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引言:一切因「絆」而起
鍾燊豪
過去一年多,香港人雖以極沉重代價成功逼使政府剎停逃犯條例修訂,但如今中國對香港的打壓卻有增無減。不少義士早已在運動期間因投身社運被捕而鎯鐺入獄或被逼流亡。踏入二零二零年,武漢肺炎疫情肆虐下,極權以選擇性執行限聚令的方式打壓民眾運動。隨著七月國安惡法臨城,更多曾參與國際連結的政治人物因此被逼流亡海外。及後特區政府又藉疫情強行延遲換屆立會選舉,更在提名期之前無理褫奪民主派人士的參選權,往後又在臨時立法會會期開始後不久藉辭取消民主派議員的委任,最後觸發民主派總辭,對街頭、議會上的反對勢力趕盡殺絕。中共對港的超限戰使香港抗爭運動再次陷入低潮,近期一切社會上的發展走向似乎與香港光復目標背道而馳:街頭抗爭不再復見、議會之路已絕、典章教育制度全面淪陷、移民潮再次爆發。香港人為民主自由抗爭至此,到底應該何去何從?
要撥開心中迷霧,我們或者先要退一步想想:我們香港人––在港的、離散的、流亡的、移民的––正在掙扎爭取的是什麼、割捨不下的又是什麼。而現時最佳的審視起點,就是我們在二零一九年那場重燃香港民主運動戰火的反送中運動。當中所發生的種種現象,很多都值得我們再次細想。
這段經驗最難能可貴的是,香港人在絕境之下將本來認為不可能的事化為了可能。當時眼見特區政府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態度強硬,正當大家都認為局面將如以往般無法逆轉,議案將如以往其他大白象工程項目般,在民間一片反對聲音之下強行通過之際,正因港人仍選擇在絕望中守望自救,各自發揮創意及團結精神奮起反抗,才有了往後一連串連消帶打的抗爭行動。
另一樣與以往不同的是,抗爭者在反送中運動不只汲取雨傘革命失敗的經驗,更開拓了全面和持久的抗爭空間。在街頭上,無名抗爭者的勇武行為已更廣為接受和正名,不同路線互相猜疑的情況亦相對減少,參與示威的港人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便利,在網上平台揉合不同路線的意見並諒解彼此,各自找到屬於自己在運動中的崗位,將無領袖行動的社運模式發揮到極致。在街頭以外,香港人更開始懂得保存長遠抗爭的實力,例如是提倡黃色經濟圈以壯大在地的經濟實力,重新連結疏離的海外港人,又或者聯同民主世界中的政界同道在國際上夾擊極權等等,為整場反送中運動注入更多可能和活力。
在這股低潮中,我們短期的努力或未能立即對現況作出重大改變,但也許這正是我們梳理過往香港民主運動的細節,從香港這些政治實踐經驗中提煉養分的時機。
無法擺脫的「絆」
《如水》創刊號以「絆」(Entanglement)為題,是希望藉著審視在香港及周遭的政經環境,剖析「個人」和「群體」、「主體」與「他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絆」一字可引伸出兩種人際關係和群體建構的理解方法,第一種是「羈絆」,指的是人與人之間於情感上「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而第二種則是不能置身事外的現實束縛、牽制。前者所觸及的,是涉及令人能互相建立連繫的感情。作為群體動物,人類無可避免地在各方面與不同人有不同程度的「羈絆」:因血緣而結交親人,因愛情而結交伴侶,因共同經歷而建立友誼,因共同理念而結交同路人。後者所談到的則是這些連繫所帶來的矛盾,這種矛盾源於彼此互相需要卻又想擺脫現狀的衝突。這些牽絆著彼此的情感和經濟連結有時是正面,有時是反面,有更多時候他們是正反相依、愛恨交纏。從社會層面上看,群眾之間雖然大致目標相同,但彼此往往在達到目標的手段上並不能完全達成共識。街頭上的「和理非」和「勇武派」,他們的共同目標都是「香港民主化」,但他們在手段上未必能夠完全認同對方:這間公開舔共的藍店,示威者應否「裝修」?當現場有藍絲揚言要拍下前線手足的大頭照再傳給警察,他們應否被「私了」?「和理非」在不認同「勇武派」行為的同時,是甚麼理由令他們仍然「核爆都唔割(核爆也不割蓆)」?在國際層面上,這種矛盾則源自政經文化、地緣政治上欲斷難斷的張力:不少國家在政治上誓不兩立,但在經濟及文化上卻難離難捨,無法全面決裂。
在這期《如水》,我們欲借助這個切入點去觀察及分析這些「絆」如何影響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內容、主宰社運推演的進程、以至是左右香港的局勢。
港人因結「絆」而同行
反送中一役是香港人結「絆」同行的見證。
現場的示威者彼此大多互不相識,但前線卻出現各種捨己救人的畫面,不少手足為了「齊上齊落」而集體冒險拯救幾乎落單的「同伴」,甚至甘願犧牲自己被捕以換取其他抗爭者逃走的時間。「勇武派」和「和理非」示威者縱使在路線上會有分歧,但「勇武」示威者仍甘願以身體和前途作賭注,在前線對抗警察。「和理非」雖然很多都沒法承擔成為前線的風險,甚或乎未必認同「勇武派」的正面衝突路線,但有不少也願意在各方面支援「衝衝子」,為素不相識的前線少年提供「文具」,無條件金援他們的生活,更甚的是以平民打扮作掩護,將「火魔道具」攜帶至示威現場,為「勇武派」分散風險。另一方面,散落世界各地的港人借助社交媒體之便在海外瀏覽抗爭資訊,在抗爭影片中看見熟識的金鐘、夏慤道、旺角等街頭畫面,聽著香港抗爭者用熟識的廣東話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進而受到感動,在海外發起集會聲援運動。
