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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全方位解剖(下)

毛澤東全方位解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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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思想家、謀略家、詩人、國務家……從不同的角度入手,給您最全面的毛澤東!

  ◎作者經歷中國整個動亂的年代,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毛澤東,為歷史留下真相。
  ◎下冊從治國的角度出發,揭露毛澤東實屬治國白癡的真面目。
  ◎旁徵博引諸多歷史文獻,細述毛澤東的賣國脈絡與製造的空前災難。


  作者蘆笛一生經歷文革、輟學、上山下鄉、返城進廠、復學、出國留學獲博士學位、留外研究等動盪的生涯過程,遂能以恢宏的史觀重新刻畫中國近代史,有海外「第一寫家」之稱,本書即其代表著作之一。

  下冊為《國務家毛澤東》,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歷史,作者根據可靠史料,作了縝密考證。

  在國際上,毛澤東想當世界領袖的熾熱野心驅使他先是甘當斯大林的兒皇帝,悍然派兵入侵北韓,招致文明世界長達20多年的封鎖制裁。後又與蘇聯翻臉成仇,背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終自絕於全世界。為了打破他一手造成的國際孤立,他不惜向鄰國出讓萬里河山,用民脂民膏收買亞非拉的小嘍嘍,成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主動賣國賊。

  在內政中,他在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殘暴的極權政體後,殘害了數量最多的百姓,並以空前的膽魄與狂熱,推行了愚不可及的經濟方針,引出了巨大的災難,淪為貽笑千古的治國白癡。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蘆笛


  1940年代末生於中國大陸。高中畢業適逢文革爆發,學業中斷,先上山下鄉,後返城進廠當工人,1977年高考恢復後考入大學,1980年代後期出國留學,獲博士學位後在海外科研機構工作直至退休。

  蘆笛於2000年開始上網寫作,被認為是近年海外最有爭議性、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文史作家之一,甚至有海外「第一寫家」之稱。
 
 

目錄

國務家毛澤東
 
導言 毛澤東主導完成了中國社會的逆向轉型
 
外交篇

 
第一章 “一邊倒”
一、錯失千載良機
二、充滿屈辱的萬里朝覲
三、毛澤東為何甘當兒皇帝?
四、“一邊倒”就是“全盤蘇化”
 
第二章 “抗美援朝”:“斯大林假設”的完滿演繹
一、耐人尋味的“斯大林假設”
二、“斯大林假設”的關鍵一環
三、出兵是毛澤東給斯大林的投名狀
四、人死病斷根
五、朝鮮戰爭的功過是非
 
第三章 中蘇交惡
一、赫魯曉夫開啟了中蘇蜜月
二、祕密報告煽起了毛澤東的野心
三、破裂
四、大打出手
五、毛澤東背叛國際共運
六、“反修鬥爭”的是非功過
 
第四章 量中華之國土物力,結與國之瞬息歡心
一、中印衝突:毛周為捍衛麥克馬洪線而戰
二、中緬邦交:以領土換取“胞波情誼”
三、“裂土封疆”,澤遍諸鄰
四、撒向人間都是幣
 
第五章 “主動賣國賊”是怎樣煉成的
一、毛澤東外交思想
二、割地贈款買仇人
三、冤大頭神功是怎樣煉成的
 
內政篇
 
第一章 殘民治國
一、建立極權制度
二、以殘民運動治國
 
第二章 “三面紅旗”迎風飄揚
一、“中式社會主義”出臺
二、“三面紅旗”的推出
 
第三章 大躍進
一、工業大躍進──“以鋼為金”
二、農業大躍進──畝產萬斤糧
三、教育革命與技術革命
 
第四章 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
一、毛澤東在“非常時期”
二、毛澤東的經濟戰略
 
第五章 文革
一、文化滅絕戰爭
二、破壞工業生產
 
結語 治國白癡是怎樣煉成的
一、毛澤東確實是治國白痴
二、為何“治國白癡論”令人難以接受
三、治國白癡是怎樣煉成的
 
 

導言

毛澤東主導完成了中國社會的逆向轉型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西文明碰撞,暴露了中國社會的落後與國家結構的原始。

