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

．導讀──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清朝史叢書」發刊辭
．關於再版──致讀者
．前言

【序：何謂清朝──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
滿洲人、蒙古人與漢人的聯合政權／世界史是從蒙古帝國展開／繼承蒙古帝國的大清帝國，是五大種族的共主邦聯／中國人口的增加與沒落的開始／鴉片戰爭與俄國的入侵／大清帝國的變質──從共主邦聯走向民族國家／大清帝國的日本化與辛亥革命

【中國的名君與草原的英雄】
康熙皇帝的即位／北蒙古的動向／三藩之亂與統治權的確立／噶爾丹的帝國建設／清廷與俄羅斯的衝突／喀爾喀右翼與左翼的紛爭／噶爾丹鎮壓北蒙古／烏蘭・布通之戰／多倫・諾爾會議／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戰爭／致皇太子的硃筆書信

【第一次親征──越過戈壁沙漠】
艱難的行軍與樂觀的書信／東路軍的脫隊／聲淚俱下、意志堅決的演說／越過國界往北蒙古前進／偵查隊遭遇敵軍／被孤立在敵地的中路軍／往最後的前進基地／以戰鬥隊形開始最後的前進／佔據克魯倫河／噶爾丹的奔逃與追擊／西路軍接近敵軍／噶爾丹軍潰滅／大勝利的捷報／歡喜的歸途

【第二次親征──狩獵繪卷】
再次征討噶爾丹／地震與吉凶的迷信／享受遊興的行軍／庫庫和屯的大本營／停留在黃河一帶／在鄂爾多斯大大享受狩獵之樂／困窘的噶爾丹／掩耳盜鈴／召見噶爾丹的使者

【第三次親征──活佛們的命運】
攝政王桑結嘉措／從大同往寧夏／黃河的渡河處／被捕獲的噶爾丹之子／沿著長城進軍／清使與噶爾丹的會面／達賴喇嘛五世死訊的公諸於世／討伐作戰的結局／踏上歸途／噶爾丹之死／撒向風中的遺骨

【皇太子的悲劇】
阿哥們的權力鬥爭／皇太子失勢／康熙皇帝的突然逝世和雍正皇帝的即位

．初版後記

【增補內容（二○一三年版）】
壹、親征蒙古時的聖祖滿文書簡
貳、噶爾丹是在何時、又是如何死去？
參、西藏．蒙古文哲布尊丹巴傳記資料五種
肆、從康熙皇帝的滿文書簡看耶穌會士的影響
伍、康熙皇帝與天文學
陸、開元城新考

【增譯史料（二○一三年版）】
壹、多倫・諾爾會盟（講解／楠木賢道）
貳、皇太子廢位上諭（講解／楠木賢道）
參、皇太子復位之旨（講解／楠木賢道）
肆、康熙皇帝密旨步軍統領托和齊，監視大阿哥胤褆之行動（講解／鈴木真）
伍、第巴（桑結嘉措）上奏報告達賴喇嘛五世之死（講解／岩田啟介）

．清朝與世界大事年表（一二○六至一九一二年）
．後記

導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這本書最早在一九七九年由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列為「中公新書」第五五九種，書名直譯為中文與現在的中譯本相同，很快就售罄了。二○一三年維持原書名，但做了大量的增補，收到藤原出版社的「清朝史叢書」系列，作為首冊。二○一六年二版初刷，換了一個新的書名――《大清帝國隆盛期的實像：自第四代康熙皇帝的書信所見，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編注：指日文原版）。作者有交待更換書名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做版本的區隔。

　　這本書的根本目的是在將一批滿文通信檔案，透過翻譯、研究與敘述，介紹以下精彩的故事：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皇帝帶領大軍出塞征伐噶爾丹（一六四四至一六九七年）。皇帝不在時，與留守北京的皇太子胤礽之間保持緊密的通信。史料原文以滿文書寫，多年來都收藏在臺北士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作者岡田英弘以鋪陳康熙皇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間在位）率兵出征的歷程為脈絡，隨時帶入父子兩人紙上互動的譯介與說明。不過，胤礽的來信（奏摺）只作要點敘述，但是皇帝的書信（在胤礽摺尾的硃批或者單獨發送的上諭）則大多由岡田譯成日文收入原著，現在則以中文和讀者見面。二○一三和二○一六的版本則增加出處與若干參考或補充的資料，讓書的內容更加豐富。

