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中西對峙局面中的思想對話(節錄)
錢永祥/《思想》總編輯、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
劉擎教授在每年年關前後撰寫當年的「西方知識界回顧」,至今十八年,在中國大陸享有盛譽,儼然成為各方期待的年度盛事。西方的思想與學術一向是中國讀書人的重要資源與參考,但是西方知識界的範圍遼闊,生態複雜,學派林立,所關注的議題也一直跟西方社會的變動結合緊密,局外人所能掌握的往往很有限。劉擎的「回顧」梳理一年之中的事件與趨勢,摘其精華,提供脈絡,幫助讀者瞭解當年的西方學術思想大勢。如今他把十八年來的回顧集為一冊出版,等於是幫讀者綜觀本世紀至今的西方思想界景觀,值得有心人參考。
今年是二○二一年,進入新世紀不過二十年,但是物換星移,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開創「宏大論述」的經典思想家逐一退場,上個世紀的思想典範已經過時,西方思想界顯得混亂而動盪。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也告解體,西方思想傳統自然難以維繫昔日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加上西方社會屢次出現危機,此長彼消之間,中國的思想界難免有人顧盼自雄,立志「自信」,「平視」西方,有意識地挑戰西方的話語權以及西方現代性所標舉的價值觀。在這個時刻,中國人對西方思想界的認識是不是深入、持平,能不能得體地回應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詮釋與誤解,顯然都是格外嚴肅、要緊的工作。
劉擎先生這本書,必須放在這個脈絡裡閱讀,才能掌握它的真正價值。如他所言,他要從西方的內部瞭解西方,但又要保持批判性的遠觀距離。他也希望把西方知識界、思想界關於中國的討論帶入中國讀者的視野,用「外部的眼光」來豐富中國人的自我認識。確實,在新世紀的中西衝突漩渦中,必須帶著這種清醒的自覺執筆寫作,方足以因應當前局面的嚴峻要求。
推薦序
在亂世,給自己找一位思考教練(節錄)
張潔平/Matters創辦人
滿心困惑時,我常會想到三、四個名字。
他們都不是已被捧上神壇的大師,但於我而言,是可信任、可託付的良師益友。我並不一定真的會跟他們對話,但總會想到他們曾寫過的文章,其中展現的視野,會重讀他們在自己的知識脈絡中,如何抵達這樣的視野。
劉擎就是這樣一位我私心引為教練的老師。他做的兩項基礎梳理工作:基於開授多年的經典課程所整理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和大家手中正讀的這本《當世界席捲而來》,正是我在面對許多經典問題時,常常回去重讀、獲得啟發與線索的藍本。
前者是梳理西方思想史中的經典思潮,後者則更貼近當下地,整理從二○○三年直至二○二○年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討論議題,以年為單位做綜述。劉擎老師的這一系列西方思想界年度綜述,每到年底,就成為華文世界知識圈翹首以待的文章,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是每年讀過來的,梳理功底和思想史史料價值不用贅述。
於我而言,劉擎老師的梳理,令人覺得珍貴之處,更在於以下兩方面:
一、他所介紹的素材,視野廣闊,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域、橫跨大眾媒體到學術期刊。
二、他以自身的問題意識與這些素材對話,「西方現在奠定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以及市場經濟這樣的基本社會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續的?」「它們的局限和困境在哪裡?」這是由中國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但同樣與世界高度相關。在這問題意識下,他仍可以保持開放、逼近中立性。如他所說,「中立性或者說客觀性的獲得,是通過不斷地對主觀性進行反思,並且設想站在異己的立場上如何面對問題,由此逐漸逼近中立性,這是一個無盡的過程。」他與他所梳理的材料的這一對話過程本身,甚至比材料本身,更讓人受益匪淺。
我也問自己,為什麼覺得劉擎老師可引為教練甚至夥伴?什麼才算是「可信任」、「可託付」?仔細想來,可信任,是在思想工作中已建立起的可見的紮實功底,透過他們的學術與思想寫作、授課、演說可以讀出。可託付,似乎更微妙,對我來說,是他們對思想這件事、這種生活方式(王汎森語)要有真誠的熱愛。只有在這種原動力下,知識的多寡才不會構成歧視鏈,學科的邊界才不會成為利益或者防禦的門檻,價值立場才不會變作政治正確的教條,普通人日常的困惑則會被珍惜和尊重。
代序
我們如何想像世界(節錄)
