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

作者序

馬嶽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我放下了手頭上本來在做的研究和寫作項目，打開手提電腦，咬一咬唇，決定寫字，開始了寫這本書。

　　我其實主要只懂得寫字。

　　八月十一日晚上，一名女急救員在尖沙咀被打盲一隻眼睛、不少抗爭者在銅鑼灣一帶被痛打被逮捕、警察把催淚彈打進葵芳港鐵站、在太古港鐵站內追打已經準備離開的人群。這一天內的暴力帶來的盛怒，觸發很多人翌日到香港機場示威，癱瘓了機場運作及交通，很多人接著由機場徒步走到東涌離開。三個星期後，數以千計的人再到機場抗議，再徒步從機場走了二十公里離開大嶼山，不少義務司機駕車接載離開，傳媒稱之為「港式鄧宼克」大撤退。這兩件事，和很多二〇一九年的抗爭經驗，教曉了很多香港人，很多本來以為不可能的事，其實都是可能的。

　　二〇一九年六月，香港因反《逃犯條例》爆發前所未有的激烈抗爭。由二月政府提出因為台灣的「潘曉穎案」而要修改法例，令在香港的「逃犯」可以被引渡到一些本來沒有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大陸）開始，香港民間不同的組織或個人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反對修例，包括連署聲明、大規模遊行集會、國際遊說、不合作運動、罷工、破壞交通、暴力抗爭，以及其他表態支持的行動如「人鏈」、唱歌等，由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百萬人遊行的第一個高峰，到二〇二〇年一月新冠肺炎爆發，令很多街頭行動無法再進行為止，七個月內的抗爭行動紛至沓來，牽涉史無前例數目的行動和行動者，引發大規模的拘捕和武力鎮壓，也牽動許多關注香港的人的心。這場運動根本地改變了中港關係、改變了香港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影響了台灣總統選舉、也令香港成為中美關係焦點之一。對香港來說，這場運動根本地打破了廿多年來「自由專制」的賽局。用香港人近年常用的說法：「一切都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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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打字那一天起，就在思考這本書應該叫什麼名，什麼才是適當的名詞去形容二〇一九年夏天開始的這場運動。用我自己的說法，在二〇一九年，香港人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很多東西都出現了質變。我當然有想過用周保松的「自由之夏」，但我很早便覺得這名稱太浪漫太和平，不足以準確描寫這場運動這個夏天的傷痛、悲情、憤慨，以至這場運動對香港的深遠意義。

　　到了二〇一九年十月四日，也就是特區政府宣布根據《緊急法》立《反蒙面法》的一天，自發上街的香港人喊出了「香港人，反抗！」，於是我想到了：這場運動的本質，是香港人為了捍衛自己自由和生活方式的絕地反抗；運動最重要的影響，是香港人整體反抗精神的大大提升。很多備受壓迫的香港人在二〇一九年醒覺，要起來加入反抗的行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盡所能地為香港奮鬥。

　　香港人的身份意識，經歷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造就了一個新的共同體意識。很多香港人共同經歷傷痛、榮光、亢奮、憤怒，又再傷痛、榮光、亢奮、憤怒。許多個各自無眠的深夜、血汗混和腳步的日子、淚水和髒話伴隨著看直播的晚上，把支持運動的香港人縛在一起。這將會根本地改變香港的發展軌跡。

　　在書寫期間，想過就簡單地用「二〇一九年反抗運動」作書名。總編輯秀如說很喜歡我曾用過的「實踐的共同體」這標題，建議用來作書名。我說不如就用「反抗的共同體」吧。共同反抗的經驗和情感，是定義這個共同體的不可磨滅獨一無二的內容。「反抗」和「共同體」，在我而言是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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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英國公投通過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兩件對西方世界政治發展帶來莫大變化的事，也為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政治學）帶來莫大的衝擊。不少學者因而反思為什麼不能預見如此重大的政治轉變。有人指出，不少當代的政治學研究脫離現實政治，學術會議和期刊討論鑽研的理論和方法學都太「離地」，和一般人體驗的政治和實際影響政治的因素距離甚遠。社會政治變化累積量變到質變，但學術工作者並不了解。

　　大約在二〇一七～二〇一八年吧，我在某一兩次往返開會的長途飛機上，把史帝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How Democracies Die（中譯《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時報出版）看完，感觸良多。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當然是當代研究民主化、專制政治和混雜政體的明星。這本書並非以大學出版社那種學術書籍的方法格式寫成，而是普通人都可以看得懂，但卻是研究了很久政治學的人才可以寫得出的觀察和分析，讀了之後應該可以加深對世界政治過程的理解。