　　胤礽出生後的第二年（一六七五年）即被立為太子。經過三十多個年頭，在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一七○八至一七一二年）間，兩度廢立，導致諸皇子覬覦大位，暗地較勁，最後由雍親王取得大位的波譎雲詭。

　　康熙皇帝自己以虛歲八歲的孩童登上皇帝寶座，事先沒有得到該有的培養與教育。靠著他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決心，自我鞭策、邊做邊學，想來感慨良多。因此他在自己也不過是二十二歲的年紀就立了太子，一路呵護、細心教養。他讓皇太子留守京師，處理一般日常事務，當然是不可或缺的訓練，而藉由書信往來，也可以掌握太子的心性與能力。但是康熙皇帝也沒有忘記親情。就是因為在台灣收藏的這批父子通信的檔案中，岡田看到中國歷史中少見的帝王情感，更何況其背景又是撼動東北亞歷史的重大事件，於是才催生了這本書。

　　◎「新清史」的先行者

　　這些年來，以漢族之外的中國少數民族及周邊民族作為焦點的清史研究，被一些人用「新清史」作標籤，廣泛地論辯。其實，要瞭解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盛世，如果只從漢人的角度去看，或者只從所謂的「滿漢之爭」的角度去看，顯然不免會遠離真相。在追求歷史真實的期望下，本來就應該擴大視角做觀察與分析。因此上個世紀末從美國開始的「新清史」風潮，可以說是學術發展的必然。

　　這樣的一個不可迴避的研究方向，岡田英弘老早就在實行了。一九七九年，在他為本書最初的版本所寫的序文中，他就這樣說過：「要理解十七世紀的東亞史，不只是中國的史料，還必須要利用以滿洲、蒙古、西藏等語言所書寫而成的史料，做出綜合性的判斷。」

　　出生於一九三一年的岡田英弘，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二十六歲的年輕學者的身分，獲得重要的「日本學士院賞」。還有，早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向公眾開放其珍藏的清宮檔案之前，他就已經數次造訪台灣，查閱史料。如他所記，他在一九七四年初度與這批康熙父子通信的文獻邂逅。為了尊重典藏者，他一直等到故宮將該批史料出版之後才讓本書問世。那是一九七九年。前一年，他和妻子宮脇淳子前來臺北參加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的「國際清史檔案研討會」。會議由陳捷先老師主持，我幫忙帶著同學做會場的服務工作。

　　會有這個會議，是因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此幾年，在美國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贊助下，陸續將館藏的清代奏摺影印複製出版。這一年，該基金會再提供一筆經費，促成會議，將成果與利用的概況向世界公開。在那次會議中，岡田英弘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康熙皇帝眼中的外蒙古〉；宮脇淳子的題目是〈清初之蒙古研究〉。

　　讀者在眼前這個譯本的「後跋」中可以看到岡田回憶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個小插曲。他說小他二十一歲的妻子當時還只是大阪大學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因為她的老師的推薦而獲邀與會，應該是旁聽的身分，卻「因為主辦單位的失誤，讓她成為報告人。」其實，主辦單位不是失誤。陳捷先老師認為岡田先生的學養與業績都佔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將當年也恰好二十六歲的宮脇淳子改列為論文發表人。陳老師是一番好意，而宮脇女士的表現也很好，我們很快就接到記者想要訪問她的請求電話。

　　◎征伐噶爾丹

　　業師史景遷在一九六七年時發表了一篇綜論康熙皇帝一生的小文章〈康熙帝的七個年代〉，替康熙皇帝的人生做了一個概要性的素描。所謂「七個年代」（seven ages）或許也可以說是「七段人生」，典出莎士比亞創作的喜劇《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當中第四段的人生為「軍人」時期。康熙三十五年兩度、三十六年第三度御駕親征準噶爾領袖噶爾丹，皇帝當時年紀為四十三、四歲，出長城、渡黃河、奔馳戈壁大沙漠，指揮調度十萬大軍，終於獲得蒙古與西藏各部族的服從，並且迎來噶爾丹亡故得訊息。至於雙方的恩怨情仇，說來話長，不過書中都有交待，此不多言。

