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推薦序
 
今天什麼都沒有發生──讀《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言叔夏
 
　　至今我仍常翻動書櫃深處、沾滿舊灰書斑的《好黑》。那是許多年前，從舊書屋裡拾獲的香港青文書店的版本。多年以來，書頁裡夾雜的全黑書頁，隨著時間河流的澱積，變得更深更黑了。有時那些濃重的黑色裡，會方舟一樣地浮出一行未見過的字跡。字上幾個小人，在黑色的河裡跟我招手。他們要將船駛向哪裡？意義划過河面，流星一樣地消逝在遠處的光亮裡；而有時那些字，會隨著屋裡光影的變化，被漸漸沉沒入河底。好黑。邊揉著眼睛、邊下意識地發出這個單詞時，遂忍不住發笑了。像終於覺察作者隱埋在小說裡的一個輕快的詭計──這可愛的詭計無非透過文本外部物理性的各種介質，讓人抵達一個書名。我一直喜歡這個版本，勝過於它後來漂洋來台的寶瓶版本許多許多。也許是因為那些穿插錯落在小說正文旁側的另一個故事，岩洞一樣地洞開了小說的甬道；那些黑幕般忽然垂降在小說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扉頁，故事裡的時間被遮蔭了；還有那些看似與正文無關、滑移開來的詩句：比如「他們最討厭我／常帶一瓶一九八二年／下午燒的開水」；比如「那一年有一扇窗在旁邊／窗裡的孩子／在深谷處玩一種遊戲／聽說最終一個／也不可能起飛」；
 
　　它們是如此地讓我迷惑，同時又具有一種關於迷失的誘惑，令人想及了九十年代末用美工刀小心割過的夏宇，一種鑽木取火式的手感。九十年代的時候，字是被一根木頭摩擦以後竄生的火光，倒映在牆上。其實我第一次讀到謝曉虹，遠在《好黑》這本書以前。是零一年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那時《聯合文學》雜誌還是大開本的橫式編排），關於一個家庭，在旅行之中紛紛脫隊離開的故事：變成蝴蝶的姊姊、遇劫而加入皮皮黨的父親、跟著流淚表演團離去的母親……還有那最終化作塵埃、被吹進風裡而再也沒有回來的祖母……故事裡的香港叫做巴巴齊。人們也搭巴車。也住大廈。小說名之為「旅行」，但隱約感覺那是一趟city tour（也許是因坐著的是雙層巴車）；在小小的城裡幾條街上晃來晃去，遂把家給晃散了。
 
　　奇怪的是，那似乎也是我有記憶以來，憑藉電影與粵語歌曲裡印象中的香港，即使它選用了一個幾近中南美洲魔幻寫實的聲腔，仍不妨礙被辨識出那是九十年代乳與蜜的流淌之地，蜂巢裡熠熠發光的金黃。那種獨屬於香港的金黃裡有一本事：彷彿再悲傷的事，都自有它孑然的輝煌；小說的最末，所有人都消失了，只剩下夢中的「我」獨自騎著單車，拐繞在巴巴齊曲折的街道上。路面反射著陽光。遠處也許還流盪著維多利亞港。旅行下去吧。繼續旅行。再找到另一些家人。「旅行」裡無論拖帶或散佚的，都是「家」的形貌。它如同流水，四方散去，八面聚攏。Be Water。
 
　　一六年的時候我才第一次去到香港。九七已遠，傘後不久。許多人驚訝於我竟沒到過「從前的香港」，沒見過香港最好的時代。香港友人告訴我：這座城的陳皮已斑駁脫落了。作為發語詞：「從前不是這樣的……」；那麼，「從前」又是怎麼樣的呢？我脫走自一個會議，獨自去到上環與中環一帶，看滿街的叮叮車纜線從空中翻出，路面軌道一直一直延伸到一條街的盡頭，無論什麼時間都雜沓來去的人潮，東方臉孔，西方臉孔……遂油生一種奇異的陌生化之感：像忽忽從中文的語法邏輯裡掉落出去，掉進了那漢字、粵語與英文音節之間的裂隙。一九年去到香港，在高樓之上，滿街的黑衣之間，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訊息（多是廣東話的書面語），在空中虛線般地散射、連結（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纜線）：數十萬人、一百萬人……有那樣一個瞬間，我忽然想起了《好黑》，想起那好黑的岩洞裡，陌異的語感攀爬成櫛比鱗次的岩壁；那因歷史的侵蝕而形成的語言的壺穴裡，某些時刻，或許也正棲居著避險的魚群。
 