  19 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已經基本完成了社會結構與國家結構的雙重轉型。中世紀後期,資本主義開始在歐洲發展起來。在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後,歐洲從封建等級社會進化為資本主義階級社會。各階級選出代表,在國會中為本階級爭利益,制定的法案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兼顧了各階級的利益。社會不公當然存在,但權力和財富是分開的,統治者難以動用公權力掠奪社會財富。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法律上,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中國社會發展卻一直停留在中古。前文已經指出,論社會結構,中國傳統社會根本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社會的統治者是高踞於一切階級之上的官僚集團。它不代表任何階級,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維持統治,具有無限瘋長擴散、瘋狂掠奪社會財富的天然傾向。它的産生、存在和壯大,與社會經濟基礎毫不相干,並不由後者決定,也不隨它改變。

  這種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是財富按權力分配,成了權力的內容。它與土匪山寨一樣,都奉行林副統帥的教導:“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它是一種等級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無論是皇帝對群臣,是官僚對下屬,還是官府對草民,都擁有無限的“合法傷害權”。而無論是哪個等級的社會成員,即使是官僚也罷,對上一等級都只能逆來順受,絕對服從,毫無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不可能靠法律保護自己。

  近代歐洲在國家結構上也與清朝不同。拿破崙戰爭催生了民族主義,民族國家開始在歐洲形成。所謂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私有制產物,政府不過是“資方代理人”,其對外職責就是捍衛全民的權益,最起碼得為全民守住“家業”(領土資源等)。而所謂“對外主權”則是“權利”觀念的衍生物,由“人生而平等”衍生出了“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平等觀。為了捍衛國家利益,維護國家主權,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部以及由國防部統一指揮的國防軍。

  然而清朝卻不是這種國家,無論朝野都只有“天下”的模糊觀念,沒有現代的國家意識。這個“天下”是以天朝為文明中心與權勢中心,包括“內地”與“外邦”的邊界模糊的世界。內地就是“華夏”,而外邦則是“四夷”。夏夷之間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師生關係與君臣關係,無平等可言,不存在外交。滿朝文武自然也就毫無西式的“主權”、“領土”、“領海”、“國家利益”等一系列民族國家的柱石觀念。在朝廷眼中,“外邦蠻夷”位於種族、權力與文明等級的最低端,彼此之間不存在對等談判,更不存在條約關係。朝廷因而只有“理藩院”,沒有外交部。但是為了避免用兵,天朝一般對番邦採取“羈縻”政策,亦即奉行《周禮》的教導:“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只要蠻子們承認天朝的主子名分,則天朝恥於與之爭利,可以慷慨賞賜金錢土地,這就叫“恩威並施”,以期蠻子們“畏威懷德”,達到“四夷賓服”的太平境界。

  朝廷對本國草民百姓的態度,與對“外邦蠻夷”並無二致,唯一區別只在於內亂作為“腹心之患”,比邊患這種“肘腋之患”更可能動搖政權。因此,天朝與西式民族國家的立國基礎完全不一樣。天朝是內向鎮壓型政權,亦即李慎之先生說的“以小民為敵國”。朝廷把子民當成假想敵,關心的是如何“維穩”,確保百姓乖乖完糧納稅,俯首帖耳聽任宰割,不敢造反。所以,除非遇到大規模外敵入侵,常備軍實際上只是內向的保安隊,一般由督撫節制,並沒有由中央統一指揮的國防部與參謀總部。

  東西方這些基本觀念歧異,在海禁初開時引發了一系列衝突。在被列強痛打了足足一個甲子後,清廷終於承認了自家的落後,為救亡圖存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雖然當時的人沒有意識到,而且官修歷史至今張冠李戴,無視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資產階級的事實,將晚清新政稱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但在實質上,它是迫於外來壓力啟動的以西方制度為模式的兩大社會改造工程,亦即把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把中古天朝改造為西式民族國家。

  在社會改革上,清廷立法獎掖工商業,為民間資產階級的誕生與成長主動創造條件。朝廷更預備實行憲政,試行三權分立。資政院與地方咨議局的成立,賦予了士紳在科舉仕途之外的合法參政權,擴大了士紳主持地方事務的權力。官府享有的無限權力開始受到紳權的制約與抗衡,而模仿西方進行的司法改革則終將剝奪官府對百姓的“合法傷害權”。這一系列重大改革,啟動了中國從官僚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進化。

  清廷更進行了一系列軍制與官制改革,興辦西式軍校,建立了一支模仿西方軍隊編制與訓練的國防軍,成立了陸軍部、海軍部和軍諮府(相當於參謀總部),培養出了一批熟悉國際法與外交慣例的外交官,廢除了祖傳的六部,代之以西式政府部門。針對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朝廷還進行了“改土歸流”,將對周邊朝貢地區的宗主權提升為主權。到清室傾覆時,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

