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臺灣的朋友們希望我八十歲壽辰也是《靈山》出版三十周年之際出版一本我的新書。我由衷感謝朋友們的盛情,可惜這所謂耄耋之年已力不從心。但細細琢磨,何嘗不可舊作翻新,把當年啟發我寫這部書的老照片翻出來,幸好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已經把這些老膠卷加以數位化處理,打開電腦便歷歷在目。
這些照片2017年在台師大首次得以展出,之後,新加坡的誰先覺畫廊和臺北的亞洲藝術中心在舉辦我的畫展之際,也選了若干張照片配合參展。新近在法國中部文藝復興之地索蒙城堡舉辦我的《呼喚新文藝復興展》出的畫冊,出乎我意料,畫作之外竟然選用了上十張照片,並且給我諸多稱謂又加上個攝影家的頭銜。
我倒是愛好攝影,追述起來已有五十年的經驗。可從未自認為攝影師,沒想過辦攝影展和出畫冊,更沒有把攝影當藝術創作,純粹是一種消遣。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文革期間,我下放到皖南山區農村,為了同農民打成一片,能在此安度一生,拿個相機,給農家拍全家福照。小鎮上的照相館老闆的兒子學木匠,我買了他兩件粗製的桌椅,便可以使用他的暗房,沖印膠卷和照片,送給農家。我也藉此拍攝些山鄉的風景,聊以自慰。這本影集中的《雨中行》和《農家》便是我那時的攝影。
影集中除了這兩張,其他的照片都是我1982到1985年間數次長途跋涉時拍攝的。最長的一次是1983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的我的劇作《車站》被禁演,我匆匆離開北京南下,奔蠻荒之地去當野人。橫穿長江流域八個省、七個自然保護區,行程達一萬五千公里。五個月後,那場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不了了之,我才回到北京。此外,還有幾次長途旅行,或青藏高原,或東海之濱,既去過長江的入海口,那一望無際泥水彌漫地質學稱之為的海塗,也遊過風光秀麗的江南水鄉。從大熊貓出沒的臥龍原始林區到盛傳野人的神農架,從三峽中的鬼城豐都到屈原的故鄉秭歸;從苗、彝、土家、羌人和藏族的村寨到天臺山的佛廟、武當山的道觀;北從黃河故道南至海南島,拍了數千張照片。
當時我有個日本簡易的Sony相機,一位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朋友替我買過期處理的電影膠卷,按公斤計價很便宜,一大盤可以裝十幾圈膠卷。我任編劇的北京人藝劇院有暗房,可以使用。但這些沖洗出來的底片我在中國的時候大都沒有印成照片。只是我1987年底應邀出國,向劇院請了一年的創作假,答應給劇院寫一部神話史詩劇《山海經傳》,也帶上一小包各地拍攝的膠捲和幾本旅途做的筆記,作為提示,好繼續寫《靈山》。至於留在中國的那許多膠卷,如同我的書畫和手稿,如今都沒有下落。
把攝影作為藝術創作始於我拍電影的時候。2003年馬賽市舉辦高行健年,這大型的創作計畫讓我大學時就做的電影夢終於有了著落。在兩位拍數位影視的朋友幫助下,拍攝了我的第一部電影詩《側影或影子》。我們沒有經費,只是這馬賽計畫中的歌劇《八月雪》和戲劇《叩問死亡》排練的時候,以及我做畫展的同時,搶拍和加拍一些電影鏡頭。所以每個鏡頭都得精心策劃,我先用相機取景,出示給攝影師和演員們看,畫面和演員的表演也得十分精確。之後,我拍的另外兩部電影詩《洪荒之後》和《美的葬禮》,也是如此。攝影對我來說,不只是記錄個場景,還同時講究選景、圖構和表演,如果有人物納入鏡頭的話。
