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典藏盒裝套書】：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限量親筆簽名版）

前言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節錄）

　　中國共產黨將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本已傷亡慘重，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又造成大批士兵和數十萬平民喪生。為了從蔣介石和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共產黨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用饑荒迫使人們屈服。例如：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包圍長春城即長達五個月之久。當時指揮共產黨軍隊的是林彪，他下令要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長春城外，每五十公尺就設有一個解放軍的崗哨，以阻止饑民出城逃荒，這令城內的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為了活命，人們不得不吃草根、昆蟲和樹皮，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在日夜不停的槍炮聲中，至少有十六萬人在圍城期間死於饑餓與疾病。

　　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向北京進軍，其間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其他城市也大都和平解放，因為沒有人願意再經歷一次像長春那樣漫長的圍城，有些地方的群眾慶幸戰爭即將結束，甚至自發組織起來歡迎共產黨。人們懷著惶恐、期待和聽天由命的複雜心情，終於迎來了解放。

　　解放之後，共產黨在農村發動了土地改革。政府將土地分給農民，條件是他們必須推翻過去的鄉村領袖。這一過程充斥著暴力，是一場由多數人參與、針對少數人發動的精心策劃的殺戮。上級給工作組分配了指標，由他們選擇鬥爭對象，組織大規模的群眾大會，煽動仇恨情緒，鼓動大家對所謂的「地主」肆意辱罵和毆打，不僅剝奪其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透過這種方式，黨和窮人之間完成了一項血腥的交易，導致近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事實上，很多所謂的「地主」不過是生活條件比別人稍微好了一點而已。劉少奇從河北報告說，當地有地主遭到捆綁和肢解，有些被槍斃或掐死，有些甚至被活埋，還有兒童被當作「小地主」遭到殺害。

　　解放後不到一年，就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將殺人的指標設定為千分之一，但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數是這一指標的兩到三倍，而且殺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甚至有年僅六歲的小學生也被當作間諜死於酷刑。有時候，為了完成殺人的指標，幹部們只是隨機挑選槍斃的對象。至一九五一年底，有近兩百萬人遇害。他們有些是在公審大會上被槍斃的，有些則是在偏僻的地方（如樹林、山谷或河邊等）或單獨或成群地遭到殺害，此外，更多的人則死於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裡。　

　　用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描述法國大革命的話來說：革命就是暴力。但暴力不是常態，只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才能顯示其威力。與暴力相比，在革命中運用得更廣泛的則是恐懼和恫嚇。新政權試圖將所有人都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從機關、工廠到學校，人人都必須讀書看報，接受「再教育」，記住各種正確的答案、思想和口號。建國後幾年，暴力有所減緩，但思想改造卻從未放鬆，人們被迫反覆檢討錯誤的觀念，壓制住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苗頭，絕對服從社會主義的規範。大家不得不參加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和學習班，並接受嚴密的監視。為了證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誠，許多人不得不一遍遍寫悔過書，揭發朋友，或者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辯護，寫好後還得接受群眾的質問。有一名受害者稱之為「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

　　當然，新政權的建立並不僅僅靠的是暴力和恐嚇，共產黨還對中國人民許下了各種美好的承諾，但又一次次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像當年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樣，毛也向不同的群體許下了不同的承諾，以爭取各界民眾的支持。他向農民許諾給予他們土地，向少數民族許諾民族獨立，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向商人許諾保護私有財產，向工人許諾提高生活條件。中國共產黨還打出新民主主義的大旗，承諾除了極少數最頑固的敵人外，它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在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就連各民主黨派也被結合進了新政權──前提是大家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所有這些承諾，一個都沒兌現。毛是一個大戰略家，他主張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結果，反對者被他一個個消滅，許多人被毛利用卻毫無知覺，而一旦敵人被消滅之後，他們自己可能就成了毛的下一個目標。例如：一九五一年對地主進行了血腥鎮壓之後，新政權開始清算前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剛解放時，共產黨曾要求他們留任，如今新政權再也不需要這些人了，結果有一百多萬人遭到撤職和逮捕。

　　一九五二年，共產黨開始向商人發動進攻，企業家們被迫參加群眾大會，接受職工的當面批判──不管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工人對他們似乎充滿了仇恨。僅上海一地，兩個月內就有六百多名企業家、商人和小店主自殺，受到衝擊的人更是數不勝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帶不復存在，原有的法律和司法機構全部廢除，政府模仿蘇聯建立了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剝奪了人們的言論自由，獨立的法庭被人民法院取代，自治的商會被政府控制的中華工商業聯合會取代。一九五六年，不管是小商店還是大企業，所有私營企業全被政府沒收，雖然說起來叫「贖買」，其實既沒有「贖」也沒有「買」。

