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平裝版）

序╱殷夏君璐
編者的話
編輯凡例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編輯說明
 
序言
永生難忘的一天
1946 (十封)
1947 (五十五封)
1948 (三十五封)
1949 (二十一封)
1950 (二十封)
1951 (八封)
1952 (七封)
1953 (二十六封)
1955 (四十五封)
 
後記
 

序言（摘錄）

　　1945年我和父母親、堂哥一同居住在一棟簡陋的小屋裡。那棟陳舊的民宅建在一座半山坡上，石板山路從屋前經過，屋後是一片樹林；這裡就是風景幽美的四川黄桷埡，長江南岸的一個小鎮，對岸正是繁華的重慶市。如果從江邊的山腳踏石板路往上爬，需要兩個多小時才能到我家。那個時期，正值中國八年抗日勝利，全國人民還在情緒高昂的階段；英美法聯盟也戰勝了德國和意大利，世界各國正在籌組聯合國。十七歲的我，以為從此世界和平，以後再沒有戰事了。就在此時，一位退役青年翩然來到我家。他身著土黃色卡其布軍裝，腳上穿著美國軍靴，走起路來咯咯作響，一副桀傲不拘的模樣。除此之外，他後腦勺上幾根黑髮翹起來，一雙炯炯發亮的眼睛向我射出扣人心弦的目光。嗯，這就是「一見鍾情」嗎？他是誰呢？他就是殷福生（那時尚未改名海光）。

　　殷福生第一次來我家住了一星期，我父親想辦法幫他介紹工作。同時間，遠房大伯全家也從日本佔領區逃到重慶暫住我家。我們大大小小五、六人常常一起去爬山。文峰塔山頂是我們的最愛，在那兒可以眺望山川美景，令人心寬神逸。晚上在家，福生教過我詩詞和鉛筆畫。但沒有多久他就搬走了。走前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邏輯講話》，書頁上題著「君樂」兩個字。我原來的名字叫夏君娜，湖北人「娜」字發音似「樂」，所以他以為我的名字叫「君樂」。他走後我非常思念他，每天都盼著他來黄桷埡看我們，可是等了好久不見人影，實在等不及，我便寫了一封信給他。那時，他住在重慶，我們偶爾見面。

　　有一次，福生陪堂哥和我在重慶城裡遊玩，回家時我們一起乘輪船從北岸到南岸。下了船，我們正走過浮橋快上岸時，看見一位年輕男士站在碼頭上，手裡拿著數本書向渡客兜售。我和堂哥好奇，進前觀看他在賣什麼書，殷福生卻沒有跟來，站在原地不動。我和堂哥隨手拿起賣書，看到書名是《光明前之黑暗》，作者為殷海光。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殷海光是誰，對談論政事的書籍亦無興趣，所以沒有買就走開了。事後福生才告訴我們，這本書是他寫的，殷海光是他的新筆名。他說，那天他看我們走過去看他寫的書，令他非常緊張，心跳得很厲害。自此之後，殷海光成了他慣用的名字，福生反而成為別號。

　　自從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後，大家忙著復員，回歸故里。我父親計劃先回到湖北老家看看，再去南京國防部上班。說到我父親，在此稍作介紹：他年輕時參加革命，滿清推翻後，就跟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總統府當副官長並兼任廣州兵工廠廠長，後來一直帶兵打仗。中日戰爭時他曾任八十七師的參謀長，在上海與日本人對抗。後來，他任職國防部高級參謀，官拜中將。這工作是他最不喜歡的，他說「高參」就是樓上吃飯的，他一心只想帶兵打仗。當時復員的人太多，交通工具不夠，很難等到。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全家於1946年初搬到重慶市居住。那是難熬的三個月，我過的很不快樂，原因是：一、不能去上學。二、不適應擁擠的城市生活。每天從樓上的窗戶望出去，只見一片黑壓壓的屋頂，比起環境幽美的鄉下，完全沒有美感。三、前景未卜。每次想到我隨時會離開重慶，以後不知是否能與殷海光保持聯繫，就憂心忡忡。

