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學界普遍認為，隨著二戰後全球性帝國時代的消亡，華人移民的歷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此後，全球性的跨國人口流動面臨著新興民族國家崛起的現實。對於海外華人來說，這一變化凸顯了一個事實，即以往國際移民大多流向不同形態的殖民地。對於大多數海外華人（包括幾百年前離開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而言，戰後的幾十年面臨著重大的調整。
其中最重要的挑戰與現代歷史的兩大轉變密切相關。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切斷了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聯繫。其次，包括冷戰在內的後帝國主義時期的國際環境，從多方面激發了世界範圍內民族國家的建立進程，催生了100多個新生的主權國家。這兩大轉變對於每個國家的國際移民性質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周敏教授主編的《長為異鄉客？》一書深入考究了海外華人社會在二戰後歷史轉變中的多樣化經歷，把研究重點放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時期，不僅促進了國際移民社會學的發展，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有關華人新移民如何從中國移居到世界五大洲各國的引人入勝的細節。
本書的18篇論文通過深入考察世界五大洲部分國家的移民社會，聚焦於中國崛起以來的新變化。這些個案研究不僅顯示華人新移民的經歷與我們所知的早期華人移民的經歷有相似性，並且與其他國家的國際移民經歷有可比性。尤為重要的是，本書對多元化的新移民與從前那些遠離故土的早期移民的不同之處所作的探究。這些論文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認知新移民移居海外的動機，也揭示出當前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
對於許多中國問題專家來說，不可思議的是現在居然會有如此多的中國人試圖移居海外，離開這個被視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據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家。對於那些關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經濟和政治狀況的人們而言，中國新移民也是他們頗為關注的群體。許多人會關心中國新移民到了移居國之後對當地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還有人會關心新移民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會對中國與新移民移居國之間的雙邊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學界感興趣的議題。面對目前在一些發達國家所出現的反移民的政治思潮和行動，可以預期，這股反移民潮將會不斷地影響著移居國對國家主權問題極為敏感的那些群體。
我向所有對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遷感興趣的讀者推薦本書。就我本人而言，當讀到各章節所闡述的有關世界各國的中國新移民社會的發展時，不禁令我想起30年前曾在《太平洋事務》（1985春季）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當時我預測，中國一旦對全球經濟開放，勢必會產生一個新的政策領域，我稱之為「外華政策」（External China）。隨著中國全面參與全球經濟的發展及其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中國政府的僑務部門的確在不斷大幅地調整僑務政策。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最終要取決於移居國如何重估他們對新移民的移居和就業的政策。在很多歷史悠久的華人聚居區，那些來自中國南部地區的華人迅速抓住機會，說明其親友移居海外團聚，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人在冷戰結束後也很快地尋求移民，這確實令人感到吃驚。
直到1994年我在香港大學任職之時，我沒有預料到源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數量會如此快速地增長。當時令我不解的是為何大量的香港人移居海外。我在給史東若（Ronald Skeldon）編著的著作《不情願的流亡者？》（Reluctant Exiles?）的序言中寫道：我很高興有機會深入追蹤這些香港家庭的移民路徑。過去我們沒有機會這樣近距離地去考察從開始決定移民、到抵達移居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然後再經過早期的適應、直到安然定居的全過程。我當時並沒有預料到，幾年之後，大量的中國人移居海外會成為新常態。
2001年在台北召開的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ISSCO）會議，開創了一個研究華人新移民的時代。我在關於新移民的演講中，提出了新移民「新」在哪裡，為什麼「新」等問題。「新移民」這個概念從此開始用來描述這一新的社會現象。當時並不明晰的是，這一概念與「華僑」或者「華僑華人」等既有的概念對於中國各級決策者而言有何區別？這一概念對於那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人而言意味著什麼？特別是這一新的概念是否會影響到那些將自己視作本土公民的華裔後代。對我而言，我很欣喜地看到不少用這些新概念來描述華人移民現象的學術報告。
十分遺憾，我未能參加2015年在新加坡華裔館舉辦的關於海外新移民社會的學術研討會，這本優秀的專著就是這次研討會的成果。不過，在此之前，我曾參加了另一個議題相關的學術會議。當時我在會上提出，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逐漸形成的華人新移民群體，對祖籍國和移居國產生了新的不同的期望，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有待研究的問題，如：不同的華人新移民群體對其所在的移居國有何期望？移居國的華人老移民和華裔對這些新移民有何期望？移居國政府與民眾對這些新移民有何期望？此外，華人新移民在祖籍國的家庭成員對他們的期望有何變化？在中國移民政策數百年來一波三折、搖擺不定的背景下，海峽兩岸的政府對數以百萬計已經成為一百多個國家公民的華僑、華人和新移民又有何種期望呢？
再者，我很理解為何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離散」（diaspora） 這個詞。多年以前，我曾撰文對以「離散」這個詞來形容海外華人持保留態度，因為用一個詞來描述海外華僑華人這一複雜的歷史現象，可能會引起不同的理解和反響。本書中關於各國新老華人移民的論文揭示，中國政府在歷史上把海外華人（主要指的是老一輩的海外華人）統稱華僑，在這基礎上又加進「新移民」的概念，這正是我所曾經擔心的關鍵所在。當官方使用一個籠統的詞彙來包括所有的海外華人群體，如同從前曾經使用「華僑」一詞來指不同的海外華人群體一樣，這將會導致已經在各國定居或入籍的多元化的華人群體的差異再次變得模糊不清。
這部優秀的專著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主編周敏教授和各章的作者沒有簡單地使用「離散」這個詞來形容不同的海外華人群體，而是強調他們在移居國的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差異和多元性。
我也很高興看到，過去我曾經對一些問題的質疑現在也有了更確切的答案。本專著的作者通過深入分析對比五大洲有代表性的國家的個案，給予讀者一種清晰的宏觀視角去瞭解世界各國華人新移民的發展狀況。
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更全面地探究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在廣義層面上也對國際移民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王賡武
2017年2月25日於新加坡
王賡武（WANG Gungwu），歷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大學教授（NUS University Professor），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原香港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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