  辛亥革命後的繼發內戰在一定程度上逆轉了上述良性演變。在內政上,國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紳”,削弱了紳權,提升了官權,強化了官僚社會的特點。在外交上,國家分裂與內戰極大地弱化甚至取消了中央政府的對內主權,使得中國喪失了國防能力,最終誘發了日本侵華戰爭。

  但這些只是客觀效應,並不是主觀認識上的倒退。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保留了西式政治觀,都制定了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防止官府任意侵害百姓的憲法,司法仍然獨立在行政之外。在外交上,儘管國家分裂與內戰嚴重破壞了國防,朝野仍然保持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北洋政府甚至在國力極度羸弱之際,做出了“弱國有外交”的輝煌業績。

  毛澤東當國後卻無情剷除了一切民間社會,實行了公民原子化,剝奪了百姓的一切基本權利,使得革命鍛造出來的新官僚集團成了毫無制約的巨無霸,百姓喪失了生產資料與自由,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徹底淪為官府的奴隸。

  在外交上,毛澤東不但自己毫無主權與國家利益等觀念,而且以暴力取締這些觀念,向天朝全面回歸,先是甘當斯大林的兒皇帝,在斯大林死後又野心勃勃地想當“天下共主”,一手將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為了打破孤立,他再度實行“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不但效法明朝皇帝以金錢招募“朝貢使”,更向周邊國家大量贈送領土,成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主動賣國賊”。這一系列倒行逆施,斷送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取得的觀念與制度重建的一切進步,使得國家與社會發生了空前大倒退。

  在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囿於自家陳腐殘缺的知識結構與直線思維方式,出於反智主義的強烈偏執,以空前強大的權力實行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蠢動,重創了國民經濟,在和平時代引出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這些空前絕後的白癡行為,使得毛澤東成了當之無愧的史上第一白癡皇帝。

  因此,如果用簡明易記的話語來總結毛澤東作為國務家的業績,那就是:“外交內政,一賣二白。”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5526788
  • 規格:平裝 / 592頁 / 14.8 x 21 x 2.9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外交篇

第一章 “一邊倒”


一、    錯失千載良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迎來了一個無論內政外交都大有可為的黃金時機。

首先,一直在困擾中國的內戰終於停息了。國家自辛亥以來首次重獲統一,中央政府擁有空前強大的對內主權(亦即控制軍隊、地方政府以及百姓的權力)。這變化極大地加強了中央政府的對外立場──它再不會像民國政府那樣,因為陷入內戰而無法有效抵禦外敵了。

其次,中共消滅了國內一切反對派,使得外人再無機會利用鷸蚌相持從中漁利,而這正是中國的北方惡鄰反復玩弄的把戲,每次都讓中國的國家利益蒙受了慘痛損失。

1922年8月,蘇俄駐華全權代表越飛來華,與北洋政府談判恢復邦交問題。吳佩孚要求蘇俄從外蒙古撤軍,並將東北的中東鐵路交回中國,都被越飛拒絕。越飛堅持沙俄在中東鐵路上的權益應由蘇俄繼承,也被吳佩孚斷然拒絕。談判因此破裂。越飛便跑到上海去,找到吳佩孚的對頭孫中山,與他在1923年1月26日簽訂了《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在宣言中同意,“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只能維持現況”,“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

孫文的表態,逼得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1924年5月3日,中國政府代表顧維鈞與蘇俄代表加拉罕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蘇方雖公開表示“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卻只表示從外蒙撤軍的問題“在協定簽字後一個月內,另行商定”。在中東鐵路問題上,中方不得不承認“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只換來“蘇聯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

1945年中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期間,中國政府再次遭到更惡劣更陰毒的訛詐。蘇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租借旅順港,建立蘇聯海軍基地;將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該港有優勢的權利;中蘇合辦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以及外蒙獨立。對這些帝國主義要求,尤其是對放棄外蒙,國府礙難同意,與之力爭,談判遷延不決。美國核爆日本後,蘇聯不待中方同意便出兵滿洲。8月10日,斯大林為逼迫中方屈服,竟然露骨地威脅談判代表宋子文:“中國最好快些達成協議,不然的話中國共產黨將要進入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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