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刪去所有形容詞——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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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I
IV
V
 
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導讀

刪去所有形容詞 —— 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當我翻開此一版本的《瘟疫》，我們還照常逛街、買賣、旅行；當我闔上時，已經進入全國三級防疫警戒，救護車的鳴笛聲在夜裡越來越大聲，然後漸漸遠去。

　　新聞上充斥著淪陷、激增、延燒等字眼，隱喻在這種時候似乎是不必要的了。在《瘟疫》中讓書寫者有所共鳴的角色，或許是公務員葛朗。葛朗是為文字所苦的寫作者，讓人懷疑他是否就是敘述者。在疫情期間，葛朗因投入防疫而停止了創作，歷經瘟疫後，才又重新當起一個書寫者。「這次我刪掉了所有的形容詞」，他說。值此時刻，我也盡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評述。

　　歷史中的疫病敘事
　　二〇一五年以希伯來文出版的《人類大命運》，在歐美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後，二〇一七年在台灣也引發不少討論。這本書從〈啟示錄〉的四騎士開始，講述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作者哈拉瑞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有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了」。《人類大命運》以四騎士消退為前提展開論述，重新思考人類世、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

　　不久後的二〇一九年，出現在武漢的病毒才正要引起一場大流行。這意味著《人類大命運》前提失效，我們應該否定他所展開的論述嗎？姑且不論對未來的預測如何，哈拉瑞對歷史和敘事之間的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卡繆的《瘟疫》在文學史中的特出之處。

　　回顧人類和疫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瘟疫的描繪產生了轉變。《瘟疫》（La Peste）在中國或台灣的某些版本譯為鼠疫，Peste一詞兼具鼠疫、瘟疫的意思。這種桿菌在中世紀造成大量傷亡，不過當時人類不知有細菌，更別說病毒了。這個疫病被認為和空氣、神明或惡魔有關，在繪畫中被擬人成拿著鐮刀的死神。這個時期，醫學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人們卻發現了隔離的效用，這項措施至今仍然十分好用。

　　在如此理解的架構下，瘟疫被認為是無差別的，無論是什麼信仰、身分的人，瘟疫都有可能找上門。然而，隨著醫學知識的累積，西方世界的人們不再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科技再加上人類社會中原本就有的階級，讓瘟疫變得並非無差別的了。現今一些文本或評論斷言式的宣稱瘟疫是平等的，看起來是一廂情願的。卡繆在《瘟疫》中提到城中和貧民區的死亡率差別，而二〇二一年的武漢肺炎從萬華蔓延開來，同樣也是城市的邊陲。

　　直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鼠疫仍維持著它的威力。南台灣的「大湖」在日治初期仍稱為「大湖街」，但因為發生鼠疫和後續的人口遷移，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被取消「街」的資格。卡繆的《瘟疫》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場景設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城市，彼時的人類經歷了西班牙流感 、兩次的世界大戰，微生物學早已透過顯微鏡進入人的視野，疫苗技術也發展到可大規模施用了。在《瘟疫》中，不只有隔離措施，也出現了血清、疫苗這兩項技術物。不過，書中寫到由於工業生產的限制，不可能為大眾普遍施打疫苗，預防注射僅在防疫工作隊員身上使用。我們無法憑藉小說中的敘事，而認為是血清結束了這場鼠疫。相反的，《瘟疫》的敘事方式是無法用簡化的因果推論來詮釋的。不過，隔離、血清、公共衛生系統這些技術物是《大疫年紀事》的時代所沒有或未臻完備的，在《瘟疫》中成為人們「工作」的一部分。
　　
　　回到字面上的第一層意義
　　武漢肺炎爆發之際，《瘟疫》在歐美重登排行榜，不只在文學社群中討論增加，醫師們也在學術期刊上分享閱讀心得。這次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從前大不相同，大家暫時放下隱喻，以書中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反應，來對照現下疫病帶來的種種改變。

　　儘管醫學、科技等條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人類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似乎相去不遠，這使得《瘟疫》當今閱讀起來有如預言。「瘟疫」這個詞彙不單指鼠疫，也包含了引起人類相似反應的其他疾病，例如愛滋、SARS。醫學史家Charles Rosenberg 從《瘟疫》中歸結出大流行時人類社會的三幕劇。先是緩慢察覺及接受疫病，接著開始尋求解釋、處理混亂，最後則是與大眾協商。流行病一方面凸顯潛在的社會結構和問題，一方面逼迫人們選擇哪些是真正在乎的事。