面對四十年前這些舊照片,首先得選出一些影像質地尚可的加以修整,再適當剪裁,調整光線和黑白的層次與對比。然後再精選編輯,十分費心,絕不亞於電影影片的剪輯。小說《靈山》自有一番精心的結構,這一大堆照片無法納入,得先選出圖像,再重新建構,當來至現實的影像終於能構成個旅程,這《靈山行》也就成行了。
在愛爾蘭首府都柏林舉行的世界高峰會議上,和我同時獲得美國終身成就學院金盤獎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祝賀我,同我握手時通過翻譯對我說:「《靈山》是一部人類的書。」確實如此,這書已有四十種語言的譯本。新加坡舉辦的作家節上,一位塔吉克作家請我在他的《靈山》波斯文譯本上簽名,還告訴我這書塔吉克、伊朗和阿富汗三國家有波斯文的三種譯本。而我家的書架上也有埃及、伊拉克、薩烏地阿拉伯三種阿拉伯文譯本,每本書的厚度都大不相同。
《靈山行》這本影集中的每張照片如何命名,是個難題。如果標明的只是照片拍攝的地點,除了個別對中國人文地理有興趣的學者之外,喚不起廣大讀者的共鳴。我於是選用提示性的標題,只在若干有特殊意味之處,譬如,大禹陵點明的是中華文化的源起,苗、彝、羌、藏則表明這中華文化也是多民族的匯合,源遠而流長。
《靈山》這部書從雖然從中國的現實與歷史出發,探究的卻是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複雜,並不拘泥於某一種民族文化,也非尋根。如何超越人生存的種種困境達到清明的意識正是《靈山行》追求的宗旨。因此,徒有現實的攝影還不夠,誠如《靈山》一書中的我,在現實世界長途跋涉,而你卻在內心不斷叩問。這本畫冊要也展示內心的探索就得訴諸另一種圖像,也即繪畫。而這繪畫並非對現實的模寫,顯示的該是心象。
有意思的是這恰恰是我繪畫的方向。遠在寫《靈山》之前,我就在找尋一種圖像,既非寫實又非純然抽象,如同夢境與幻象。把我的繪畫電子檔打開,出乎意料,我1980年的一張老畫,畫與標題居然正是「靈山」!我當時並沒想到寫這部書,事後也忘了這張畫。細細追憶,想起來了,是我離開中國的前幾天,突然想起可能在國外辦個畫展,拿了些畫交給一位朋友,請他找人托裱好再寄給我。之後,我人在巴黎,拿了這卷畫去找畫廊,走遍了塞納河左岸的畫廊街。二百多家畫廊,那當代藝術火爆的年代,對這些畫不肖一顧,沒有畫廊肯展出。之後存在一個畫夾子裏,也就忘了。二、三十年後,我在歐州、亞洲和美國許多美術館舉辦的那些回顧展,也沒把這張小畫收入。如今,時過境遷,巴黎那條街上的畫廊十之七、八已關門,不是改為服裝、傢俱店,便轉賣古董。
意外發現這張小畫卻並非偶然,讓我醒悟到《靈山》一書寫作之前,這番追求就已經孕育在心,只等機緣自會萌發。從《靈山》的寫作到《靈山行》的編輯,之間又相隔三十多年,回顧我的繪畫創作,不難發現竟也一脈相傳。我另一張也題為「靈山」在畫布上的大畫,標明的年代2012,可見這番心象還持續在心。我很快便選出了四十張畫作,勾畫出這番內心的歷程。
繪畫與語言的表述兩者並行不悖,既非前者圖解後者,而用語言去描述圖像也枉費心機。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盡可以相互溝通,卻各有各的方式和魅力。而人的心象既超越國界,又超越語言,語言最多只給個提示。
《靈山行》這本畫冊就這樣編輯,一百幅攝影加上四十幅畫作,各有個標題,無需多加解說,既獨立於小說《靈山》,也可以當作小說的另一種參照。讀者如果能從中得到些啟發和愉悅,編者也就十分欣慰。
2019年9月14日,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