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序
心心念念是江湖
易中天
鎮,應該是宋代開始有的。
宋是商品經濟繁榮的時代。上至皇親國戚,中至官吏軍頭,下至市井小民,無不熱衷此道。城市裡甚至出現了類似於證券交易所的機構,只不過買進賣出的是度牒和鹽鈔。魯智深能夠出家,原因就在於此。
市場的樣子,也變了。
漢唐兩代的市場都設在城中,與居民區隔開。居民區叫坊,商業區叫市,都有圍牆,晚上還要關門。宋卻從東京汴梁開始,紛紛破牆開店,面向大街營業。從此有了門市部,也有了夜市,燈紅酒綠,通宵達旦。
但即便如此,仍不夠用。
於是,又有了鎮。
鎮因商業而興,所以又有「市鎮」的說法,區別則在規模。大體千戶以下為市,以上為鎮。但不論市與鎮,多半都在交通便利之處,這才能夠成為商品的集散地,貨物的中轉站,三教九流的謀生之所,以及工商稅的提供之處。所以宋人高承的定義便是:民聚不成縣而有稅課者,則為鎮。
生意有大小,鎮也一樣。明清的河南朱仙鎮,湖北漢口鎮,廣東佛山鎮和江西景德鎮,便無不街道縱橫,百貨雲集,盛極一時,堪比現在的北上廣深。
但,這樣的名鎮,只是特例。
真正的鎮是介於城鄉之間的聚落,比城市小,比村莊大。袖珍一點的,也許只有一條石板路,兩邊是木板門的店鋪。公所大約是有的,但不重要。農田或者也有,同樣不重要。鎮上的居民,主要是生意人和手藝人。
如此聚落,近於江湖。
江湖就是遠離廟堂的地方,原本叫江海。莊子就說:身在江海之上,心存乎魏闕之下,奈何!不過南北朝以後,歸隱就叫「遁跡江湖」了。范仲淹便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分得清楚著呢!
江湖不是廟堂,毋庸置疑。
但,並非所有遠離廟堂的地方都是江湖,農村就不是。農民也不是想要遠離,而是根本就夠不著。同樣,遁跡江湖之上,也不等於就是江湖中人。江湖不是用來住的,而是用來走的。江湖上行走多年,是好漢和俠客們的口頭禪。
走,才是江湖本色。
由此可見,最早的江湖中人一定是流動人口或自由職業者,比如外出攬活的工匠,到處賣唱的藝人,遊走四方的郎中等等,堪稱五花八門。他們既不耕讀為本,也不詩書傳家,甚至居無定所,因此在農業社會和宗法社會是被邊緣化的。邊緣化,就意味著不受保護,既不受皇權的保護,也不受宗族的保護。
也因此,只能自己保護自己。
然而在帝制時代和傳統社會,個體永遠是卑微和弱小的,哪怕天下無敵的劍客。又因此,邊緣人必須在王法和宗法的管理之外,用無形的方式組織起隱形的社會,以保證自己艱難的生存。
這個隱形的社會,就叫江湖。
江湖的最高法則是義,同時也是核心價值,正如王法的核心是忠,宗法的核心是孝。忠孝雖然為傳統社會普遍認同,但作為自由人或者個體戶各得其所之隱形聯合體,江湖需要更有約束力同時又更有彈性的不成文契約,而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的只有義。
義是一個含糊其辭的概念,卻不等於是空洞的。恰恰相反,它往往表現為具體而微的約定俗成。比方說,由於江湖中人全靠本事吃飯,就連職業乞丐也得有門手藝甚至絕活,因此偷藝和熗行便是不義。這些規矩雖然並非成文法,然而所有的違反者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所以,江湖中人義字當先,甚至以道義為擔當。即便不能行俠仗義,至少也得有情有義。必須死守的底線,則是絕不能背信棄義。
江湖義氣,維繫江湖。
野夫筆下的國鎮便是這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介於縣城和鄉村之間的鎮,正好王法不管,宗法不問,又往往恰到好處地集中了三百六十行的自由職業者。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沒有血緣關係,為了生存來到這裡,就像游牧民族選擇了定居。畢竟,鎮比農村自由,又比城市更有人情味,還比遊走四方安全。