　　在農村，雖然集體化遭到強烈抵制並造成了巨大災難，但到了一九五六年，農民最終還是失去了自己的工具、土地和牲畜，同時也失去了遷徙的自由，被迫將所有糧食賣給國家，價格則由政府決定。農民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得不唯幹部的命令是從。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已承認，與解放前相比，農民的口糧減少了三分之一，致使農村中幾乎人人都在忍饑挨餓。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將矛頭轉向知識分子，把五十萬人關進了集中營。在此之前，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一個個都成了黨要消滅的敵人，如今這一運動又被推向新的高潮。結果，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到十年，已經沒有人敢反對毛主席了。

　　然而，雖然所有承諾都未兌現，共產黨還是不斷在壯大。在新黨員中，許多人是理想主義者，也有機會主義者，還有些則是流氓。這些人大都對黨無限忠誠，甚至充滿了幻想，就算被黨的機器吞噬也在所不惜。那些在一九五七年遭到整肅的黨內知識分子，許多自願前往北大荒參加勞動。那裡有許多犯人，被迫在沼澤遍布、蚊蟲肆虐的環境裡開荒，可是這些右派知識分子卻將勞動視作自我救贖的機會，希望由此獲得新生，重新為黨工作。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十多年後，瓦倫丁．朱（Valentin Chu）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書：《共產中國的內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他在書中問道：「共產黨在中國做過什麼好事嗎？」他的回答是：如果不看全貌只看局部，可能有些個別的事情是好的，比如建了些有用的堤壩，有些托兒所將小孩照顧得很好，有些監獄對犯人予以人道的對待，農村中消滅文盲的努力也頗見成效，但是縱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整個歷史，這些個案並不能證明共產黨兌現了當初許諾給人民的平等、公正和自由。

　　本書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都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宣傳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被虛假的宣傳報導所迷惑，對這個政權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將解放後的年代稱為「黃金時代」或「蜜月期」，以此來與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做對比，而更多的人則堅信中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特別是當俄國的史達林、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日成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一個個名譽掃地後，中國革命就顯得更加偉大了。可是，本書卻表明，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

　　書中使用的大量證據都來自中國的檔案館，許多資料在過去幾年中才予以公開。在我蒐集的數百份從未解密的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其他資料還包括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那些早期的見證者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總的來說，這些資料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透過宣傳的表象，來講述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解放的悲劇》是《人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年代上它描述了《毛澤東的大饑荒》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本書記述的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饑荒。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部也將隨後出版，其內容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關於這三本書所使用的檔案證據，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大饑荒》的資料來源，可供讀者參考。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節錄）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試圖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毛認為，只要充分利用中國的物力和人力，就可以帶領這個國家全速前進，超越其競爭對手。他決定拋棄單純強調工業生產的蘇聯模式，轉而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動員無數農民參與運動，推動農業和工業的雙重轉型，從而一舉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使工農業產量同時大幅增加，迅速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了建成這樣的烏托邦，所有資源都必須實行集體化，第一步就是把農民集中到一起，組成規模龐大的人民公社。結果，無數農民被剝奪了工作、住房、土地和財產，食物也少得可憐，而且只能由公共食堂根據每個人勞動能力的大小進行分配，迫使大家不得不服從黨的指令。與此同時，近半數的農民還得沒日沒夜地幹活，參與修建各類水利工程。許多人為此背井離鄉，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休息。最終，毛的這場「大躍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