　　寫於傘後與反送中期間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像是孵胎自那好黑的岩洞。但已離那最初的、彷彿芭蕾舞者般輕盈的手工藝感極遠了。也許走得太遠的不是作者，而是時代自己。謝曉虹說，這本書是寫給這十年以來的香港的。小說的語言仍保留了《好黑》時期極強的虛構性，內裡卻充填著幾近要撐破符號的膨大現實──不同於前一個十年的《好黑》，巴巴齊裡曲折曖昧的巷弄，充滿詮釋的時差之餘裕（啊那時的我們何其奢侈）；《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裡，那些脫胎自現實的地名與事件：陌根地、先鋒黨、先鋒共和國、維利亞港……只要對香港知所一二，幾乎不必費心猜疑，都能輕易抵達它們的現實喻指──彷彿在小說的文本與現實之間，安插起一面既模糊、卻又極端清晰的毛玻璃；供人指認：那即是「香港」的「現場」。那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
 
　　「此刻」的「香港」正在發生什麼？「我們」是被什麼共同沖刷到這一「此刻」？在時間下游的沖積扇上，擠挨著聚攏在這裡的人，拖帶著什麼樣各自的私史、屈辱、慾望或祝福？又是被什麼所梳理、馴化成共同體的「我們」？之於這座高效運轉、極早即已編制進現代性隊伍的城市，這部小說的裂縫正是洞開於那樣一個脫軌的、彷彿隱密春夢般的情境裡：看似正常甚至無趣的大學教授Q瞞著妻子，沉溺於與人偶的交往；小說最終的背景來到了抗爭的現場，當他被要求供出罷課革命的學生名單，那有著陰騭臉孔的官僚男人對他說：「有時，我也喜歡做做夢，好平衡一下苦悶的現實。但夢中發生的一切，無論如何是不能侵入現實的，如今，假借我們之手，正是毀滅你做過的夢、毀滅罪證的最好時機。」
 
　　這其實已經是一個卡夫卡式的命題了。來到小說的最末幾章。關於那些「現場」的煙霧與催淚瓦斯槍，終於島一樣地浮出。幾乎是憤怒之言，小說的聲腔在此忽衝破了虛構性的薄膜，是作者投擲與十年來香港歷史的一記直球：夢中的一切無法侵入現實，那麼，你將能否從夢中醒來，成為「我們」、共同介入那當下的現實？又或者，你反覆地為那些夢的痕跡被發現時的羞恥，一一抹以新的油漆：「只要一旦有什麼出現在牆上，我們便必須立即用油漆把它覆蓋。」當教授Q故作鎮定地問他的妻子瑪利亞：「今天──可有什麼新聞？」瑪利亞告訴教授Q：「沒有，今天什麼都沒有發生。」
 
　　漆過的牆。彷彿如昨的日常。海裡的死人被打撈起來了，她好像一隻鬆垮垮的橡皮玩具；而房間裡的玩具人形卻眨著眼，在這部小說裡，很長的一段時間，你都一直以為她真正活著。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想，這樣一部其實挾帶著大量現實泥沙與憤怒的小說，為何仍要召喚那些龐大的虛構技術呢？也或許，解謎與否，已不是這小說技術的真正核心了；我有時會想，這部彷彿布置出一座「虛構香港」的小說，或許只是為了招徠小說裡那位指路的魔術師，如同天聽；他對著那無論在過去或現在的兩種時間性裡、皆虛無地被掉落出來的教授Q說：「時間真的那麼重要嗎？重要的是你想要到哪裡去。」
 
