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若非唐納．川普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當選總統，我不會寫這本書。跟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對此結果感到驚訝，也為那對美國和全世界的意涵深感不安。那是同年第二場結果令人意外的重大選舉。第一場是英國在六月投票脫離歐盟。
過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國家、法治、民主可問責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後可能如何衰敗。早在川普勝選之前，我就寫到美國的制度正在衰敗，國家正逐漸被強大的利益團體盤據，鎖進一個死板的架構而無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貢獻者。他競選時承諾：身為政治圈外人，他會靠人民的授權搖撼制度，讓制度重新運作。美國人厭倦了黨派的僵局，渴望一個能再次團結全國的強大領袖，突破我所稱的否決體制（vetocracy）—即利益團體可以阻擋集體的行動。正是這一類民粹主義的高漲在一九三二年將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送進白宮，並重新塑造接下來兩個世代的美國政治。
川普的問題是雙重的，和政策及性格都有關係。對於支持他的選民來說，他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能會使事情變得更糟而非更好，而他鍾愛獨裁強人勝過民主同盟的明顯偏好，也有破壞國際秩序穩定之虞。至於性格，很難想像有誰比他更不適合當美國總統。你想得到所有和優秀領導力有關的特質—基本的誠實、可靠、穩健的判斷、為公共利益奉獻、根本的道德感—他一個都沒有。川普終其事業生涯的首要焦點都是自我行銷，而他非常樂意無所不用其極地規避阻礙他的人或規範。
川普代表國際政治上一個更廣泛的趨勢：趨向所謂的民粹民族主義。民粹領導人企圖利用民主選舉授予的正當性來鞏固權力。他們直接對「人民」施展群眾魅力，而他們的「人民」常限定於狹隘的族群，排除其他為數眾多的人口。他們不喜歡制度、企圖破壞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限制領導者個人權力的制衡：法院、立法機關、獨立媒體、不分黨派的官僚。其他可歸於此類的當代領導人包括俄羅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án）、波蘭的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浪潮，已步入我的同事賴瑞．戴蒙所謂的全球性衰退。一九七○年時，世界只有大約三十五個選舉民主制政體，接下來三十年，數字節節上升，到二○○○年代初期達到將近一百二十個。增加最快的是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東歐共產主義和前蘇聯的垮台，立刻在那個區域掀起一波民主浪潮。但自二○○○年代中期以來，趨勢已然逆轉，民主政體總數開始減少。在此同時，以中國為首的獨裁國家則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
諸如突尼西亞、烏克蘭和緬甸等準民主政體難以建立可行的制度，或自由民主未能在美國干預後的阿富汗或伊拉克生根發展，都不令人驚訝。令人失望，但也不全然驚訝的是俄羅斯已重回獨裁的老路。真正出乎意料的是，對民主的威脅，竟會在穩固民主國家內部出現。匈牙利是東歐率先推翻共產政權的國家之一。當它加入北約（NATO）和歐盟之際，它看似以政治學家形容的「鞏固」（consolidated）自由民主之姿重回歐洲懷抱。但在奧班和其青民盟（Fidesz，全名：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當政下，它正轉向奧班所謂的「不自由民主」。但至今最大的意外非英、美支持脫歐和川普的投票莫屬。這兩大民主龍頭向來是現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擘畫師，一九八○年代曾於雷根（Ronald Reagan）和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主政時領導「新自由」革命。但這兩國似乎也轉過身去，走向較狹隘的民族主義了。
這便帶我來到這本書的緣起。自我在一九八九年年中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一九九二年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一書以來，常有人問我某某事件是否跟我的論點沒有牴觸。某某事件可能是祕魯的政變、巴爾幹半島的戰爭、九一一恐怖攻擊、全球金融危機，或者最近的川普勝選和前文描述的民粹民族主義浪潮。
這些批評大多是基於對此論點的一個單純的誤解。我的「歷史」是採黑格爾—馬克思一脈的用法—即人類制度的長期演化史，或許亦可稱為「發展」或「現代化」。「終結」（end）的意思不是「終止」，而是「目標」或「目的」。馬克思提出，歷史的終結會是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而我則只是提出，黑格爾的版本，即人類發展會形成與市場經濟密不可分的自由國家，是較可能的結果。
這不代表我的觀點並未隨時間改變。我所能提供最完整的重新思考，收錄在我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或許可視為我依據我對現今世界政治的了解，改寫《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的成果。我的想法有兩個重要的轉變，一是發展一個現代、非個人的國家—即我所謂「向丹麥看齊」的問題—很困難；二是現代自由民主是有可能衰敗或倒退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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