　　在哪裡閱讀《瘟疫》影響著詮釋。美國醫師從中讀出政府的延遲反應如何影響疫情，如同書中人們起先對死老鼠的不在意。美國內部的種族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不過，卻也有醫師認為中國的積極作為可能減緩了這場大爆發。這讓我再次確認了一項事實：這是頂級的醫學期刊，而非優良的政治評論雜誌 。

　　那麼，我們能在《瘟疫》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之道嗎？「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這是李厄在說服藍柏加入工作時，脫口而出的金句。或許讀者們和藍柏一樣，會想問正直是什麼？在此，法文原文為honnêteté，英譯為decency，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在書中，李厄的回答是「做好工作本分」。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應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版電影海報中，廣告語為「真實（日本）對虛構（哥吉拉）」，精準而耐人尋味。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 。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我們能看見《瘟疫》中每個角色的情感和經驗，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即使看起來最接近主角的李厄，也透露了他的迷惘。這樣的文本讓我們能和當下的敘事方式做比較，無論是對個人的過度吹捧，又或者極力貶低，相形之下顯得沒有說服力。

　　隨著小說推進，會發現當中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看似宗教狂熱到荒誕地步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在疫期加入了防疫工作。罪犯寇達深知人們在封城期間的欲望仍存在著，他和聖人般的塔盧在夜晚一起出去浪溜嗹，還邀請他觀賞歌劇。

　　正視人的各種面向，擔下責任，或許這就是《瘟疫》作為整體，給我們的對抗方法了。

　　那些像瘟疫的事物
　　雖然《瘟疫》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占了不少篇幅，敘事者卻點出沒有人真正相信上帝，卡繆可說是將宗教的神聖性從中剷除了。即便如此，我們應該都能同意《瘟疫》帶給我們的並非全然的虛無，存在本身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困境 。或許你可以將努力視為徒然，反正瘟疫會再來。但積極意義的詮釋是行得通，甚至更為有效，《瘟疫》鼓吹每個人的參與。若要用單一詞彙來簡略指稱，可以用「人本主義」來概括這背後的思想系統，卡繆在小說中也對人本主義者自嘲了一番 。

　　不過，無論是《瘟疫》在法國出版時的一九四〇年代末，又或者是剛被引進台灣的一九六〇年代，文學評論家大都不是這麼直接的讀這本書，而是在書中尋找像瘟疫的事物。其中一種普遍的詮釋，將《瘟疫》視作對納粹占領時期法國的託寓（allegory）。

　　小說全書圍繞著瘟疫進行，單就文本來說，我們可能很難找到相關的線索。卡繆卻留下了可以擴大解釋的裝置，那便是引自《大疫年紀事》的卷首語：「以一種禁錮的情況來反映另一種禁錮的情況，就如同以不存在的事來反映其他任何存在的事，同樣合理。」將出版的時空背景納入考量，以瘟疫來比擬納粹的託寓便顯得合理，出版前不久，法國維琪政權才在一九四四年垮台。

　　早期的台灣讀者可能比較熟悉志文版本的《瘟疫》，彼時的情形可說是一個卡繆各自表述。《文星》雜誌以他作為封面，試圖在反共官方立場下偷渡「反極權」。擁護官方的作家時而貶低卡繆或存在主義的反抗精神，時而聯想到民族偉大救星。在志文版本的譯序中，周行之說得保留，葉石濤的〈卡繆論〉 倒是直接了一些。葉石濤讀的《鼠疫》中，李厄被翻譯做相當本土的「劉醫師」，他認為《鼠疫》「在各方面和實際的政治和歷史有關聯。卡繆主張參加的文學，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需要參加於歷史和社會動態之中，消滅暴力和不正」。文末，葉石濤甚至寫道卡繆「反對專制政治的獨斷和壓迫，尊重民主主義的公開討論和人性的尊嚴」。

　　其時的專制政治指的是什麼呢？可以是中國共產黨，也可以是蔣介石。有趣的是，冷戰時期的反共標語「同島一命」，如今變成對抗瘟疫的團結喊話 。若我們採用這種方式來閱讀的話，當今最大的專制體制又在哪裡呢？

　　作為小說的《瘟疫》
　　人類對小說的標準隨時間改變，閱讀這本半世紀多之前的小說，我不得不承認有時會㧎㧎（khê-khê）。書中有些對話接近獨白，人物突然滔滔說起自己的故事。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可能有些不自然，又或者人的說話方式因地域時代而有所不同。不過，卡繆藉由這些獨白，再加上日記、筆記，讓我們得以看見這些人物的自身探尋、在瘟疫肆虐時的情感，以及對處境的思考。