　　二○二○，你想要到哪裡去？
 
 
後記
 
念念不忘
 
　　一部小說可能是一個潛行了許久的回音。一個在多年前投出，如今已經無法準確指認的提問，終於以這樣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二○一一年秋天，我帶了一個故事到愛荷華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住進市裡的酒店。到了晚上，樓下的酒吧經常傳來喝醉了的人聲，露天座位旁的欄杆纏著聖誕樹一樣閃閃發亮的燈飾。我在酒店的窗前俯視這些，像俯視一個近在咫尺的夢。畢竟，彼時我也常常喝醉，或者在那家洞穴般一無所有，卻聞名於作家之間的狐狸頭酒吧，或者在高波日式餐室，和S一杯杯清酒喝下去。第二天醒來，看見擁有標準英國口音，說話永遠得體的新加坡作家隱隱皺著的眉頭，一下一下牽動了記憶清空的我無法對焦的羞恥感。
 
　　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悲傷的日子，空空洞洞無處著力，在人行道上走著走著，只想坍塌在地永不再站起來——即使愛荷華城的大路，偶爾有超現實地騎著馬走過，年輕壯碩的貌美男警。一天晚上，S緊張兮兮地敲響了我的門，說她丟了錢包。錢包原來早就在警察局等待我們，而且內裡的鈔票硬幣竟已經魔法般整齊排列好在一張白紙上，鋪開成博物館的展品。自從到了美國，白天裡S總是皺著鼻子說不知道對什麼敏感，悄悄消失在作家群中，那夜她卻活了過來，在無人的街道上，高興地嚷著說：「來，我們一起吃披薩去！」
 
　　迴盪於夜深街頭，S豪邁的聲音是和這個小說連結在一起的，最溫暖的回憶之一，即便，我現在已無法追記，在愛荷華時，我究竟寫下了什麼，就像我無記起，在喝醉了的那些晚上，我向剛認識的人們，表演了一些怎樣的夢。那段時間裡發生的一切是那麼脆弱的存在，包括我躲在房間裡，用電腦一點點存起來的字詞。回來香港後，那些檔案大都損毁，不能復原，剩下來的，不過一個小說的標題。
 
　　然而，不是的。關於鷹頭貓與愛麗詩的故事，早就在我心裡。對於我來說，小說早就寫完了，卻又一直懸在那裡，無處著地。香港的時局天天在變化，這個故事也一直波動著，好像這城市就是鷹頭貓與愛麗詩更深的命運。
 
　　二○一四年的占領運動，教會詩歌班一樣唱著一種「醒」過來的理想，它的音節那麼響亮，聽起來幾乎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判斷。攀緣繩索一樣沿著這種修辭來到二○一九，一百萬人二百萬人淹沒的街道上，是更多人醒了過來嗎？但這一年，更多的人會說，他們要去「發夢」。確實，你不再相約去一場遊藝會似的和朋友結伴到遊行現場。蒙著面潛入你自以為熟悉的城市，你是否還是你自己？或者在另一個世界的反面，沒有預料的街頭，那麼多陌生的人臉，你忽然和某個夢裡的自己相遇？於是我想起本雅明所迷戀的拱廊街。對於他來說，那是一個早已逝去的世界，一個缺乏現實感的夢幻場域，但恰恰在夢與醒（waking）的辯證之間，一個物質世界與內心相遇的機緣裡，過去才突然向當下敞開，一個人才有可能抵達剎那的醒覺（awakening）。
 
　　如果說，我在這座城市裡看到鷹頭貓與愛麗詩的命運，那並非因為，人們終於從某個夢中醒了過來，而是因為，這個城市就是夢與醒的交會處。過去一再閃現，而只有那麼一瞬間，在當下的幻影裡，你覺得自己如此迫近那被遺忘了的，低聲而持續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