　　我感覺到有關香港政治，我們這一代香港學者的書寫都不夠，尤其是用中文的書寫。大學的學術評審遊戲規則只看重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的出版，當然要用英語書寫，而香港研究和推動大眾了解香港政治和社會的中文著作一直數量不夠。年輕學者的研究衝勁和好奇心創新性最強，但如果他們身處大學學院之中，精力大多不會投放在香港政治研究或者推廣的工作上。近年來研究香港的本地學者增加了，但他們要致力期刊出版，而英語學術期刊的書寫方法，往往是普通人不能看懂的，期刊要求聚焦很小很深入的問題，對普羅大眾來說，將常不能提供一個綜觀的脈絡，令他們更了解所處社會的政治。

　　本書不是嚴謹的現代政治學著作。沒有高深的學術理論或假設（hypothesis）的測試，沒有整體的理論框架來分析整個運動，沒有多因的量化統計分析，原始一手資料也不多，主要根據的都是普通人可以找得到的公開資訊。本書是一個研究香港政治的人在二〇一九年夏天（和秋天和其後……）身處香港的觀察、分析和書寫。我的出發點，是希望寫一本普通人（即是沒有唸過什麼政治學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的書，一本只要關心香港、希望了解二〇一九年香港的反抗運動是怎麼一回事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覺得有參考價值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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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寫來並不容易。首先是要告訴自己集中精神寫字。書中的不少字其實是很多次關掉直播咬著下唇寫出來的。第二是整個運動牽涉到無數的行動和事件，很多都有血有淚，亦各承載不同價值，很難逐一詳細描述和分析，掛一漏萬或掛萬漏一可能都難以避免。對親歷運動的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本書裡對不少事件的描述和討論都可能不足夠，有些有意義的行動和事件沒有包括在內，有些寫得過度簡略，但現在已經超過二十萬字了。這個書寫只可以作為一個開端一個基礎，不同的人已經用不同角度不同媒介記錄這場運動，我相信不同形式的書寫或者紀錄，應該還是會陸續問世的。

　　第三個難題，是我們當老師的經常告誡學生：不要寫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因為那是移動的目標，事情沒有發展完，很難看得清楚，身處事件之中分析，難免有偏差。但教書的人做不到自己告訴學生的事情，不足為奇。由二〇一九年八月開始寫，一邊寫一邊修正一些早期階段的看法，同時告誡自己寫的時候要抽離一些。到了二〇一九年底，已經超過十萬多字，但我完全想不到這本書可以怎樣寫完。當時我看不到政府會正面回應「五大訴求」，但我相信運動不會完結，會轉化為新形式新階段的抗爭。新冠肺炎在二〇二〇年一月底爆發，令反送中運動的動員可說是暫時止息。各類行動其後持續，參與人數因各種原因減少，很多人沒有放棄。我相信反送中運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會轉化成不同形式，但是時候就這七、八個月的運動做個總結了。

　　我必須承認，對一個唸了政治學超過三十年，關注和研究書寫香港政治發展也近三十年的人來說，二〇一九年發生的事情，很多都出乎我理解或預計的範圍以外。我唸過的政治學，很多都似乎不管用。唸政治學，初心不外乎希望能把自己所處社會的政治搞好，但到了二〇二〇年目睹香港政治的現狀，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和參與的人，只能有無盡的無奈與唏噓。這是個「秀才遇著兵」的世代，知識份子常感難以自處，也許因為我們通常都只懂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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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歲、二十二歲、三十二歲、以至七十二歲的人，總有一天會回望這年這刻骨銘心的運動，回想當年曾經發生什麼事，甚至他們的子子孫孫，將來要重新探訪這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一項運動時，他們會發現什麼呢？

　　寫在二〇二〇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只成就了一項，抗爭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招來政權強硬的回應，短期內看不見有成功的把握。親身經歷這場運動的人，有責任把它記錄書寫下來。歷史，往往是政治鬥爭中獲勝的人主導書寫。政權最擅長的，就是透過書寫歷史改造人的記憶，透過掌控過去來掌控現在。公民社會、知識份子和庶民，都有責任把他自己經歷、看法和分析寫出來。

　　書除非被燒盡，始終是重要的紀錄。若干年後，很多人可能會選擇忘記，或者害怕想起二〇一九年發生的事情。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很多人記著二〇一九 年在香港發生的事。

　　本書得以完成，得力於在台灣讀博士班的文己翎替我蒐集整理各種相關資料。非常感謝左岸的總編輯黃秀如給我這個為台灣讀者介紹香港的機會，左岸的編輯們在過程中給予非常重要的意見和幫忙，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本書整理出版，很了不起。介民、明修、鐵志三位「巨頭」替本書寫序，實在是萬分榮幸。在香港我一直無緣識荊柳廣成先生，但他二話不說地便替我畫封面，令本書生色不少。至於書的各種不足和遺漏，自然都是我個人的責任。

　　謹以此書獻給
　　那即將到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