　　以小說技術來說，這名外表具有魅力的寫作者 讓我感到驚訝。他在三十出頭便對人類社會有如此透徹的了解，能和我們當今的狀況對照。儘管這是一個無法不嚴肅的作品，他也在裡頭埋藏了一些趣味，使用前作《異鄉人》的細節。而在疫情處於尖峰的緊繃時刻，李厄和塔盧打破了嚴格的防疫新生活，兩人在月光下裸泳。這個段落的意義，直到看完全書後才會浮現。

　　李厄、塔盧和藍柏相聚喝酒的段落讓我印象尤其深刻 。在這個段落裡，卡繆呈現了封城時期的枯燥、煩悶。藍柏原本想方設法要離開奧蘭市，透過足球員貢札列斯安排，希望突破封城回到巴黎。但因為封鎖範圍越來越大，計畫屢屢失敗，使他心情煩悶。

　　李厄劈頭就說，幫藍柏安排偷渡的那些人不會赴約。對一個遭受挫折的人來說似乎不太體貼。塔盧則試圖安慰藍柏，不要把發生一次的視為定律嘛！  

　　藍柏卻回應，不，你們還沒明白，瘟疫的定律就是會一直重來。他一面說，一面用留聲機播放藍調名曲〈聖詹姆斯醫院〉（St. James Infirmary）。這首歌起源不明，有不同版本的歌詞，但都描述著心愛的人死去。在美國南方的爵士喪禮中，〈聖詹姆斯醫院〉是演奏的曲目之一。這首歌在小說前些段落的酒吧裡也曾出現過。接下來，請讓我直接引用書中的段落。

　　唱片放到一半的時候，遠處響起兩道槍聲。

　　「不是狗就是有人逃跑。」塔盧說。

　　過了一會兒，唱片放完了，一輛救護車的笛聲愈來愈清晰、大聲，從旅館房間窗戶下經過，聲音又漸漸變小，終至消失。

　　「這張唱片挺感傷，」藍柏說：「今天我已經聽了十遍了。」

　　「您這麼喜歡？」

　　「不是，是因為我只有這一張。」

　　藍柏提醒了他們一項薛西弗斯式的事實，瘟疫似乎永無盡頭。在這樣的時刻，三個人無言相對，音樂和窗外的聲響顯得格外清晰。音樂停止後，藍柏重啟對話，將音樂的重複和瘟疫連結在一起。無論李厄、塔盧或是藍柏，他們都即將要面臨最艱難的時刻。

　　在接下來的段落，卡繆描述大量死亡的情景。過多死亡帶來的麻木，以及為了避免疾病傳播，人們放棄追思儀式，只能有效率的進行掩埋。藍柏在前些段落播放的〈聖詹姆斯醫院〉，像是給死者們的輓歌，替無名者演奏的Sí-soo-mih（西索米）。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
 
譯者後記

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這本《瘟疫》中文譯本於二○二一年中問世，距離卡繆原著出版的一九四七年，之間相隔了七十多年，相似的場景，同樣的恐懼，只不過這一次，封閉的不僅僅是一座奧蘭城，而是整個世界。

　　七十多年來研究《瘟疫》的評論者，經常提到這是本寓言式的小說，因為的確鼠疫幾乎絕跡，期間在亞洲肆虐的SARS和在非洲蔓延的伊波拉病毒儘管引起恐慌與傷亡，終究局限在某些地域，卡繆筆下的小小奧蘭城，可以被視為一個縮影、一則寓言。然而，二○二○年開始擴散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將這本小說的寓言變成了寫實，虛構變成了事實。李厄醫生就在你我身邊，記錄著我們周遭發生的疫情與疫情威脅下的人性。面對這場當代最大、最全面的人類衛生慘劇，《瘟疫》成了我們所有人的紀事。