　　我們作世界和平的夢還不到幾個月，戰爭又爆發了。這次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殺中國人。每次海光來我家，就跟父親聊國事，聊到後來，不是情緒激昂，就是唉聲嘆氣。談到絕望時，他說他準備去跳嘉陵江，令我為他非常耽心受嚇。在那個時代，海光和我不可能單獨在一起，平時兩人彼此多看一眼都不敢。有一天，海光來我家，懷中抱了一隻兔子，是他在路邊草叢裡抓到，特別送給我的。這是相當大膽的舉動，害我驚喜萬分。幸好父母親沒有拒絕，讓我養在樓上。我每天餵牠吃很多東西，給牠梳毛，時時抱牠，對牠柔聲說話。沒多久，這隻兔子長得又胖又大，全身黑毛光滑的發亮。牠好似代替海光，解除我的寂寞。

　　1946年春天，我們終於等到了交通工具。於是父親決定於4月23日帶全家乘軍機飛漢口。臨別前，我多麼盼望海光能來我家見最後一面。我迫切的等了一天，他竟然沒有出現。失望之餘，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

　　回到湖北老家之後，我們在龍王墩鄉下過了一個暑假，父親就準備隨國防部搬到南京去住，可是他不讓我同行，反而令我留在武漢上學，這是因為他知道海光已搬去南京，並在中央日報社任職之故。父親雖然欣賞殷海光，認為他有思想有志氣，人品學識也不錯，但是並不願意讓自己的愛女嫁給他。他認為海光性情孤僻，不易相處，過於憂國憂民，憤世嫉俗，感情走極端，他說：這樣的人很難長命，而且他的年齡比你大了些。於是，父親決定阻止我與海光相好。那年9月，我住進武昌小門外的基督教聖希理達女子中學，就讀高一下，從此開始了我們長達四年的通信。

　　過去中國人不講求隱私權（privacy）。我的信件，不但家父家母會過目，學校訓導處也要檢查，尤其是異性朋友的來信，更是加倍的注意。學校甚至托人去南京金陵大學查詢是否確有殷海光其人。每次信件檢查完畢，訓導主任就會派一位同學送到教室給我。有時，訓導主任親自送到，意思就是「我在注意你，檢點些！」弄得全班同學都知道我有位男友在南京。大家也都認得他的字體。有幾次海光在信封上寫「吳琦寄」，同學們硬說是我教他的，並說再改名字也沒有用，他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她們給海光取了一個綽號，叫他「無奇不有」。還有一次上物理課，老師正好教到光學，重複的講著「光」這個字，我忍不住笑起來。你知道女孩子們最敏感，她們都知道我在笑什麼，所以全班也跟著笑起來，弄得物理老師莫名其妙，一臉茫然的看著我們，不知我們在笑什麼。1948年聖誕節，海光寄給我一張聖誕卡，卡片正面印著一對小精靈坐在松樹枝上唱歌，圖上的字是A Christmas Message, Sweetheart Just between Us Two，卡片內頁寫著：

　　I love our little world of two,
　　just you for me, and me for you,
　　I love the things that we discuss,
　　Things that mean so much to us;
　　I love the happy plans we share
　　and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
　　I love the dreams we cherish too,
　　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

　　這張卡片害我感動的不得了，每次唸到「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我的眼睛就會充滿了眼淚，感到被愛的幸福。六十多年前，在中國，贈送友人聖誕卡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海光能找到這麼romantic（充滿羅曼蒂克）的卡片送我，不單表示他的心意，也是極其大膽的行為。

　　1948年間，中國局勢愈來愈混亂，國民黨的軍隊節節敗退，政府發行的法幣，天天貶值，到後來每小時都在貶值。早上可以買一斤米的錢，到了下午，連買一小盒火柴都不夠。政府不停的印鈔票，郵票的票面數字也隨之越增越大。寄一封信最初要數千圓，過了幾個月，漲到超過一百萬圓（有信封為證）。由於戰爭由北向南由東向西四處蔓延，人們恐慌的逃來逃去。整個國家動蕩不安，今天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人會去哪裡？我與海光的通信沒有間斷，實在是奇蹟。尤其是寒暑假，我回到龍王墩鄉下與嬸母住在一起，那裡的店鋪及房屋沒有門牌和街名，來信得先寄到漢口倉子埠親戚開的藥鋪裡放著，等有人去龍王墩才帶來給我。兩地步行，需要兩個鐘頭。有次，一位親戚把海光的信交給我後對我說：「寫信的人一定是很有學問，他的字寫得這麼工整。」過去的中國人不僅是尊重知識分子，對寫了字的東西都畢恭畢敬的。他們不敢坐在書上，信件也當成珍品處理，因為知道這些對收信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傳送信件時，格外小心。在那兵荒馬亂，社會秩序蕩然無存的年間，信件能平安到達收信人手中，實在要感謝中國忠實的郵務員和義務送信的鄉親們。

