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何處？：美國華人小說中的雙重他者性與文化身分認同

【第五章　美國華人小說創作與研究的啟示】（摘錄）
 
跨國移居作家的創傷敘事，如果用英文所寫，在中國以外地區出版發行，則不須過多擔憂大陸政治氣氛的影響，但也不得不費力甚至賣弄東方元素取悅西方讀者。對於他們來說，要想使自己的聲音被公眾聽見並被欣賞，成名是首要目標，只有得到廣泛認可，今後才更有希望寫自己想寫的題材與作品。哈金即是如此，在寫了很多包含東方元素的作品之後，近期開始推出描寫跨國移居者來到美國之後生活片段的作品《自由生活》，和描寫在美國紐約新中國城法拉盛形形色色華人新移民的《落地》。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哈金自認為《自由生活》是他至今最滿意的長篇小說，卻並沒有得到西方評論界的青睞，美國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曾高度評價過哈金的《等待》等作品，卻公開表示對《自由生活》作品的失望，評價其為「一個相對來說粗笨和令人不舒服的作品」。這表明，從對東方元素敘事轉而投向美國生活敘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失去了吸引西方讀者的噱頭，自然也很難得到西方評論界的青睞。本書意識到華人作家們在創作中的各種極限，將繼續關注像哈金這樣的作家今後將如何積極發出自己的聲音。
 
倘若華人作家用中文書寫創傷敘事，又可分作大陸出版發行和非大陸出版發行（如新加坡、臺灣、香港、其他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兩類，通過大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作品，則不得不考慮大陸讀者的接受程度以及對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弘揚推進，對某些敏感題材與內容只能規避隱匿；相反如果是在新加坡、臺灣、香港或其他非大陸出版社進行出版發行，則要靈活自由不少，寫作的自由度也相應有所提升。查建英後來即選擇在香港發表並出版她的文學作品。她赴美留學時間較早，之前所寫的關於留學生生活的作品使她已經在中國大陸文壇積累了較高的人氣與影響力。但親歷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心靈上的衝擊使她毫不猶豫地選擇與中文書寫決裂，「我再用中文寫作，為了在中國發表而束縛我自己，我得寫出多麼虛偽的東西啊。在後來認識一些香港朋友之前，我都沒考慮過還可以在香港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