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節錄）
「成為羅馬人」（Becoming Roman）的千年公民計畫
翁嘉聲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的SPQR涵蓋羅馬從西元前七五三年建城，直到西元二一二年卡拉卡拉諭令羅馬帝國境內所有自由人皆為公民為止，這將近千年的歷史。整書論述有史詩的規模及主題，也以史詩技法從故事中間切入（in media res），回溯過去，眺望未來。
這切入點為西元前六三年卡提林陰謀。何以？從羅馬共和政治發展來說，西元前一三三年見證羅馬擴張到達顛峰，但同年發生的格拉古斯改革卻也透露出羅馬公民為擴張所做的犧牲已經超過容忍的極限。接著西元前一一二─一○一年的北非朱谷達之戰及北義大利蠻族戰爭，充分暴露傳統共和菁英的失能及腐化；西元前九一─八八年爆發「同盟戰爭」，義大利數百年盟友不願再忍受羅馬壓榨而集體叛變；西元前八八─六三年龐圖斯王國號召希臘人全面起義，代表行省子民反抗羅馬暴政；六三年卡提林陰謀叛變則是羅馬的內爆，是激烈政治競爭失敗下的貴族無法忍受帝國最終受益者集中在越來越小撮的一群人。這羅馬共和淪亡的故事是由外到內的連環大爆炸。卡提林叛變的重要性在於首度透露出無往不利的羅馬共和已經窮途末路；獨裁與帝國是羅馬人唯一的出路。
此時羅馬人也開始對自己的過去發生興趣，研究出如羅馬建城於西元前七五三年或共和始於推翻傲慢的塔克文等等。這些對過去的重建一再迴響著當代的政治關切，如蘇拉或凱薩等獨裁者的出現，使當代人也以類似觀點來理解過去的王政（西元前七五三─五○九年），強調王（rex）如何威脅政治自由（libertas），必須被推翻。這些王建立功業及體制，從宗教、軍事制度到至今尚存的大排水溝，而其中特別有成就者都面臨絕對權力會使人絕對腐化的誘惑。所以羅慕勒斯兄弟相殘，以及因為野心過大而被元老暗殺分屍，然後被宣布封神登天，宛如預示後來原是親戚的凱撒與龐培的決裂以及內戰，凱薩被共和人士暗殺後封神等等。最後，這西元前六三年主人翁之一的西塞羅留下上千封書信、無數法庭及政論演說，讓我們能深入當時羅馬人的政治操作；加上薩祿斯特專題論文及阿皮安的內戰史等，讓這六三年的故事可以說好、說足、說深。西元前六三年是羅馬史的關鍵時刻。
但是從西元前六三年回顧到之前王政及共和這兩時期，都以「性侵」開場：羅馬人搶婚薩賓族婦女，開始羅馬城歷史；塔克文兒子強暴貴族仕女盧奎西雅引發推翻王政，開啟共和。世界史哪裡可以看到歷史是由性侵開始？但這其中意義呢？我想羅馬人的歷史不僅是一連串征服擴張及權力爭奪，更是羅馬社區建立（community building-up）的故事：婚姻（或其破壞）與社區建立息息相關。就畢爾德來說，這些性侵開始了從西元前七五三年到西元二一二年的羅馬社區故事，這她稱為「公民計畫」。這計畫點出羅馬何以從盤據七個小山丘的城鎮開始，最後發展成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
「公民計畫」是本書的主題，論述羅馬社區如何形成，而這故事超越王政、共和及帝國等不同政治型態。這解釋畢爾德對這些政體的個別特徵沒多大興趣。她要敘述公民計畫這偉大故事，需要謬思神（Muse）賜與她靈感及力量，而她的謬斯神是由四、五十年來潛心古典世界文獻及考古發掘，輔以最新發現（如分析格陵蘭冰冠、北英格蘭文德蘭達出土敘利亞墓碑，或奧斯提亞集合式住宅衛生系統排泄物中的微生物組成等）構成的。這史詩敘述羅馬如何成長，特別是從西元前四百年起到前二七二年統一義大利後，更有如颶風逐漸加速擴大，推往海外，歷經不到百年（二六四─一六八年）便統一地中海。
其中秘訣是羅馬人從一開始在擴張過程中便讓戰敗者分享羅馬公民權，讓戰敗者加入羅馬，投資自己人力物力並分享戰果；羅馬甚至吸收戰敗者中的頂尖人士加入領導階層。這累積的資源又成為羅馬下一步擴張的資本，動能不斷加強。但羅馬人為何願意分享？部分原因是羅馬是寡頭政權，權力由人數有限的強大貴族把持。所謂共和（Res Publica）是這群少數人的共和；「自由」（libertas）是這少數人爭權奪利的自由；一般平民只享有法律保障及分享戰利品。羅馬貴族願意開放公民權給其他人，因為這分享不會動搖他們真正的統治，但會擴大資源庫。這創造出古代世界少有的「雙重公民權」：一個人可同時享有羅馬的以及自己社區的公民權。羅馬這種開放社區，歡迎外人加入，提供建立大帝國的基礎，與同時代的雅典形成極大反差：民主政治使得每位雅典公民都能直接行使最高主權；將公民權開放外人，勢必沖淡既得利益。這種排外的立場造成希臘城邦都有亞里士多德評論斯巴達時的「公民稀少」（oliganthropia）問題，無法累積足夠資源（特別是寶貴的人力）與崛起的馬其頓王國等爭雄，而逐漸衰落。另方面，被征服族群或社區加入羅馬擴張、分享戰果的共同歷史經驗，逐漸認同羅馬，最後一起成為生命共同體。這共有的歷史經驗是「羅馬化」（Romanization）的基礎，也鞏固羅馬人的統治。