　　1948年底，父母親隨國防部從南京逃到湘潭，父親也要我年底高中畢業後，立刻去湘潭與他們會合。當時鄉村的情況非常可怕，時時有敗退的國軍來騷擾，解放軍來強奪，或土匪來搶劫。於是嬸母離開鄉村，到武昌租了一個房間住下來。我因為不久就要離開武昌，不知何時會再見，就抓緊機會，搬去和她同住了一陣。那時海光從南京逃到上海，準備遷去臺灣。他不斷的來信，勸我也去，我當然也想這麼作，但是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才可成行。1949年初，我從武昌乘火車到了湖南湘潭。湘潭是毛澤東的家鄉，因而湘潭人神氣十足，瞧不起我們這些逃亡者，稱我們為「白華」（與「白俄」同比）。不久，國軍兵敗如山倒，解放軍隨時會到，我們又準備逃命。海光每封信都催我快點辦手續去臺灣，認為時間緊迫，若不趁早，恐怕機會不再。父親意識到前景非常不樂觀，他以後可能無法保護他愛女，終於批准讓我去臺灣。這樣我們才開始計劃行程，辦理入境手續。解放軍來到湘潭前夕，我們隨國防部逃到廣州，住在四壁如洗的空倉庫內。我每天上街辦理入臺需要的各種證件，但事事不順，困難重重。原先海光安排我和聶華苓女士、王正路先生一家一起去臺灣，但因聶伯母和她妹妹的入境證遲遲發不下來，我只好一人先行。

　　那天，我父母送我上船。到了碼頭人山人海，一片混亂，大人小孩爭先恐後的擠上輪船。在這種情況下，我與父母親無法話別就急忙加入人潮，用力向前推擠。突然回頭看父親一眼，見他正在用手擦眼淚。好不容易擠上船，我就直衝甲板，站在船沿欄杆前朝著岸上尋找爸媽的身影。我看見他們在人叢裡正向我揮手⋯⋯天哪！這就是我們的永別！那時候我不知道大難臨頭，直到1980年第一次回中國大陸時才知悉，我的父親、母親、嬸母、哥哥、嫂嫂、姐姐，後來都遭遇慘無人道的迫害，受盡折磨，甚至死得很悽慘。這些噩耗，導致我精神完全崩潰。

　　1949年6月3日，我搭乘的金剛輪，抵達臺灣基隆。海光親自到港口來接我，相見的喜樂，無法形容。從1945年至1949年，我們經過多少波折，環境的困難，動蕩的時局，可怕的戰爭，終於能夠相聚在一起，多麼不容易！主要是我們彼此一直通信，信將我們聯繫著。其實我們戀愛的經歷，痛苦多於快樂，擔心受嚇多於享受，並且不時陷入患得患失的情緒中，眼淚更不知流了多少。我們愛情的小舟在時代的大海中顛簸翻騰，竟能平安的進入基隆港，實在不可思議。所以6月3日對我們很重要，海光在世時，我們幾乎每年都要慶祝這個可紀念的日子。

　　1949年9月，我搬進國立臺灣大學女生宿舍，開始四年愉快的大學生活。在那裡，我遇到了一批知己，我們成為莫逆之交。當時雖然海光在臺大教書，我在臺大作學生，我們一星期只見一、兩次，所以繼續以信件聯絡。我每次思念對方的時候，就提筆傾訴相思之苦。對方來信是我生命的支柱，接到他的信會引起心靈的激動，打開信封抽出信紙時手還會發抖。讀信則特別認真，我會先快快的讀一遍，然後再細讀好幾遍，沉浸在字句帶出的柔情蜜意、鼓勵與安慰裡；但是有時也引起誤會、痛苦和眼淚；不過，那些很快就會過去。一直到1953年秋我們結婚才停止通信。1955年，海光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期間，我們又開始勤密的通信連絡約半年之久。

　　這二百二十多封信，是我們留存至今的書面聯繫。回溯1945至1955這十年，由少積多的一疊疊信函，隨著我從重慶到武漢，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到美國東岸、西岸、中西部、又回到西岸，光是在美國，我就搬了15次家（小搬還不算），這些信札一直保存著沒有弄丟，真是天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