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三
悼梁任公先生
梁任公先生晚年，嘗自比於梨洲。黃梨洲先生年登八秩，神明未衰，白頭著述，矻矻不休。梁任公先生亦自稱元氣淋漓、不讓後生，乃享壽未滿六旬。其生平志業，多未成稿；棲依西山，想有遺恨。自梁先生之歿，輿論界似甚為冷淡。先生遺體將於今日在北平香山臥佛寺之東坡安葬。余昔年遊學金陵，嘗侍先生，追懷良師，不能無一言。梁先生在中國近世史上各方面之貢獻，現代史家必有作詳盡之研究者；本篇所述，僅余之雜感而已。
世界大戰，其影響至深且遠，當時我國思想家亦受其影響，議論紛紜，其重要者約可分為三派。總理之民族主義，主張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所謂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其他二派，則各有所偏激。梁任公先生鑒於歐洲戰後殘破荒涼之狀，思以中國古代聖哲之人生觀，挽救西洋文化末流所得之沉屙。《新青年》派則另趨一極端，以為中國文化已將破產，欲藉重西洋文化根本改造之。吾人細讀總理遺著，於梁先生之學說，似少貶辭，但於《新青年》派則甚致不滿，謂其傾向於世界主義，失去中華民族自信之心，實為民族之致命傷。
例如《新青年》派欲廢除文言，總理則以文字為民族精神之一要素，中國文字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則日見精研，富麗殊絕云云(見《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三章)。即此一端，總理已不能予以贊同。至最近數年來，後述二派，已如冰消雪解，風流雲散。平情論之，彼等亦皆中國之志士仁人，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崇敬。且其持論所以偏宕之故，吾人以為與其加罪於個人，不如加罪於近代留學制度。在梁先生於國學造詣特深，服膺於先哲之古訓，雖於戰後親至倫敦、巴黎實地考察，究屬走馬看花，其所窺見之歐洲，殆屬皮相之見，其輕視西洋文明，與《新青年》派之輕視中國文明，誠所謂過猶不及。若《新青年》派，多屬留學生，出國之時，程度甚淺，於本國文化既無真知灼見，及回國之後，自以為一蹴而致青雲，不肯虛心研究；而於總理閱歷世界老成謀國之深意，復不肯虛心領教；遂專事攻擊，不負責任。
昔王荊公有云：「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只所以為愧也歟。」此係荊公謙遜之辭，若移作現代外國留學生之評語，其真能無愧否耶。是以今後中國之留學政策，應從速變更，實行精兵主義。梁先生嘗鑒於近代留學運動成績之少，於六朝三唐留學印度之歷史，詳哉其言之，而以玄奘法師為理想中之學者。玄奘出遊，在唐太宗貞觀二年秋，時年二十有九，在國外凡十七年，居印度那（「那」原誤作「邦」，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史學雜誌》一卷五期轉載之文校改。下文凡此，不再注出）爛陀寺凡五年，親受業於戒賢大師。
學成之時，印度戒日王為奘開辯學大會，奘立真唯識量，懸諸國門，經月無人致詰難者。歸國後十九年間，譯事未嘗一日輟，譯經凡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餘卷。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耳，其間猶隨時為弟子演講，無一日暇逸。其所著《大唐西域記》，為世界地理學之寶典。玄奘卒時，在高宗麟德元年，壽六十三。帝廢朝三日，四方會葬者數萬人，前後無比。梁先生稱玄奘法師為千古學者之模範，先生所作論文，亦以此為最有精采之一篇。
當十七世紀初葉，英國大哲學家培根，著有《理想國》一書(即New Atlantis)，亦主張派遣專門名家，常駐文明各國，學習異國之語言，研究異國之科學，調查異國之生計狀況，採集異國之文學作品，以十二年為期，期滿回國，報告心得。如此繼續不息，可將世界各國之文物精華，囊括無遺云云。培根所定之留學年限似甚長，然我國果能矯正從前漫無限制之留學政策，集中精力，每年只選派少數清修苦節、篤學有道之士，分赴海外各國求學；國家審慎從事，優加愛護，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從容暇逸，孜孜不捨，又令其有嚴密之組織，分功合作，對於世界文明各國風俗人情、典章制度之真相，謀為有計畫、有系統之輸入；而復以餘力，將中國數千年來光明燦爛之文獻，譯為各國文字，以宣傳於世界。所謂「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此乃國民革命最大之目的；梁先生之政治理想亦不外乎此。然如何方能勇猛精進，以達到此目的，則不能不講求至善之方法，秉國政者，幸留意焉。