古羅馬或許可以比喻成經營理念獨特的百年企業。它擁有無敵軍團的獨家技術，以戰爭征服掠奪為主業；它過去績效顯著，對未來提供成長願景；它在過程中，除征服併購競爭對手外，也歡迎其他競爭者主動加入，成為這歐亞非跨國大集團的一部份，以接受羅馬領導來換取生存及繁榮。這休戚與共的「公民計畫」強度及韌性可由羅馬在第二次迦太基戰爭（西元前二一八─二○二年）初，雖連續受挫於漢尼拔，損失無比慘重，但絕多數盟友始終不離不棄，最後反敗為勝。當時羅馬對聯盟內所有役齡人口能動員的比例之高，一直要等到法國大革命（國家民族意識開始發生），或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再加上現代科技及交通技術之運用），才堪比擬。羅馬「公民計畫」於是能夠投入龐大人力物力來進行古代世界風險最高、但獲利最鉅的創業：戰爭及掠奪，進而建立大帝國。「公民計畫」是羅馬人邀請其他人加入建立羅馬帝國社區的政治智慧結晶。
羅馬巧妙運用聯盟、分享公民權、建立羅馬社區的策略，也體現在羅馬治理帝國上。這策略使得羅馬成為有史以來在治理成本上最為經濟的巨型政體。根據研究，在「五賢帝」時期（九六─一八○年），帝國以不到兩百位官僚來經營五千萬人口以及五百萬平方公里，其所依賴的是地方社區菁英階級願意與羅馬中央合作。這些菁英在自己社區裡複製羅馬寡頭政體，主動為羅馬效忠效勞，執行徵兵、徵稅等政府基本功能，維持地方運作；羅馬則以保障這些菁英的地位及福址來回饋，進而以約三十個兵團，來做為帝國內外維持安定及現狀的最終保障。羅馬人的「公民計畫」造就願意與羅馬統治階級合作的地方菁英。
與一般理解帝國運作時常以中央核心出發，認為掌權者由上而下將威權體制加諸受統治者身上，不顧慮受統治者是否願意，羅馬這種模式有所不同。羅馬帝國各地社區因為加入羅馬的利益，而成為一群「願意子民」（willing subjects）；「羅馬化」常是這群子民主動模仿及調整的結果。但是在三世紀初羅馬千禧年將屆，特別是從「黑暗時期」（二三五─二八四年）起，羅馬陷入內憂外患，不再能保證各地人民和平繁榮時，這樣的「願意子民」不再願意效忠效勞，地方社區逐漸崩解，而羅馬帝國被迫轉型成我們所知那種頭重腳輕、官僚橫行的中央集權，進入到SPQR沒談到的晚期羅馬帝國（二八四─六一○年）。在西元二五○年代，一些邊疆羅馬人開始逃亡到界外的哥德部落去，但一位觀察者仍說：最好的哥德人都想變成羅馬人，只有最不好的羅馬人才想變成哥德人！羅馬帝國的崩解發生在它再也無法包容、接納、同化這些非羅馬的成分，成為羅馬社區的一部份。
這「公民計畫」使得畢爾德對芸芸眾生如何到達羅馬城、「變成羅馬人」更有興趣，在許多地方也以由下而上（bottom-up）的庶民觀點來看待羅馬這神奇城市。畢爾德的SPQR不是一本以羅馬為中心、政治史敘述為架構的羅馬史，而是所有羅馬人與那些成為羅馬人的故事。我覺得從這觀點來理解SPQR應該最容易把握重點。
序（節錄）
古羅馬很重要。如果我們忽視羅馬人，我們所忽視的，就不僅僅只是遙遠的過去而已。上至崇高深奧的理論，下達粗淺通俗的喜劇，羅馬在許多層面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代世界的運作，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自己。歷經了兩千多年，羅馬至今還是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基礎；我們書寫與觀看這世界的角度，還有我們在這世界上的生存方式都還深深受到羅馬的影響。
西元前四四年，在古羅馬曆的三月望日這一天，凱撒（Julius Caesar）遇刺身亡。從這一天起，這起謀殺案在後世就逐漸變成刺殺暴君的樣板，或者成為某種令人覺得尷尬的藉口。羅馬帝國的領土分布形態構成了今日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政治地理版圖。倫敦之所以成為大英帝國的首都，主要的理由只是因為羅馬人把倫敦劃為布列塔尼亞（Britannia）行省的首府──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極其危險與遙遠的行省，坐落在圍繞文明世界的「大海」之外。羅馬留給我們許多概念，既提到自由與人民，也涉及帝國之開發拓展，當中且附帶一整套現代政治的語言，例如「參議員」到「獨裁者」皆是。此外，羅馬還借給我們許多流行的成語，例如「提防帶禮物上門的希臘人」（fearing Greeks bearing gifts）、「麵包和馬戲」（bread and circuses）、「彈琴坐觀羅馬焚落」（fiddling while Rome burns），甚至連「有生命就有希望」（wher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都是羅馬人的成語。時至今日，羅馬仍然為我們帶來程度大抵相同的歡笑、敬畏、恐懼；格鬥士的競技表演在當年是深受歡迎的娛樂活動，現在也依然是票房冠軍。二十世紀閱讀《伊尼亞德》（Aeneid）的讀者，其人數顯然比西元一世紀多。
