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學者的古今詩學對話
一、周策縱被忽略的詩歌論述
黎漢傑賢弟是我最佩服的周策縱教授未成書的遺作專家與出版人，他很有系統又細心收集周策縱生前尚未結集的作品出版。我有幸參與出版計劃的有《風媒集》（心笛、王潤華、瘂弦、黎漢傑編，臺北秀威資訊，二〇一七），這是周公早在一九五七年就翻譯好的歐美各國的現代詩歌，曾命名為《西詩譯萃》（見《周策縱文集》附書目）約一百二十多首，一直沒出版，他逝世前也一直不停的在增刪與修改。二〇一八年黎漢傑又帶頭，我從中協助，收集出版在世界各國報刊雜誌發表的各國學者訪問周策縱的文章《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王潤華、黎漢傑編，香港初文出版社，二〇一八）。二〇一九年我們再收集與出版了周策縱教授為很多學者的書寫的序文《周策縱序文集》（王潤華、黎漢傑編，香港初文出版社，二〇一九）。
這本《周策縱論詩書》原發表在各種書刊或存在於遺物中，學者不容易一起閱讀，是周策縱被忽略的詩歌藝術論述一部分，加上我以前與朋友編的《周策縱文集》（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與上述三本第一次出版的《風媒集》、修辭立其誠：周策縱訪談集》與《周策縱序文集》，我們可更全面認識周策縱如何給詩論與藝術帶來一種新的解讀語言與方法、一種新的世界文學的比較與批評視野。所以黎漢傑經過辛苦收集與編輯，終於出版了。
二、多元的學識種子、經驗與見解的《周策縱論詩書》
周策縱是當代異類的詩學專家，他帶著多元的學識種子、跨學科見解進入文學領域。一九四二年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畢業後，曾先後主編《新認識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評》等刊物，並一度供職於重慶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秘書），與陳佈雷、陶希聖、徐復觀等文人共事。蔣介石在臺灣二二八事件後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就是他所執筆。這時他被肯定為撰寫官方文告的一流高手。
一九四八年周教授赴美國留學，計劃成為政治行政專家，卻最後專心從事文學創作、著述與研究。一九五五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其研究五四運動的博士論文，後來在哈佛大學擔任研究員時改寫，以超越民族感情、超黨派偏見，多角度的全面客觀的分析中國現代的文化思想革命巨著《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文化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一九六〇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成為國際五四論述的權威，至今無人超越。之後周教授專心文學研究、文化、歷史，他發表了大量紅樓夢研究的專著，突破許多版本考證與文本結構藝術的結論，從曹紅學的社會家族史料、《紅樓夢》小說寫作內在的藝術結構，論定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的編輯與出版技術證明《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程乙本為曹雪芹一人之著作，還以多元方法帶領東西方等國際學者建構《紅樓夢》為世界經典小說的經典著作。
三、深入西方詩學與文論尋找新視角
其實周策縱教授在一九五〇年代到了美國以後，研究興趣與著述非常多元化，其中一個重心放在西方詩學。他熟讀西方與世界名著，而且翻譯成中文。目前已出版的世界詩歌有泰戈爾的《螢》（臺北晨鐘出版社，一九七一）、《失群的鳥》（臺北晨鐘出版社，一九七一）與歐美現代詩譯萃《風媒集》。他還有未出版成書的荷馬《奧德賽》、《希臘小詩選》（見本集〈 西洋的古代幽默 〉）、《美國民歌選譯》等。值得注意的，這些翻譯都是一九五〇年以後就開始進行，如《失群的鳥》與《螢》早在一九五二翻譯，我與淡瑩一九七〇年前後在其門下讀書，得知老師有翻譯，把譯稿抄一份給白先勇與白先敬的晨鐘出版社，很快一九七一就出版了。泰戈爾說「蝴蝶的生命不用月而用刹那計算，卻擁有充足的光陰。」這位印度詩人的小詩形式與意象與中國絕句相似，更何況泰戈爾說《螢》的一部分根源在中國。所以周教授對印度泰戈爾與波斯的奧馬爾．凱亞姆（Omar Khayyam）的《魯拜集》（Rubaiyat）又譯作《狂酒歌》，這類格律詩非常有興趣，他也有翻譯，但至今未見遺稿。
除了熟讀世界名著，他也用心研究西方古今文學理論，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現代的經典理論著作如華論與韋禮克（Austin Warren and Rene Wellek）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作者以文學的外部研究和文學的內部研究構築其理論體系，超越了多年以來文學理論架構的傳統模式，在文學研究方面最富條理、範圍最廣、最有針對性的嘗試之一。另外他對艾布拉姆斯（M.H. Abrams）的《鏡與燈》（The Mirror and the Lamp）到讀者反應理論的接受美學理論他也熟悉。周教授更深入研究新批評的系統源頭理論如 I. A.理查茲（I. A. Richards, 1893-1979）的《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23）、《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以及《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 1929）等書。理查茲努力將語義學、心理學等科學方法引入文學批評。周策縱與I. A.理查茲在哈佛同時期，因後者著有《孟子論心》（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 1932），原本要與I.A.理查茲合作建構詮釋中國經典文學的理論，後來因後者去非洲而沒進行。理查茲原是英國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詩人，早年攻讀心理學，在批評、語言學、美學這三個人文學科的領域內，不論在理論建樹還是在實踐運用方面，他都作出了富有獨創性的突出貢獻。理查茲也是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和溝通中西文化的交流使者。他與周教授的多興趣、多學識個性與修養很相同。如果合作研究一定會發出很多智慧的火花。
周策縱對新批評的詮釋理論有全面研究。從威廉．燕卜遜（William Empson）朦朧的多義性理論《七種多義性》（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到文本細讀、語義分析、結構肌質、語境理論，他都善於運用，因為這是文學詮釋與批評的基本方法之一，舉世皆準，對當今的文學批評尤其是詩歌批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今文論也存在著相似的理論與詮釋方法。從古代《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鐘嶸《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下至唐代唐代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宋代嚴羽《滄浪詩話》，都建構世界性的文學理論詮釋方法。以前我們在威斯康辛大學修讀周策縱的《中國文學批評》課，他一定要我們熟讀西方古今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典籍。他當時正在開始寫一部英文中國文學批評史，一九六八年寫的「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詩字古義考），他曾說，這是這部文學批評史的第一篇。（見英文《文林》期刊》
我們閱讀這本《周策縱論詩書》裏的論述，便可發現周策縱的文學細讀的透視與分析力量之厲害，就因為結合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的方法與精神。
王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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