昔義大利第一次國會開幕之時，瑪志尼大呼曰：「吾人已造義大利國，今則須造義大利人矣。」自國民政府定都金陵以來，已歷二年，時事艱虞，於教育一端，亦尚在草創規模。吾人近年廁身於教育界，深感其精神渙散，意氣消沉，幾無學風之可言；長此蹉跎，實堪危懼。最近立法院曾討論大學之組織，於大學必須設立自然科學院，曾引起院內外之激烈辯論，其極力注重科學根柢，自應博得有識者之同情。但唐人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吾人以為基礎確立之後，尚有更高貴之一事，即文化訓練是也。現在大學學生，入學之初，即須認定某一學系，畢業之時，又自以為屬於某一學系；其視學問，若先施公司百貨商店，某部某部各守範圍也者。我國古代聖賢論大學之道，曰「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理稱此段理論，逐漸發展，乃全世界最完備之理論。
現代科學昌明，遠邁前古，致知格物，當為大學教育之基本，自無待言。但自然科學之性質，乃超於時間空間之外，如何灌輸學生以民族之精神與高尚之理想，免致成為閉關自守之專家，則文化上之公共訓練，亦必不可少。
古人有言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大學教育之宗旨，非僅欲養成專門學者，尤欲養成君子之道。昔梁任公先生在金陵講學，見一般學生，只知埋頭伏案，研究科學上之原理原則，而於精神上之修養，並不感其重要，故毅然欲在天津創辦文化學院，以補救現代機械式教育之缺憾。後文化學院以私人資力有限，未曾實現。但吾人以為當代教育家，對於文化訓練一事，仍不能不採納梁先生之主張。
梁先生所宣導者，為自由講學之風，與現代大學制度，本可併行不悖。其要旨即在普通大學教授之外，設立若干特別講座，延聘德高望重之大師，予以充分之閒暇，一聽其好學深思，縱覽萬事萬物，融會而貫通之。此種講座，並不屬於任何大學，而在國內大學輪流演講。每週雖亦規定上課時間，但無需上課證，亦不給學分。各院各系之學生，可在一堂聽講。其演講題目，則任其自由選擇，任其興到神來，發為獨立不羈之評論；能令人肅然起敬，穆然神往。大學學生，常受此種公共訓練，對於人格修養，以至於國家大事世界大勢，漸有共同之態度、共同之理想，而足以補平時專科教授之所不及。國人所期望之中心人物與中心思想，當在此等空無依傍自由講學之學者求得之。
昔梁先生在金陵講學，不及三月，而教澤在人，令人念及，輒興高山大澤之思，豈非其成效歟。南高、東大，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矣，其在現代教育史上之地位，茲不遑置論。惟有數事，頗有紀念之價值，即如聘請梁先生南下講學，並賃定成賢學舍，敬候起居，梁先生亦常於暇時，邀集學生，悠然敘談，有欣欣向榮之氣象；此則古代尊師重道之意，流風未沫者也。
梁先生學問興趣極廣，自言對於文哲史地諸學，均所愛好，而於史學興味尤濃，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為宏富。昔孔子論作史方法，分為其文、其事、其義三種。唐代史家劉子玄遂倡史家三長之說，即才學識三長，誠為千古不磨之論。由今日言之，凡欲成為偉大之史家，必須兼具文學之情操、科學之知識、哲學之思想。而一般史學，大都得此失彼，若兼具此三長，真曠世而一遇，難能而可貴者，此劉子玄所以有「史學之難，其難甚矣」之歎也。梁先生以卓絕一世之天才，膺此一席，必能勝任而愉快，固為眾望之所歸矣。
夫歷史為各種學問之綜合，歷史家之責任，非僅在覽時事之變遷，於各種科學之發達，亦不能不略知甘苦。數年前，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成立時，曾請梁先生公開演講，其講題有關於生物學，當時在座之科學家，均加讚賞，稱其善於辭令，梁先生實近代最富於修養之一通人也。若其風發泉湧、透澈晶瑩之文章，與其鑒微探本、疏通知遠之思考力，則既聲望所歸，萬流仰鏡，不必更贊一辭矣。
梁先生晚年息影津門，優遊林下，嘗有志於《中國通史》之草創，使壽之以年，當不讓司馬溫公專美於前。或有疑其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但吾人誦其「竊自比於梨洲」一語，應鑒諒其心跡，在於著書立言，教育英才。或又慮梁先生與國民黨政見不同，恐於近代歷史不能為公平之紀載；惟梁先生近年獨倡史家四長之說，取章實齋先生《史德》一篇，津津樂道，此可見其廓然大公之心。今先生往矣，先生所欲結撰之《中國通史》，不得不有待於後起者之努力矣。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梁先生為玄奘法師所作讚頌有云：「武士當死於戰場，學者當死於講壇。」梁先生之文字，感人至深，大抵類是。嗚呼，王靜安先生不死於講壇，而死於清流；梁任公先生不死於講壇，而死於醫士之手；哀老成之凋謝，慨文獻之寥落；北望西山，不禁為之泫然者矣。
張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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