於是,這些藝不壓身的個體戶或自由人,木匠、石匠、剃頭匠,蛇醫、牙醫、老中醫,以及種種不入流的閒雜人等,便心照不宣相地形成了命運共同體,或者鬆散的聯盟。情義和禮數,則是其無形的紐帶。一旦崩壞,則鎮將不鎮。
鎮與江湖的關係,或許如此。
實際上當一個鎮變得就像江湖時,他們便可以不走了,因為走江湖無非為了謀生和自由。前者是多數,後者是少數,而自由的追求永無止境,因此仍然會有人走下去。說到底,這件事其實與職業無關,甚至也與行動無關。一個追求自由又重情重義的人不管身處何方,心中都永遠會有江湖,會有鎮。
那是一種理想。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江南某鎮
楊渡序
野夫的《第五奇書》
楊渡
1. 詩性文體
讀野夫長篇小說《國鎮》總讓我想起《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這中國說部傳統中並列為「四大奇書」的經典。而我願將野夫此書列為當代的「第五奇書」。
此書之奇,可以從文體、小說藝術、人性刻劃三個層面來談。
雖然有不少人評論過野夫的作品,然我以為,野夫最特別之處在文體。
一九六○年代,陳映真剛發表〈麵攤〉、〈我的弟弟康雄〉等小說的時候,引起白先勇的注意,他曾經形容:「他一來就有『文體家』的氣勢,文章中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性。」二○○九年首度看見野夫《江上的母親》一書時,我便是這樣的感覺。
野夫的文體,自成風格。會寫現代詩也會寫舊體詩詞的他,能夠使用古典文學的典雅精確的文字,來呈現現代性的敏銳感受,散文中時時流露出賦比興諸種手法,交錯運用,形成綿密而深沈的「詩性文體」。
這種寫作風格,使他的文字精確如金石,筆風抒情如詩詞,思想深沈如史家,且能刻劃極其矛盾而複雜的人性,成為感性的力量。是以稱之為「文體家」,當之無愧。放眼當今文壇,能有這樣的功力者,己屬鳳毛麟角。
舉例以證,〈江上的母親——母親失蹤十年祭〉的開頭,便是筆力萬鈞: 這是一篇縈懷於心而又一直不敢動筆的文章。是心中繃得太緊以至於怕輕輕一撫就砉然斷裂的絃絲,卻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於無數個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須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塵世這一點虛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飛霜的時節了,秋水生涼,寒氣漸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國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蹤的母親,至今仍曝屍於哪一片月光下……。
此種「詩性文體」,貫穿了野夫的散文集與小說。
《江上的母親》一書,二○一○年甫出版便得到台北國際書展年度好書大獎。這還是大陸作家首度榮獲此獎。此書中寫得最複雜而深沈的,乃是作為湖北巴人後代的他,所刻劃的身世,以及因身世而顯現的百年巨變下的生民面貌。特別是在政治的操弄下,人性的扭曲(如〈組織後的命運〉)、變形(如〈土改毀家記事〉)、互相傷害(如〈童年的恐懼與仇恨〉)、殘忍邪惡(如〈殘忍教育〉)等,所有命運的悲劇,逐一顯現在外婆、大伯、么叔、瞎子哥等人的身上。
他的特殊的身世與文體,結合他所刻劃的人物,形成一種沉鬱雄渾的交響曲。
《江上的母親》之後,野夫陸續出版《看不見的江湖》、《活著為了見證》等書。其內容已從逝去的故人,轉而刻劃著當代人物,那些活靈活現的當代江湖。他們可能是鄉野傳奇,如擁有巫術傳統的端公、流浪民間的義人、埋名深山的高人⋯⋯。那些看似隨意幾筆,如速描般的人物寫作,卻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於外界所認識的中國。我稱之為野夫的「民間江湖」。
