斯酒店（Hôtel de Charost，這是它的正確名稱），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大使館。這棟建築物曾經為拿破崙的妹妹寶琳．波格塞（Pauline Borghese）所有，而後被滑鐵盧戰役後曾短時間擔任英國大使的威靈頓公爵買下，在接下來的兩百年中一直是英國大使館所在地。

那年冬天天寒地凍，大使館是少數暖和的地方之一，而且會無限量供應威士忌與琴酒，這些東西在戰爭開始後就不見蹤影。每天晚上，裡面全是從尚．考克多（Jean Cocteau）以來的巴黎上流社會人士，大使館很快變成被稱做「綠沙龍」（Salon Vert）的某種機構。其中的社交女王是女詩人，也是我父親的情婦路易絲．德．維爾莫林（Louise de Vilmorin），她有時候會在大使館裡待上好幾週（我母親幾乎和我父親一樣愛她，毫無妒意，這並不奇怪，她是我認識的最迷人女性之一。我們成了好友，她教我好多首美妙的法語老歌，我在晚餐後會彈吉他唱著這些歌）。出入大使館的政治家寥寥無幾，卻有許多作家、畫家和演員。我記得暱稱為「寶寶」的舞台設計師克里斯提昂．貝哈德（Christian Bérard），也是常來報到的人物之一。有天傍晚，他帶著他的小哈巴狗，那隻狗一來就在地毯上留下一小塊乾燥的大便，他二話不說就撿起狗大便放進口袋。事後我母親說，這是她見過最有禮貌的行為。不過來客並非只限於法國人，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以及任何我父母認識、又剛好出現的人。

回憶過往，我只有一樁憾事，那就是當時的我太年輕，小了兩到三歲。我認為自己已經很早熟了，但這些名人我只認得他們的名字。我會喊住考克多，幫他調一杯不甜的馬丁尼，但他的作品我一個字都沒讀過。要是一九四四年我已經十八歲而不是十五歲，我就能知道也能學到更多事。不過這也沒什麼好抱怨的，能在大使館裡就已經夠幸運了。

父親刻意將他的正式巡視行程安排在我的假日，因此我們能造訪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一九四五年復活節，就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我們驅車往南，沿路偶爾會經過一輛焦黑生鏽的坦克車。我永遠無法忘記第一次見到地中海時，那不同於英倫海峽的湛藍。一九四六年，我和學校的一個朋友從亞維儂，騎腳踏車橫越普羅旺斯到尼斯，但由於熱浪、戰後坑坑疤疤的道路以及老是被刺破的輪胎（幸好我們有合成橡膠腳踏車內胎），我們的旅程只完成了一部分。

一九四七年，在等著加入海軍時，我在史特拉斯堡某個很好相處的亞爾薩斯家庭裡住了半年，在大學以德語和俄語上課（從十二歲我就開始藉由「靈格風」課程學習這兩種語言）。我非常享受在史特拉斯堡的時光，只除了一件令人尷尬到極點的事：我的房東老是在她先生預定回家的五分鐘前，試圖奪去我的童貞（現在回想起來，她大概每晚在床上跟她先生全盤托出，好讓兩人哈哈大笑一番）。那年年底我們離開大使館，定居在香提伊（Chantilly）郊外湖邊一棟美麗的房子裡。這時法國已經成為我永久也是唯一的家，我愈來愈愛她。

