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一章 走入核心
我們生活在一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所說的「茶黨年代」(Tea Party era)。大約有三十五萬名活躍的黨員,但是根據皮尤中心的另一份調查指出,大約有20%美國人(四千五百萬人)支持茶黨。根據議題的不同,政治立場形成相當複雜的分歧。比方說,調查發現90%的民主黨支持者相信人類在氣候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相較起來共和黨的溫和派只有59%,共和黨的保守派38%,而茶黨的支持者則只有29%。事實上,政治是影響民眾氣候變遷看法的首要因素。
雙方的分歧擴大是因為右派往右移,而不是因為左派往左移。共和黨的總統艾森豪、尼克森、福特全都支持男女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一九六〇年,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支持管理階層與勞工之間「自由的集體協商」(free collective bargaining)。共和黨員放話「要把最低工資擴及數百萬工人」,並「加強失業保險制度及擴大受益人」。艾森豪擔任總統期間,收入位於頂層的人要課91%的稅,到了二〇一五年則是40%。二〇一六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幾乎每一位都嚴厲抨擊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但是,這個組織的創辦人之一是佩姬.高華德(Peggy Goldwater),也就是1968年共和黨保守派總統候選人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夫人。艾森豪將軍呼籲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而現在共和黨每一位國會議員都將此事視為政府過度擴張的洪水猛獸。雷根總統大舉國債,支持槍枝管制,而現在共和黨主導的德州州議會則允許州民可以「公然攜帶」上膛的槍上教堂與銀行。過去的保守派現在看起來則是溫和派或自由派。
極右派現在則是主張裁撤整個聯邦政府的部門,例如教育部、能源部、商務部與內政部。二〇一五年一月,共和黨58名眾議員投票支持廢除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有些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甚至呼籲廢除所有的公立學校。二〇一五年三月,共和黨在參議院以51:49的票數,通過一項預算修正案,主張把國家紀念碑與國家公園以外非軍事用途的聯邦土地,全部賣掉或是送出去,包括森林、野生動物保護區與荒野。一九七〇年,沒有任何一個參議員反對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現在,95位共和黨的議員,甚至包括污染最嚴重的路州參議員維特(David Vitter)都呼籲廢除環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茶黨開始遠離政府,或許代表了一股更大的潮流。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美國人為了經濟復甦,尋求聯邦政府的協助。但是,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時,多數美國人不再尋求聯邦政府的協助。隨著政治分歧擴大,各方的立場堅定,其中的利害關係也快速擴大。不論是老百姓還是領袖,都不太提「跨越黨派」,而這也損害到治理本身──治理是一種細膩精巧到令人訝異的過程。當然,美國在過去就已經存在分歧。南北戰爭期間,各方信念之間的差異奪走七十五萬人的生命。而在風起雲湧的一九六〇年代,民眾針對越戰、民權與女權等議題有嚴重衝突。但是,健全的民主最終還是要靠集體的能力把事情理出頭緒。而要走到這一步,我們需要釐清眼前發生的事。尤其是變化更快,而立場也更為堅定的右派。
大悖論
受到法蘭克(Thomas Frank)的作品《堪薩斯州怎麼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的鼓舞,我展開一段五年的旅行,帶著一個很大的悖論(有如背著一個背包),深入美國右派的大本營。回到二〇〇四年,當法蘭克的作品出版時,右派與左派的分歧潛藏著一項悖論。自此,左右的分歧變成一大鴻溝。
走遍全國,紅色州(按:傾向支持共和黨)更為貧窮,也有更多未婚媽媽,離婚現象更多,健康狀況也更糟,許多人體重過重,更多和創傷有關的死亡,更多體重不足就誕生的嬰兒,入學註冊率也較低。平均來說,紅色州州民的壽命要比藍色州少五年。事實上,路易斯安那州與康乃狄克州之間平均壽命的差距(75.7歲對上80.8歲),就和美國與尼加拉瓜的差距一樣。紅州還受到另一個重要但鮮為人知的問題所苦,那就是:工業污染。這個問題對於保護個人的健康和生命有著重大意義。