當許多人為中國大陸憂心不已的時候,我卻總是在野夫的文字裡,看見一個恆常的、不變的、古老的民間中國。那是無論政治怎麼折騰,廟堂要怎麼改朝換代,都還維持在人心中的「江湖道義」。那裡的人,還保存著最根本的人情義理。人之所以為人,那個恆常的價值還未改變。
每當對世界、對人性感到灰心的時候,我往往想起和野夫流浪各地時所遇見的朋友和他筆下的中國人。我仍願意相信,這世界無論怎麼變,在莽莽世界,茫茫人間,在冷酷凍土之上,總還存在著最根本的「人情義理」。千百年之後,即使朝代再怎麼更迭,人性中那溫潤的一點點根苗,依舊會萌芽重生。
即便野夫筆下的人物是那樣沉鬱,那樣踏向悲劇,但他所流露的信念,以及追求的價值,反而更為鮮明。
如果說,野夫是一個「文體家」,一如白先勇所描述的陳映真,那麼,野夫作為文體家的背後,所藉以支撐起來的,毋寧更是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以及他在民間中國所找到的那恆常之心。
2. 小說藝術
以這三本散文集所描寫的人物之豐富,性格與面貌之鮮明,己足以讓野夫的散文自成一格,然而,在《國鎮》裡,他傾其所有寫作的能力,所有刻劃人物的絕活,全部拼上了。用金庸的話說,一甲子功力,盡在此處。
有人形容楊德昌電影裡的人物,每個人物都有各自的身世,即使出鏡不多的人,也因為有身世的設定,面貌鮮明,讓人難忘。野夫的《國鎮》亦然。出現的二、三十個主要人物,每一個都有各自的身世。每個人的身世形成了他的心性,他的人格特質,他的優缺點,最終那些人物的人性中的善與惡、光明與闇黑,交錯攻伐,形成時代的大悲劇。
但要刻劃這樣多種面貌的人物,上自鎮長、知識分子、落魄埋名鄉野的女子、化身剃頭師父的前民國軍官、參加過袍哥會的江湖子弟、色慾橫行的官員等等,下至高中生的少男、少女,矇矓的青春情態,乃至於叫化子蛇醫、粗鄙的石匠、賣淫的妓女、賺黑錢買賣人口的媒婆、承襲巴人傳統的趕屍人,這種種社會上的不同階層、三教九流,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與傳統,要用不同的文字來敘述,才能符合其性格,對有寫作經驗的人來說,絕對是極度艱難的考驗。有些作家寫起人物,無論黑道白道、高官流氓,都帶著文青腔,那就是缺乏這種能耐所致。
如果不是野夫曾在草根底層生活過,如果不是他「九命怪貓」般的多次經歷死劫而倖存下來,如果不是他對民國歷史與文化的深度浸潤,如果不是他流浪江湖,混跡各個社會階層,如果不是他對底層生活的體驗,並且深度觀察了各色各樣的人物,了解其性格與容貌,恐怕不會有如今他那多彩而豐富的寫作彩筆。以致於寫剃頭師父,自有一套剃頭行業的江湖老規矩;寫袍哥,便有袍哥的歷史,敬重道義的文化內涵;寫民國將軍逃難,而落下了一對母女,便有與那歷史若合符節的性格描寫、文化底蘊。
每個人的身世,都在大歷史的鏡子裡,可以找到各自的映像,以及那背後深沉的脈絡。而每個人的面貌,又是如此鮮明、分毫不差的成為他自己。
於是在《國鎮》裡,我們可以看見他以極為粗礪色慾的文字,刻劃章石匠如何強姦那個黑心坑了他的老媒婆,而老媒婆猶自暗喜的那種黑吃黑的姦情與恨意。也可以看見他以極其深情的文字,刻劃段嬤嬤的慈悲的、恆久的愛心;或者以典雅優美的文字,刻劃少女水岸茵那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
從小說藝術來看,此書的人物刻劃非常成功。每個人的形貌清晰,性格鮮明,身世獨特,絕不重覆,以致於我不禁想起《水滸傳》那一百零八條好漢,每個好漢都自成一格,而野夫在此書中的功力,也不惶多讓。將一個小鎮的人物,有如寫作一個國族的諸種人物般的舖陳開來,讓他們的命運交會。
文體來自心性,應該說,也只有野夫,這流浪民間的人,這漂泊半生的心,這歷經劫難的生命,才能創造出這樣的小說。他不只找回中國說部的敘述傳統,那種民間風貌的鮮明與活力,更且創造出一種「詩性文體」的小說藝術。
3. 國族寓言