　　《瘟疫》這本小說屬於卡繆的反抗系列創作（小說《瘟疫》、劇本《正義者》、哲學論述《反抗者》），主旨自然是描繪闡釋反抗的內涵與過程。因鼠疫封城的奧蘭市裡，有彼此戒備的恐懼小市民，有想盡辦法要逃出城的投機分子，有趁機發災難財的守衛或商人，有遲遲不肯正視問題的當局和某些醫師專家，這都是人性；但是卡繆看到的更是傾力救人的李厄醫生、自己兒子染疫但堅持一切按照規矩來的法官奧東、埋首研究血清的老醫生卡斯鐵、擔任卑微但不可或缺的疫情統計工作的小職員葛朗、途經奧蘭但被迫留下的記者藍柏……每個人都盡一己之力抵抗疫情，集合眾人之力反抗病菌，這，也都是人性。經由《瘟疫》，卡繆由「荒謬」提升到了「團結」，由「個人掙扎」到了「集體命運」，由「追求小我」到了「完成大我」，再次展現了他如此心愛、樂觀、韌性的「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有關「南方思想」請見《反抗者》）。

　　關於《瘟疫》這本書，七十多年來全世界專家學者的評論分析不知凡幾，我有幸作為它的中文翻譯者，只想分享一下翻譯期間的一些心得感想：

　　二○二○年翻譯這本書的期間，正值歐洲疫情爆發，歷經巴黎連續三次封城，從春天封到冬天，國內城與城之間斷絕通路，國與國之間封鎖邊境，往來世界另一個洲更是不可能。每天的生活變得簡單而枯燥，出門要填一張外出事由單，不能超過Ｘ時間，不能離開家超過Ｘ距離，人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都被迫產生改變（真的不再需要時鐘、計算時差，像小說中的老人用兩鍋豆子算吃飯時間綽綽有餘）。這段時間內，每天在書房裡與《瘟疫》相對，翻譯到「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這一句，心中一震。的確，下個月去義大利的旅遊計畫早已安排好、幾場展覽表演票早已訂好、暑假回台灣的機位早已買好……人如此自以為是地托大，以為可以預先安排、訂定計畫，以為可以掌握現在籌畫未來，殊不知小小一個病毒就全盤打亂推翻，真令人難以置信！

　　疫情蔓延，居民的恐慌、物資的短缺、醫療的崩壞慢慢展開，卡繆描述的情況一一實現在現實世界裡。書中的小人物栩栩如生，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生命故事，各自的考量，卻自願集合在李厄醫生身旁，貢獻微小之力共同抗疫，每個人守住工作本分，無關造神，也絲毫沒有英雄主義色彩，這就驗證李厄鉅力萬鈞的那句話：「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面對死亡，儘管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但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運，是集體的課題。而這集體的反抗、相知、互助，才是人性感人之處。封城期間，每晚八點鐘巴黎市民打開窗戶，為醫療人員的辛勞和勇氣拍手鼓掌，我每天準時在窗戶前拍手，聽著一整條街掌聲回音轟轟，心裡也想到李厄、葛朗、藍柏、寇達……

　　在每天公布的染疫和死亡人數冷冰冰的數字下，扣人心弦的其實是許多怵目驚心的影像。在翻譯《瘟疫》中諸多段落：舞台上扮演瀕死情境的主角真的疫病發作死在台上，觀眾爭先恐後奔逃出劇院。夜裡一列列奇怪的無人電車，載著棺材沿著海邊峭壁駛向火葬場。足球場改建的隔離營區……眼前走馬燈浮現電視新聞畫面傳播的周遭世界真實發生的影像：空無一人如死城的巴黎市區、紐約中央公園搭起的臨時醫療帳篷、因染疫漂流海上的豪華郵輪、中國武漢上千張病床的方艙醫院、巴西聖保羅緊急挖掘的幾千個墓穴、印度燒屍體的熊熊火堆……虛構成真，感今懷昔，只覺得進入一個黑洞，一陣昏眩，直到翻譯到李厄這句話時方才看到曙光：「李厄醫生決定撰寫這篇在此到達尾聲的紀事，為了不當一個沉默者，為了替這些瘟疫患者做見證，為了至少讓他們遭受到的不公和暴力留下一個回憶註記，也單純為了告訴人們在這場災難中學到的東西：那就是，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比應受蔑視的多。」

　　二○二一年七月中文譯本在台灣上市時，世界各地連同台灣都還疫情險峻，因此這本書不僅是寓言與寫實，更應是警惕與檢討。誠如書中一句：「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我們沒有絕望的權利，更沒有習慣於絕望的本錢，而應時時刻刻保持卡繆《反抗者》的中心思想，那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我雖然只是一個譯者，一個語言的橋梁，但衷心希望看不懂法文但能藉由我的翻譯看到卡繆這本書的人，能感受到他傳達的力量。身在亞熱帶的台灣讀者能領略他的「南方思想」，面對疫情團結一心無所畏懼，緬懷逝者關懷傷者，並繼續對生命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