　　康熙皇帝意圖誅滅噶爾丹的決心極度堅定。例如在下面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向皇太后請安的摺子中，他就提到：「去年出塞，自仲春至仲夏之中，自秋杪之月至冬之末，今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左右而問安者，亦只為此一噶爾丹耳。」

　　此外，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諭皇太子時也說：「朕到寧夏已將近十日，每日議籌兵馬錢糧，毫無閒暇。途中晨披霧露，日冒塵砂，嘴懶得說話，手為繮鞭磨起趼。來此數千里外，亦為此一餘孽噶爾丹也。」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一六九七年六月三日）前夕，人在內蒙古包頭的康熙皇帝終於收到噶爾丹的死訊。根據大將軍費揚古（一六四五至一七○一年）的報告：噶爾丹是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上午發病，當晚死亡，隨即火葬。至於是什麼病因，並不知情。這裡的兩個日期相差正好兩個月，一直以來都成為學者質疑的對象：如果噶爾丹真的是在三月十三日離世，而清軍要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向皇帝報告，情報能力未免太差。雍正年間編輯的《聖祖仁皇帝實錄》則將噶爾丹的死期記到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癸巳，一六九七年五月三日），往後拉了一個月。

　　台灣重要的清史專家莊吉發先生就有高見。他說：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以滿文奏報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但與《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對照，遂發現噶爾丹的死亡日期從三月十三日被《聖祖實錄》改為閏三月十三日，同時也明載噶爾丹係因飲藥自盡而亡。他推測：《實錄》修改噶爾丹的死期並將死因由病死改為飲藥自盡，應該係編纂者配合康熙皇帝御駕親征的時間，暗示噶爾丹乃因懾於皇帝天威而自行了斷。

　　岡田英弘也質疑：他不明白皇帝是根據甚麼理由，確信噶爾丹的死因為服毒自殺。岡田英弘認為噶爾丹二十八歲以前在西藏為僧，深受達賴喇嘛的重視，授予尹咱‧呼圖克圖（Ensa Khutuktu）四世的名號。後來雖然還俗，始終也還具有高僧轉世的活佛身分。自殺也是一種殺生的行為。哪有一位活佛，會犯下這種破戒的行為呢？因此，岡田認為皇帝之所以堅持自殺的說法，應該是想要抹滅這位可恨之敵身上所有的活佛神聖性吧！岡田的主張也為宮脇淳子所採用。後者的《最後的遊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一書也同樣強調噶爾丹原被認可為活佛轉世，不可能自殺。與岡田英弘的說法如出一轍。

　　近年來出版的《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收錄更多康熙父子的諭奏往還。從這些檔案來看，其實康熙皇帝在獲得訊息之初就直接說噶爾丹係自盡而亡。例如在一件皇太子奏摺摺尾的硃批中，康熙留下文字指出他在詳詢噶爾丹陣營的特遣人物齊奇爾‧寨桑後，直接指出：「可見噶爾丹之死，是服毒自殺沒錯。究竟是眾人下毒，還是自己服毒，就等車木布藏布來的時候，再從容地詢問答案即可。」至於噶爾丹亡故的日期則恐怕還要再研究。我個人主張以閏三月十三日為是（費揚古的奏報漏寫了「閏」字）。為什麼呢？我們抄錄在前兩段康熙皇帝表達征討噶爾丹之決心的文字，產生的時間都在三月十三日與閏三月十三日之間，當時康熙都還沒有得到噶爾丹死訊的跡象。不過，史料也證實康熙要等到四月初九日以後才獲得報告，因此也無法排除三月十三日的可能性。所以，就讓歷史保留一個爭議的空間吧！

　　◎父子之間親情的差異

　　收錄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的康熙與皇太子胤礽通信的滿文奏摺與硃批及諭旨，最早被譯成滿文以外文字的就是岡田英弘的日文翻譯。對中文讀者來說，目前也可看到蒙古教授齊木德道爾吉的漢譯（他還將原件滿文作羅馬字母拼音轉寫）。即使四十多年來有新的史料出土，《皇帝的家書》一書重點在揭露皇帝對待家人溫情的一面，確實還是發人所未發。