路易斯安那就是這個悖論的最極端案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報告《美國的測量》(The Measure of America)對各州的「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指數進行排名。此指數由預期壽命、註冊率、畢業人數及收入中位數決定名次,美國50個州之中,路易斯安那排名第49;而路州的整體健康程度則敬陪末座。根據二〇一五年的美國國家教育報告卡(National Report Card),路州在八年級的閱讀能力排名48,八年級的數學能力排名49。每十個學生只有八個從高中畢業,而且僅有7%有碩士或專業學歷。根據安妮凱西基金會(Annie E. Casey Foundation)出版的《兒童統計數據手冊》(Kids Count Data Book),路州孩童幸福感在50個州裡排名倒數第二。問題的嚴重性甚至跨越種族,馬里蘭州的黑人平均壽命比路州黑人多了四年,收入是兩倍,取得大學學歷的比例也是兩倍。路州的白人排名比馬里蘭州或其他各州的白人還糟,僅勝過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路州也遭受許多環境問題:當地大約失去四百英哩低窪、平坦的海岸線,每小時也失去一塊大約美式足球場大小的濕地。當地還受到海平面上升以及嚴重的颶風所威脅,全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將此歸咎於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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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挑戰太多,可能會有人預期當地人將敞開手臂歡迎聯邦政府的協助。事實上,紅州每年的預算有很大一部分的確來自聯邦政府的資助,路易斯安那州是44%,也就是說聯邦政府每年補貼路易斯安那州的每一位州民二千四百美元。
但是沙夫並不喜歡聯邦政府的補助,也懷疑氣候變遷的真實性。「過了五十年我才會擔心全球暖化的問題。」他說。沙夫喜歡自己的家鄉,也喜歡戶外活動。但是,與其尋求政府協助,他和其他茶黨支持者一樣轉向自由市場。沙夫的母親投票支持路州的民主黨候選人愛德華(Ed Edwards),因為他是卡郡人,也把票投給傑克.甘迺迪(Jack Kennedy),因為他是天主教徒。「民主黨」(Democrat)這個詞剛出現的時候並不是一個不好的字眼,但現在是了。沙夫一直在一家小公司上班,而且極力鼓吹企業不分大小都要奉行自由市場,從這裡我又看到了另一個悖論。茶黨有許多支持者都在小公司上班,或是自己經營小公司。不過他們支持的政治人物,卻都主張要用法律來鞏固大公司的壟斷權,讓大企業一步步吞掉小公司。小農投票支持的對象跟孟山都公司(Monsanto)一樣嗎?街角的藥局也和沃爾瑪(Walmart)相同嗎?地方的書店老闆也支持線上商店亞馬遜嗎?如果我是個小店的老闆,我當然會支持降低營業稅,但會希望增強有可能逼我退出市場的壟斷權嗎?我實在有點搞不清楚。
圍繞著這些謎團的是一個更大的謎團:資本主義為何能一方面製造痛苦,卻又同時把痛苦歸咎於其他因素呢?二〇〇八年,一群魯莽、悲慘且無法無天的華爾街投資專家使得許多人沒了積蓄、房子、工作與希望。但是幾年之後,在「自由市場」的大旗底下,許多小鎮裡逐步擴張的右派,卻支持華爾街抵抗政府的「過度管制」。為什麼會這樣呢?
發揮作用的是「感受規則」(feeling rules),左派的感覺與右派的感覺。右派期望擺脫規範「他們應該如何感受」的自由派理念——為同志新婚感到喜悅、對敘利亞難民的苦難感到悲傷、對納稅毫無怨言。左派看到的是偏見,這些原則挑戰了右派信念的情感核心。不受世俗規範的候選人,例如二〇一六年大選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同時也是富翁企業家的川普(Donald Trump),所訴諸的正是此一情感核心;川普在盯著支持群眾時說:「看看這個熱情吧!」。
我逐漸發現我們可以透過所謂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來接近這個核心,一個感覺起來彷彿是真實的故事。我透過愛麗絲的鏡子觀看,深層故事引導我聚焦在一起醞釀已久的社會衝突,一個被「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左派(這些人把私人領域中的1%與99%看成是階級衝突)以及反政府的右派(他們認為階級與種族差異都與個人特質相關)所忽略的地方。這個深層故事引領我探詢:應該有以及不應該有的感覺,我們的情感管理,以及被充滿魅力領導者所激發的核心感受。如我們所見,每一個人都有個深層的故事。
由小見大的議題
要更瞭解這些現象,我想最好的方式是想辦法認識某個地方的一群人,並聚焦在單一議題上。如前面所言,這項議題的情況與「富有選民投票反對自己不需要的政府措施」無關。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想要有乾淨的環境。但在路州,我看到的大悖論則發生在「龐大的污染」及「對管制污染者的強烈抵抗」之間。如果我可以真正敞開這些極右派的心扉,知道他們如何思索他們喝的水、獵殺的動物、游泳的湖泊、釣魚的溪流、呼吸的空氣等議題,我應該可以更瞭解他們。藉由搞清楚他們如何思考這個由小見大(keyhole)的議題──也就是說,如果政府要管制,應該對於工業污染者管到什麼程度──我希望能夠推知右派對更廣泛議題抱持何種觀點。用比較感性的說法,我希望知道政治對於我們所有人而言意味著什麼。