話雖如此，古羅馬史的研究在過去五十多年來產生了極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之大，恐怕更甚過去兩百五十年之間的變化幅度。兩百五十多年前，吉朋（Edward Gibbon）以極具個人風格的歷史研究寫下了《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從此開啟了英語世界對羅馬史的現代研究。最近這五十年比過去兩百五十年產生的變化更多，其原因很多；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採用新的方式去檢視舊的史料，並對舊的史料提出不一樣的問題。如果說我們是比前人更為優秀的史學家，這當然是個危險的錯誤想法。我們並不是。不過，我們帶著許多和前人不同的重點去接觸羅馬的歷史──包括性別認同到食物供應等問題，而這種不一樣的提問角度讓遙遠的過去以新的語彙對我們說話。
除了提問的角度不同，最近一連串驚人的考古新發現也是部分原因；從土裡、海底，甚至某座圖書館隱密的角落，來自古代世界的新鮮事物紛紛湧現。由於這些新近出土的發現，我們今日對古羅馬的了解，遠遠多於任何之前的現代史家。西元二○○五年，希臘的一座修道院出現了一份羅馬醫生寫的動人手稿，描述他畢生珍愛的財寶如何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今日我們有許多從海底打撈上來的地中海沉船，這些船在航向羅馬的中途沉入大海，船上滿載著本來要賣給羅馬富有人家的異國雕像、家具、玻璃器皿，還有許多當年羅馬人民的常備食材：葡萄酒和橄欖油。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考古科學家正小心翼翼地檢驗從格陵蘭（Greenland）冰冠上採集到的微量證據，尋找羅馬工業所造成的污染證據──沒錯，即使在羅馬時代，污染問題早就已經存在了。其他科學家則忙著檢驗取自義大利南部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一座糞池的樣本。透過顯微鏡，他們觀察羅馬時代的人類排泄物，列出羅馬人日常的飲食清單，看看羅馬人平常吃下肚再透過消化腸道排出來的究竟是哪些東西。部分的答案是：羅馬人吃了很多蛋和海膽。
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人提筆重寫羅馬史，現在也依然如是。就某些方面來說，今日的我們比羅馬人自己更了解古羅馬。換句話說，羅馬的歷史是一部仍在書寫中的作品。我這本書是這個龐大的書寫計畫的部分貢獻。我在這裡提出我的看法，嘗試說明為何羅馬史重要。我的書名取自另一個流行的拉丁文片語：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意思是「元老院與羅馬公民」。本書的寫作來自我個人對羅馬史的好奇，也來自於我的信念：時至今日，與古羅馬展開對話仍然是值得一做的事。這本書也來自我的一個提問：為何位於義大利中部一個不起眼的小小村鎮，後來竟發展成巨大的強權，統治的領土竟橫跨了三大洲。
這是一本關於羅馬如何崛起與如何長久維持統治力量，不是關於羅馬如何衰落與滅亡的書──如果羅馬確實曾如吉朋所想像的，曾經滅亡的話。我們有許多方式給羅馬史建構一個合宜的結尾：有的史家選擇西元三三七年作為結尾，因為那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在病榻上改宗，信了基督教；有的羅馬史家選擇西元四一○年──這一年，阿拉里克（Alaric）帶著西哥德人（Visigoths）入侵羅馬，把羅馬城洗劫一空。我的羅馬史則終止於西元二一二年，因為這一年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把羅馬公民這一身分賜給帝國境內所有自由民，從此消弭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差異，完成了一項打從一千年前就已經開始的工程：拓展羅馬公民的各種權利和特權。
話雖如此，我的羅馬史並不純然是一部仰慕之作。古典世界──不論羅馬還是希臘──都有許多值得我們投注心力之處；我們的世界會變得非常貧乏──無可衡量地貧乏，如果我們不持續與希臘羅馬的世界保持互動。不過，仰慕是另一回事。小時候，我一聽到大人談起「偉大的」羅馬征服者，或者「偉大的」羅馬帝國，我都會覺得很生氣。我一直都試著學習從另一個面向來了解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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