這些犧牲和聲援,都是受無形的「羈絆」所驅使。過往在香港的歷史和經歷勾勒出香港共同體的雛形和內容,及後香港因移民潮形成海外離散族群,海外族群對香港共同體的想像依靠共同語言、香港新聞、以及行銷海外的香港文化產物所維持。而反送中一役則成為了各地港人強化共同體想像的契機。港內抗爭和海外支援環環相扣,對於參與其中的港人而言,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街頭記憶化成了想像香港共同體的養分,這些在不同地方發生但卻有著共同目標的經歷在各人意識中建立共同記憶,共同記憶負責開拓想像空間,想像空間最後在我們彼此心中建構共同體。就如班納迪.安達臣(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所云,我們所共同認知的族群歷史、共同消費的文化、共同使用的語言及文字、以至是親身和不同「他者」的共同經歷,均使我們每一個個體可以非常自信地互相想像著,在世間的不同角落永遠都有一群人和自己一樣分享「香港人」這個共同身份,縱使我們大多終其一生仍素未謀面。
「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絆」
在國際社會中,香港是一個歷史獨特於其他群體的政治共同體,與其他政治實體(主要是國家)一樣,均須面對不同國家之間的拉扯。所以我們需要了解國際形勢變化,時刻認清自身的優勢,從而知道如何在勢力縫隙中掙扎求存。
置身在這全球化下的國際社群,任何政治實體,,都無法對在「他方」所發生的事完全置身事外。臺灣也因為與近代中國政權多番交集的歷史及地理位置,還有冷戰下美國的援臺政策,其自主之路亦非常需要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尋找生存空間。臺灣民主化的成功,是臺灣人審時度勢,充分利用國際形勢轉變下的成果。臺灣因「抗中」的需要,並沒有對香港事務置身事外,反而不分朝野和香港抗爭者連枝同氣,對流亡手足提供各種支援。香港和臺灣之間在反送中之役所展現的「手足之情」,從現今東亞局勢來看,除了是義之所在,也是利之所在。
香港作為一個鄰近中國大陸的國際大都會,乃不少國際勢力利益所在,所受的國際張力自然比不少地方更大。歷史上,香港命運與中美二強關係極度密切。自《南京條約》後,香港被清政府轉讓至英國手中,輾轉發展出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及意識形態,但同時因其特殊地位及地理位置,歷史上難以避免地與中國互相糾纏:清末的中國革命、二戰後的冷戰角力場、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崛起、以至是近年中美新冷戰格局,這些都反映出中港兩者雖非命運共同體,但在歷史發展上卻誰也擺脫不了對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另一方面,美國作為世界霸主,主宰世界經濟秩序,加上其冠絕全球的軍事力量,在東亞及南海部署的軍事力量亦足以干涉東亞政局,故此對香港是否有別於中國,有決定性影響。因此港人才積極在美國及西方各地爭取「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立法,希望西方民主同道以人權角度介入東亞事務,經濟制裁阻礙香港人權發展及民主化的中國官員,又或者透過取消承認香港特殊地位,杜絕中國繼續利用香港特殊地位將其銳實力(Sharp power)伸延至國際社會,以「圍魏救趙」的方式助香港民主力量一臂之力。
「絆」是答案,也是問題
上面是我們以各種形式的「絆」來解釋反送中運動各種現象出現的原因:但我們提出「絆」這個概念的本意,並非只想為這些現象提出單一答案。相反,我們希望借梳理這些「絆」的成因作為起點,進一步提出思考其他問題的起點。當我們思考未來香港民主運動可行的發展方向,例如當我們瞭解到「和勇不分」的互動後,,日後應該如何面對和處理不同路線之間的張力?在打國際線時,梳理中美兩國與香港之間的「羈絆」是我們不可規避的重要課題。短暫的在地抗爭行動固然能吸引西方政客的目光,但道義和人權等價值觀只能作為輔助,只有利益才是推動政策的最大原動力。在諳知美國自身面對的問題後,香港人如何因勢利導,將香港民主議程與美國在地政經議題結合,拉攏到最多在地勢力對香港議題的支持呢?海外的離散港人,在認清自己港人身份認同後,應該怎樣看待自己雙重身份認同的處境?這些問題在現階段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在《如水》的創刊號,最低限度我們希望可以提出問題和思考的方向,然後在未來和各位香港人一起尋找答案。
最後,建立任何連繫的先決條件,是「人」,其實也就是自己。在下一波行動來臨前,還望諸君同道好好照顧自己:保重身體(飲水、坐直、健身、睡足、均衡飲食)、武裝思想(閱讀、思考、辯論、多留意各地新聞、多看不同觀點)、建立個人實力(賺錢、學習技能、建立實業、廣交人脈)。要光復香港,先要光復自己。嚴冬很冷,但我們香港人會結「絆」同行,一起取暖,一起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