　　康熙皇帝人在長城外時，在諭旨（含硃批）中不時問候皇太后（順治的第二位皇后，不是他的親生母親）、諸妃與諸皇子。除了透過胤礽，他也經常用漢文寫信給總管太監顧問行，然後由顧問行以口頭面禀的方式向皇太后請安、轉述他遠征途中的景況。為此，在親征噶爾丹途次，康熙皇帝也提筆書寫漢文短信。這些漢文短信多數典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幾張收在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確實，皇帝的硃筆經常流露出他對皇太后、皇太子、宮中女眷以及沒有跟在身邊的兒子們的關切，因此透過胤礽或者顧問行把他的活動，逐一轉告。

　　然而，皇太子只是公事公辦，他的報告中沒有多少的感情。皇帝不只一次提醒胤礽太少給他寫東西。其實胤礽的奏摺偶爾也寫得很長，但是就只為報告政務，少有表達親情的文字。他倒是不時進獻食物或者食材，著人送往征途。作兒子的寫信給皇帝爸爸，除了請安，總不能撒嬌吧！要一個負有國家責任的成年皇儲用文字來表達親情，看來並不容易。

　　一般人說父慈子孝。但是皇帝、皇太子都不是一般人。同時康熙望子成龍，責備求全，雖然努力施恩，但是還是不免是位嚴父。這樣，親密的父子關係畢竟很難落實。皇帝自己也知道。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皇帝出京而患病，皇太子及皇三子自京師前去駐蹕處請安。當時皇帝就指出過：他感受到皇太子對他的病情並不關心。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

　　岡田英弘（一九三一至二○一七年）在二十六歲時獲得日本學術院賞，當時他對整個東亞歷史的看法已然建立。往後數十年的歲月，他不斷將他的看法精緻化，並且加以闡揚。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在日本本國有怎樣的影響？很難三言兩語道盡。不過，在中文世界，他其實長期被忽視；乃至於有人在述說「新清史」如何如何時，也不見得帶到他的名字或想法。但是數十年來，他不就一再強調：清朝不是（不只是）中國！清朝的皇帝是中國（漢人的生活領域）的皇帝、滿洲八旗的盟主、蒙古的大汗，後來再加入了西藏（藏人稱大清皇帝為文殊師利菩薩）與準部、回部（合起來即是乾隆年間以後的新疆）的君長。我們平常說的清朝皇帝，其實是多個民族的「共主」，而大清這個國家是在皇帝的「人身結合」（personal union）下所構成的帝國。皇帝以不同的身分對不同的民族扮演區隔開來的角色，五族之間雖然沒有絕對到不可逾越的界線，但是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雖然共同參與帝國事務，但也維持各自的文化傳統與生活。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也就是「新清史」的主張：在漢人文獻之外，必須關注其他與大清相關的語文資料與歷史事實！

　　當然，以大清皇帝為共主，在「人身結合」下共同組織成一個帝國、尊重各民族的傳統與文化的作法，只適合於盛世。當明君不再、外敵侵擾、國事蜩螗之時，為了鞏固領導中心、凝聚國家力量，卻由漢人主導（因為人口最多），從對抗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的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步將五族摶揉成一個類似「民族國家」的國家。因此之故，辛亥革命雖然以「推翻滿清」為號召，但是建立中華民國的口號卻是「五族共和」！其發展的脈絡源起於道光、咸豐之後。在那之前，實況大不相同。要徹底瞭解清朝，尤其是清朝前兩百年的歷史，切勿受囿於後期的視角。

　　岡田英弘這樣的想法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讀到。例如一九九五年，他來台灣參加由自由時報主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協辦的「馬關條約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台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一文。「台灣的歷史認同」權且不說，該文主要的內容其實就在講「清朝的本質」，闡釋他的歷史觀點。二、三十年過去了，依然擲地有聲！大意已如前述，有志者不妨也找來和本書一起閱讀，應當更能了然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