　　近代人類歷史上，如波爾布特、希特勒和史達林等獨裁者都曾製造過類似的人為災難。但「大躍進」的獨特之處在於，人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真實情況至今仍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中共的檔案長期不予公開，只有少數受黨絕對信任的歷史學家才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不過，中國最近新頒布了一部檔案法，向歷史學家開放了大批檔案，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時代的方法。本書的研究，就是基於筆者在數年內從幾十個中共檔案館所查閱的一千多件檔案材料。筆者曾到訪過北京的外交部檔案館，也去過河北、山東、甘肅、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和廣東的省級檔案館，還有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縣級檔案館雖然規模較小，但收藏的資料同樣寶貴。本書運用的檔案資料內容豐富，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記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對人口大規模死亡負有責任的地方領導人的認罪書、大躍進後期各地工作小組對饑荒情況的調查報告、關於農民抵抗集體化的情況彙報、祕密的民意調查、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    這些為數眾多、種類豐富的資料改變了我們對大躍進的認知。例如，關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目前研究者只能依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如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統計）進行推測，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一千五百萬至三千二百萬。然而，當時由公安部門匯總的數字以及在大躍進的最後幾個月由各地黨委編寫的祕密報告卻表明，這些推測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情況。本書的研究表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人們常用「饑荒」或「大饑荒」來描述那四五年的情況，但這些詞並不能反映在那場極端的集體化運動中人們死亡的各種方式，而且還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人口的死亡是由於基層政府對中央的經濟政策執行不力而無意造成的後果——這種說法事實上流傳甚廣。許多人並未將「大躍進」與大規模的殺戮聯繫在一起，而是將其與柬埔寨和蘇聯的大饑荒相提並論。經此比較，中國的問題反而顯得不那麼嚴重了。然而，本書有新的證據表明，強迫、恐懼和有組織的暴力才是「大躍進」得以實施的基礎。由於共產黨有嚴格的報告制度，我們得以從這些黨內部的報告中發現，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大約有百分之六至八的受害者（總數至少達到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折磨至死或被草率處死的，還有許多受害者因被故意剝奪口糧而餓死。此外，更多的人因為年老、體弱或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結果無法掙得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資。事實證明，無數受害者是出於種種原因被選擇性地殺害的：有的人因為有錢被殺害，有的人因為勞動偷懶被殺害，有的人因為敢於直言被殺害，有些則僅僅因為公共食堂的打飯師傅看他們不順眼而被殺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另外，還有不計其數者因為得不到基本的醫療和照顧而間接地死於饑荒——事實上，迫於完成上級任務的壓力，地方幹部只重視產量的統計數字，根本無視活生生的個體生命。

　　「大躍進」本是為了追求物質的富足，結果卻導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殺戮之一，而且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工業和運輸業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因為將鋼鐵視為社會進步的一項關鍵指標，各地紛紛把鍋碗瓢盆和金屬製品扔進小高爐裡煉鋼。農村大規模修建豬圈，計畫向每家每戶供應豬肉，結果卻是大批牲畜死於疾病和饑餓，或被屠宰後出口，根本未分到老百姓的碗裡。對原料的集中分配和對產量的盲目追求，反而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每個人都想抄捷徑，一味追求提高產量，結果卻生產出大量次品，堆積在鐵道兩旁。腐敗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醬油，大到水壩，產品的品質普遍堪憂。運輸系統負荷過重，幾近癱瘓，總值過億的產品積壓在餐廳、宿舍甚至馬路上，任其腐爛生鏽卻無人問津。農民們天天吃草嚥土，田裡的莊稼卻無人收割。還有比這個更低效、更浪費的經濟體制嗎？

　　本書還展示了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努力如何導致人類歷史上對私人財產最大規模的剝奪——其規模甚至超過了二戰中任何一次大轟炸造成的破壞。為了給更美好的未來讓路，或者僅僅為了懲罰房屋的主人，百分之四十的私人住宅被夷為平地。大片土地被徵用來興建化肥廠、公共食堂，或者修建道路、重新安置村民。大自然也在劫難逃。到底有多少森林在「大躍進」中被毀，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如此長期而密集地對自然環境的侵害，導致有些省分的林木損失過半。河流和水道也因此遭殃。全國各地動員了數億農民，耗費無數人力物力興修水壩和運河，結果許多地方未受其益，反受其害，出現山體滑坡、河道淤積、土地鹽鹼化、甚至洪水氾濫。

　　由此可見，本書的重點並非局限於饑荒本身。基於大量驚人的細節，本書描繪了一個幾近崩潰的社會經濟體系，而毛澤東曾對這一體系寄予厚望。當災難發生時，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一尊地位，毛對持批評意見者予以無情的打擊。而當饑荒結束時，黨內出現了強烈反對毛的聲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毛不得不發動文革，將整個國家攪得天翻地覆。因此可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關鍵事件就是「大躍進」。任何人想要理解共產中國的歷史，首先必須將「大躍進」視為毛時代最為核心的事件來看待。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當現代世界掙扎於自由和控制之間時，「大躍進」的悲劇提醒人們，期待以國家計畫來解決社會失範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節錄）

　　1963年8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一批非洲游擊戰士，地點在中南海核心區裡的國際會議廳，是一處鑲有木質壁板的氣派場館。在那群年輕的訪客中，有一名來自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當時為英屬殖民地，現在是辛巴威共和國）的魁梧男子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經殞落了，曾經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卻賣武器給他們的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他說：「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紅星，是否會殞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毛澤東陷入沉思，抽了幾口菸。「我明白你的憂慮，」他回答道：「問題在於蘇聯已經改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方法，讓中國不會變得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

　　三年後，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煽動性的社論，呼籲讀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強力要求各地人民告發那些意圖「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產黨最高階領導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後也曝了光，他們被控圖謀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長，他被指控意圖明目張膽地把首都變成修正主義的大本營。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滲入黨、政、軍單位，想要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動，起而清算所有企圖將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人，中國就此展開一場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