正是在大使館裡，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戴高樂將軍。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也就是諾曼地登陸的三週年紀念，法國在當時盟軍登陸的其中一座海灘舉行紀念儀式，之後在旁邊的旅館裡還有盛大的自助餐午宴。出於某種原因，我無法和我父母一起在前晚抵達，因此當天早上我自己開車前往。當時我十七歲，那是我第一次獨自開長途車。我希望能趕上午宴，但我卻在諾曼地沒有路標的狹窄道路上徹底迷路，午餐即將結束時才到達。我父親將我介紹給將軍，令我驚訝的是，身高將近兩百公分的他竟然站起來和我打招呼。我受寵若驚，但在食物似乎全被收走的同時也感到飢腸轆轆。桌上只剩下一個盤子，那就是戴高樂將軍的盤子，上面放著一大塊顯然還沒動過的蘋果派；我目不轉睛盯著它。「你覺得將軍會吃那個派嗎？」我問我母親。「我怎麼知道？」她回答，「你最好自己問他。」我在飢餓與害羞之間做了一番短暫的拉扯，最後飢餓獲勝，我走到將軍的桌子前面。「不好意思，將軍，」我說，「你要吃那塊蘋果派嗎？」他立刻把盤子推過來，同時帶著一抹微笑向我道歉，說他把菸灰都彈在派上了。發現自己可能太得寸進尺，於是我說，能吃將軍的菸灰也是我的榮幸──這句話顯然很成功。這就是我和這位偉人之間唯一的對話。和他與我父親或邱吉爾之間的談話不同，這段交談簡直再親切不過了。

這本《法蘭西全史》的對象並非專業歷史學家，他們會發現書中每一件都是他們已知的事。本書是為一般讀者所寫，也就是法國人非常動人的稱之為「有著一般感官知覺」（l’homme moyen sensual）的普通人，而且寫作動機是出於：相信說英語的一般男女對法國史知識相當有限。我們或許知道那麼點拿破崙、聖女貞德或路易十四世，但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也就僅止於此。在我自己讀過的三所學校裡，老師只教我們英國人打的勝仗，像是克雷西、普瓦捷、阿金庫爾和滑鐵盧等戰役。

因此在本書中，我試圖填滿其間的空白。我想談談落入可憎的腓力四世手中之後，聖殿騎士團的命運是如何悲慘；腓力四世的女兒在奈斯勒塔裡的遭遇；出色的龐巴度夫人和惡劣的曼特儂夫人；以及現在幾乎被人遺忘，但或許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好的國王路易―腓力一世，而以上這些只不過是序幕。第一章會迅速介紹基礎背景，帶領讀者從高盧人、凱撒大帝，一路來到查理大帝，範圍涵蓋八世紀之久。不過當我們繼續往下讀，速度當然也漸趨緩慢。第二十一章只處理二次大戰其間前後五年發生的事，本書就在此告一段落。所有歷史書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界定的終點，如果沒有，就會變成沒完沒了地談論時事。我或許也可以提到越南和阿爾及利亞，但實在沒什麼誘因讓我把歐盟也納入本書。一九四五年是舊時代的結束，也是新時代的開始。要談論法國第四與第五共和，必須另覓一位編年史家（他們的確也找到好幾位）。

作者在前言或序裡通常可以提到私事，但一般而言這不應該出現在正文裡。我必須承認在最後兩章裡我偶爾打破了這個規則。一九三七年，我的父親達夫．庫伯（Duff Cooper）被指派為第一海軍大臣，該頭銜是英國賦予海軍部長的殊榮，之後為抗議首相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慕尼黑簽訂協議，他辭去第一海軍大臣的職務。一九四○年，他加入邱吉爾的內閣，擔任資訊部部長，他先在遠東待了一陣子，之後回到倫敦從事情報工作。一九四四年一月，他在二戰期間戴高樂將軍於阿爾及爾成立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裡，擔任英國代表。八月盟軍解放巴黎，他旋即擔任戰後英國第一任法國大使。由於擔任以上這些職位，他無論如何都會出現在我們的故事中，我很難遺漏他的事蹟。

我也在其他方面違反了歷史書籍的原則，尤其是一致性，我向來不喜愛這項美德。在接下來的內容中，讀者會讀到公爵（dukes / ducs）、伯爵（counts / comtes）、約翰（Johns / Jeans）與亨利（Henrys / Henris）等同一個字的不同說法。我對字的選擇偶爾只是搞混了，但更常是因為那個字的聲音很和諧──我很明白，對我而言順耳的字，對其他人來說可能難聽得離譜。若果真如此，我只能說聲抱歉了。

我知道我之前說過這件事，但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本書。我喜愛寫作的每一刻，並將其視為，我對這輝煌國家多年來給予我的幸福，所獻上的感謝之意。

──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倫敦，二○一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