問:您說瞭解西方知識界動態不僅是為了更加瞭解別人,也是為了更加反觀中國、瞭解自己。您的系列綜述在二○○三年到二○○八年間,「中國」一詞時有提及,但未單獨展開。從二○○九年起,「中國」開始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模式」、「中國特刊」、「中國的世紀」等成專題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答:我越來越把中國的議題放在這個系列中,有很多原因。一個直接的原因是:關於中國的討論已經越來越占據西方媒體,特別是知識媒體的版面,這是二○○七年之後特別突出的現象。世界是彼此相連的,現在中國在世界上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且它對世界未來的格局會有深遠影響。我想,這對西方知識界本身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意義在於,他們發現了一個「他者」,這個「他者」目前是生機勃勃的、有進取力的,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強硬的崛起,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現象。
對西方而言,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只是其中國問題專家關注的對象,也正在成為他們知識思想發展的一個參照,不容忽視的,這對西方本身的思考是有意義的。所以,將西方知識界、思想界對於中國的討論帶入中國讀者的視野,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幫助我們內在地理解西方。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沒有一樁純粹的「地域性」的事務。如果不把西方對中國的感知和理解納入我們的視野,我們沒有辦法充分地理解今天西方思想圖景的全貌。
另一方面,西方對中國的討論,對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有參考意義。有一種固執的偏見認為,只有自己才最瞭解自己。但學過心理學、社會學的人知道,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恰當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謂「關係性」的自我聯繫起來,與外部對自己的認識結合起來,完全孤獨的自我是無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將西方對中國的理解納入中國自己的視野,這是一種本來就存在的,也許正是我們在不自覺地沿用的認知方式。我希望介紹如《經濟學人》這樣嚴肅和具有學術公信力的媒體的觀點,這能幫助我們更自覺地發現「外部的眼光」,來豐富我們的自我認識。
最後,我個人相信,中國的發展,無論大家抱有非常樂觀的期許,還是有比較謹慎甚至悲觀的預估,都在很大程度上進入了全球秩序,它會對世界有越來越大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我覺得應該受到重視。所以我會每年尋找關於中國的討論話題,收入這個系列綜述。
問:在社會科學領域,使用西方社科理論框架或模型分析中國問題或政策方案的時候,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或小心的地方?
答:這是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會關注的問題,也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問題。在運用西方社會科學框架或分析模型討論中國問題時需要小心,不能生搬硬套一種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具體事件。在原則上,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這個觀點,我當然也同意。但我以前也發表過文章,指出這個觀點本身也需要反思。有些學者走向極端,認為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成果是源自他們的特殊語境,而中國的語境完全不同,因此完全無法運用,這種看法本身就包含認識上的盲點。
首先,人類存在的所有社會都有某種「共通性」。當你在強調「特殊性」的時候,如果忘記了「共通性」,那麼任何一種理論都將變得不可能。所以我在《中國有多特殊》那本書中說過一句話:「每一片樹葉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樹葉仍然是樹葉。」除非我們把中國社會想像成「非人類的社會」,我們才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研究完全無法運用於中國」。其次,有人認為強調中國的獨特性才能理解中國的國情,但是誇大中國的獨特性恰恰沒有嚴肅地對待中國的國情。因為今天的中國早已不再是與外界隔絕的純粹的傳統中國,看不到這個古今之變與中外交融的歷史變遷,就無法理解中國的國情。源自西方的很多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不僅進入了中國,而且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幾篇文章中反覆強調,沒有所謂「純粹的中國人」,沒有所謂「中華性」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