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處於不間斷的結構性調整過程中，結構性紅利不斷湧流，國民經濟也因此向世界呈現了中國式的 「增長奇蹟」 ——改革開放40餘年的經濟平均增速在10%左右。受最近（2008年） 一次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多年高速增長累積的結構性痼疾影響，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連年下降。大量文獻研究表明，此次經濟下降是結構性的，是潛在經濟增速的持續下降拉低了實際的經濟增速。那麼，哪些結構性因素對潛在經濟增速有顯著影響？當納入結構性因素的作用以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潛在經濟增速又是多少？既有的潛在經濟增長趨勢能否支撐「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本書就主要圍繞解決這三個核心問題開展理論與實證研究，以期為中國尋找提升潛在經濟增長能力的政策著力點提供支撐。
基於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基本概念、計算方法、影響因素以及長期預測等研究的梳理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結構經濟理論的思想內容，本書首先建立用於分析潛在經濟增長趨勢的理論模型，具體有三個：潛在經濟增長率影響因素甄別模型、計算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生產函數擴展模型和預測未來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邏輯斯諦克模型（Logistic Model）。這三個模型分別用於遴選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納入結構性變量再估計潛在經濟增長率、預估考慮結構性紅利衍生「躍升效應」後的未來潛在經濟增長率，並用於判斷中國是否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時序經濟數據，利用潛在經濟增長結構性因素甄別模型，本書從制度變革、科技創新、人力資本、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和資本結構六個結構性變量中識別出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分別是制度變革、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變量。鑒於這三個結構性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均有顯著的積極作用，本書借助全要素生產率的傳導機制將其納入生產函數模型，重新估計改革開放以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研究發現，制度變革、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變量的滯後效應顯著，滯後一期和滯後二期對經濟產出都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說明這三種因素的作用方式偏向於影響經濟產出的長期趨勢。
納入結構性因素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結果顯示，1981-2016年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是9.76%，最大值是2005年的10.40%，最小值是2016年的7.71%；潛在經濟增長率自2005年後逐年下滑，且早於實際經濟增速下滑6.年，這也說明本輪的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是結構性的，是潛在經濟增速走低導致的。為評估中國是否能夠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本書採用邏輯斯諦克模型預測了2017-2050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結果顯示，2021-2035年的平均增速是6.54%，2036-2050年的平均增速是4.47%； 在幾種不同情景下，中國最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年份是2025.年，最晚是2045年，概率最高的年份區間是2030-2035年。總而言之，依據本書的預測，中國有能力在2050年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制度分析視角出發，尋找發展路徑與政策著力點，加快促進中國潛在經濟增長能力提升，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也是本書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根據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本書認為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改善路徑有三條，分別是：優化制度設計，破除制度約束；變投資拉動為創新驅動；走質量優先，數量與質量兼顧的人力資本培育之路。而可以確保沿著以上路徑順利提升潛在經濟增長能力的政策建議主要有三個方面：加速體制結構改革，釋放制度變革的紅利；加強科技創新的投入，建設創新型國家；加快完善教育制度，提高全民衛生健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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