然而,野夫的文字並不純粹是寫實的,更多時候,作為詩人的他的文字,往往寫實中,深寓隱喻,場景裡,暗含象徵。那正是「詩性文體」才會有的手筆。這種手筆,在此書中不勝枚舉,可以留待未來的文論家去慢慢評說。一如有人可以細說《紅樓》一樣。
為示此說不虛,在此先舉個例子。寫文革前夕,國鎮的群蛇狂舞那一段,簡直像極了時代的寓言。
蛇們在濁波中交臂接踵地優美扭動,只有水被無數次切割的聲音。目瞪口呆的人們汗毛倒豎,在這無聲的挑釁下終於忍無可忍,遂頻繁出動。手執竹竿朝水面亂打,不時有死蛇翻出白肚被挑上岸。然而蛇們不驚不避,也不上岸攻擊,依舊蜿蜒舞蹈,前赴後繼地被集體驅趕向死。
人蛇之戰——不,應該是人對蛇的屠殺——持續到黃昏,蛇的數量似乎仍舊不減。河岸上屍橫遍野,血水使小河氾濫出霞光的燦爛。倦怠且黔驢技窮的鎮人們毛骨悚然,束手無策之際,終於陰雲堆積。悶雷從天邊滾來如蒙面客的馬車,一場暴雨洗淨了現場。當人們回到各自的彩廊上避雨再看時,河上一蛇俱無,逝無蹤跡。仿佛一切都不曾發生,而只是經歷了一場向晚的噩夢。
朱叫花絕對目睹了這場暴亂,鎮人們看見他非常稀罕地,獨自在雨中的河岸竊竊漫步。他看著衰草叢中傷殘死亡的蛇,兀然淚下;這些他熟悉的生靈,甚至是他賴以為生的生靈,就這樣在夏天無辜被擊斃。他口中念念有詞,誰也不知道是在哭喪還是在詛咒。他心有戚戚,決定夜裡去拜訪一下許久未見的覃端公。
一切都複歸平靜的當夜,驚魂未定的人們,開始預感到時代的劫難將至。
此文看似以蛇之狂舞向死,描寫大難將至,文革來臨前夕的天象。然而,這豈只是一種描述而已?那些蛇族,難道不是多次政治運動中,人們卻「不驚不避、也不上岸攻擊,依舊蜿蜓舞蹈,前赴後繼地被集體驅趕向死」的象徵嗎?那驚心動魄的死亡,何嘗不是大歷史的隱喻?
從文學的寓意來看,野夫的野心,或許正是要以一個邊遠的小鎮「國鎮」,來象徵「國族」的大歷史。
然而,我願稱譽此書為「第五奇書」,毋寧是它對人性的刻畫。
還記得野夫寫作之初,我有幸先睹為快,看到起首的群蛇狂舞這一段,忍不住擊掌叫好。當我知道他即將寫作的是文革,更明白了這是一部長篇的開頭,未來會是傳世的經典。
然而我也深知文革難寫。寫過的故事太多了,內容面向豐富,但主題所限,往往離不開政治迫害、政治鬥爭。如果走入舊路,那就可惜了。而文革是如此複雜而多面,特別是我最好奇者,是什麼樣的政治運動,足以動員出人性中最極端的惡,使人互相傷害,互相殺伐,至死不休。那是要多大的恐懼與仇恨,多大的積怨,才能爆發出來呢?為什麼文革可以一夕之間,激發出人性之惡?僅僅是用領袖的指示、上層的政治鬥爭、民間的內部矛盾、各地派系的衝突等等,都不足以解釋那全中國各地,全面捲動起來的狂亂仇恨、武鬥死亡。那是多麼複雜的人心與人性啊!
我以此詢之於野夫。他沈靜的深思著說:「我想寫的,便是那深層的人性與人心。」
構成為一個小鎮所應有的人物,每個人的內心,都潛藏著自己的明與暗的欲望、愛恨、私心、品德、真誠等等。本來,這些小奸小惡、私欲私心,並不致於構成對社會的影響力,甚至在承平時代,他們並不足以影響到任何人。然而,一旦政治運動來臨,人性中的小奸小惡、私心私欲,乃至惡的本性,便成為一個巨大的動力,用政治驅動起來,成為足以致命的鍘刀。
人性之惡是相激相盪的,像一個可怕的螺旋,愈旋愈緊,直到所有人都在「惡之輪迴」裡,幾乎是忘情般的互相仇殺,扭曲至死。而即使是善的力量要出來改變局勢,保護善良,也幾乎是不可能。
野夫在這一本書裡,對人性的明與暗,幾乎有一種魯迅式的絕望感。
然而也正是這樣,他最終仍顯示出「世間本無所謂路,走的人多了便成其為路」的魯迅式的渺茫的希望。於是在最絕望的時刻,他讓善良的生命,以絕對的善意,克服了仇恨,留下那最後的希望。
讀至卷尾,我忍不住掩卷長嘆。野夫啊野夫,你終究要以民間江湖的道義與人性的善良,去克服那絕望的深淵、政治的寒夜。即使那希望如此渺茫,卻抵死相信,至死無悔。
至此,我終於明白,野夫要寫的,不只是文革,不只是一個時代的心史,而是望向未來。
《國鎮》往事,因此不是往事,而是未來的寓言。
野夫留下什麼樣的未來寓言呢?每我相信讀者一定可以在他的「詩性文體」中,找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