路州是在管制記錄上相當寬鬆的產油州,數十年來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在我進行研究的那段時間裡,水力壓裂法開採熱潮(the fracking boom)也衝擊查爾斯湖,而那裡的城鎮迅速成為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計劃投資840億美元的中心,這是美國最大工業投資之一。查爾斯湖已成為美國石化產品生產的重鎮。
透過訪談官員,我注意到該地經歷的工業成長。我訪問的對象是附近韋斯特萊克市(Westlake)市長和西南路州發展特派小組總部(head of the Southwest Louisiana Task Force for Growth and Opportunity)(特派小組剛被指派的任務,正是規劃讓18,000名工人安置在「工寮」[man camps];其中有13,000名工人來自州外,包括菲律賓來的配管工)。
在查爾斯湖期間,我住在露比姨媽民宿(Aunt Ruby’s Bed and Breakfast)。我在住處的浴缸邊緣發現了一種保濕沐浴露,其背面用小小字體列出了沐浴露的成分:石油、月桂基硫酸銨、月桂酰乙酸鈉、月桂基聚氧乙醚硫酸銨、月桂酸、氯化鈉、豆膠羥丙基三銨。我的太陽眼鏡、錶帶、電腦、保濕霜中也可以發現相同的成分。查爾斯湖生產了能將我帶到這裡的飛機燃料,以及我正在乘車到處旅行所用的汽油,其中大部分是由附近的公司所生產。
為了準備這趟旅程,我重新閱讀了艾恩.蘭德(Ayn Rand)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這本書被保守派廣播名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和前福斯新聞台電視評論員格倫.貝克(Glenn Beck)奉為茶黨的聖經。蘭德認為濟弱扶貧是一種「匪夷所思的想法」。她說:慈善是不好的,貪婪是好的。我想,如果蘭德的說法會吸引他們,那他們可能是很自私、強硬、冷酷的人,因此我做好最壞的打算。但令人感激的是,我發現有很多溫暖、開放的人,他們對周遭的人都非常慷慨仁慈,連對我這位年長的白人自由派、一名正在寫書的陌生人,也是如此。
有鑑於加州柏克萊自由派的名聲,我對於告訴別人我在加州柏克萊教書感到憂心。我暗自期望我在路州的認識的人們可以帶有敬意想起這間學校出了七十二名諾貝爾得獎者,以及該校令人驕傲的學術地位。但結果並非如此。當我告訴某人我住在柏克萊的時候,他立刻回說:『哦!你一定是嬉皮。』另一個人則曾經看過福斯新聞對柏克萊學生抗議學費上漲的報導。這些學生用鐵鍊將彼此聯繫在一起,並站在校園建築物屋頂邊緣的電視攝影機前。我猜他們的重點是,如果一個人倒下了,那所有人也會倒下。那個人難以置信地問我:「你是說柏克萊大學的學生需要平均成績A才能入學嗎?就我看來,鐵鍊這件事情似乎相當愚蠢。」
在一場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共和黨婦女會的聚會上,福音歌手麥當娜.梅西(Madonna Massey)坐在桌子的對面,宣稱她「深愛拉什.林博」。我打從過去就覺得拉什是一位固執己見、平凡無奇又冒犯的媒體人,按照慣例我會轉台。但現在我告訴麥當娜:「我很樂意聽聽妳喜歡他哪些地方?」一週後,我們在當地的星巴克坐下來品嚐甜茶時,我問麥當娜她喜歡拉什哪裡。「他批判『女權納粹』(femi-nazis),妳知道女性主義者就是女人想要跟男人一樣。」我屏氣凝神一會。她接著問我的想法,我回答之後,她評論說:「但妳很好……」我們從那時開始一一檢視拉什提出的標籤(「挺共自由派」[commie libs]、「環保流氓」[environmental wackos])。最後,我們回到麥當娜最根本的感受,她認為拉什正在捍衛她免受侮辱,她感到自由派正在向她大吼:「哦!自由派認為那些信奉聖經的南方人是無知的、落後的、鄉巴佬、失敗者。他們認為我們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恐同者、甚至可能是胖子。」她的祖父是一位住在阿肯色州的赤貧佃農,但他一直拼命努力生活著。她則是一位深受廣大民眾喜愛的天才歌手,畢業於兩年制聖經大學,同時是照顧兩個小孩的母親。此刻我開始認知到藍州對紅州居民的嘲諷怒罵之威力。她覺得拉什是一個防火牆,可以幫她抵擋自由派對她與她祖先的隨意侮辱。但我想知道,究竟是右翼媒體激起他們的仇恨,還是真的有很多來自藍州的羞辱在四處傳播?當我再度見到麥當娜時,她很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很少聽到她所說的一切。我告訴她並非如此。她說:「有時我也這樣做,試圖擺脫自己的想法,去看看別人怎麼感受。」
當我和沙夫一起漫步在曾為亞美里西種植園的甘蔗田,或者和麥當娜一起坐在五旬節教會堂利文教會,我發現處於這個巨大悖論核心的是一群好人。如此慷慨仁慈的麥當娜怎麼會反對政府幫助窮人呢?像沙夫這麼溫暖、聰明與體貼的人,是企業貪贓枉法與大肆破壞的受害者,怎麼會把大部分的矛頭指向聯邦政府呢?一個最容易受到天氣變化影響的州,又如何成為否定氣候變遷的重心呢?
因此,為了搞懂這一切,我展開了進入右派心靈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