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不是神話：一套打造永續幸福國度的方法

推薦序｜北歐模式是臺灣福利體系的可能出路嗎？――呂建德
推薦序｜不是烏托邦的社會民主臺灣――林敏聰
譯後記｜借鏡北歐，打造臺灣模式――劉維人、廖珮杏
導讀｜北歐式發展主義國家：將社會平等與環境永續，化為創新經濟動能的一套妙法――吳啓禎
 
前言與謝辭
第一章　引言
第一部　歷史起源
第二章　社會民主運動的誕生（一八四八－一九一六）
第三章　邁向北歐模式（一九一六－一九四○）
第四章　打造福利國家（一九四○－一九七○）
第二部　社會民主與北歐模式
第五章　全球經濟體系下的北歐模式
第六章　福利國家給你美好生活，還是讓你變成寄生蟲？
第七章　讓世界比現在更美好，更井然有序
第三部　北歐模式能否永續？
第八章　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
第九章　福利國家的永續性
第十章　自由、培力、共同體
第四部　結論
第十一章　政治的力量
 
參考書目

導讀

北歐式發展主義國家：將社會平等與環境永續，化為創新經濟動能的一套妙法

吳啓禎（經民連智庫經濟組召集人）

　　先來段身兼此書總編與審訂者的絮語，也算是小小的交代。若從原文直接翻譯的話，本書書名應該是「社會民主的北歐模式」，但我們改採「北歐不是神話：一套打造永續幸福國度的方法論」，除了想避開社會民主跟國內既有政黨的名稱連結，更是希望可以直探作者們寫作此書的初衷：北歐是不折不扣的「人間經驗」；儘管當今北歐被奉為全球發展典範，但是他們不是「烏托邦神話」。作者們認為，只要徹底了解北歐發展的歷史過程與心法，就會發現其成功之道無他，惟認真實踐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而已」。

　　過去所有對於北歐模式的疑慮，不外有三種類型：一是以高賦稅為基礎的福利國家制度，在全球化時代資本與人才快速流動的結構下無法持續；二是北歐社會過於同質與封閉，濃厚的集體主義味道，跟不上個人主義當道的時代潮流；三是國情不同、無法複製。本書由三位挪威學者共筆而成，他們認為這些疑慮的根源，在於國際社會對於北歐的理解實在過於不足，在英美文化霸權的世界裡，幾乎不存在一本能夠將當代北歐發展的思維與歷程說明白講清楚的文獻，所以只好跳下來自己寫。對我這樣一位長期在探索國家經濟轉型課題的學者來說，這本書可說是珍貴無比，理由是當代北歐國家的發展成就固然舉世聞名，但是現象背後的制度文化底蘊，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與因應全球化時代的挑戰，卻一直是個謎團。儘管北歐的許多政策措施，對於研究社會福利制度的學者來說相對較為熟悉，但是福利制度畢竟只是一個面向，撥開了這一層，內裡機制依舊不清晰，因此在倡議北歐模式時經常遭到挑戰，最常遭遇的質疑不外是上述三種，尤其是「國情不同」。

　　談到這裡，筆者不由得聯想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所極力標榜的「脫亞入歐」，那份清楚自己在科學科技、制度組織上的相對不足而立志要認真學習的坦白直率。對比之下，同一時期中國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僅顯得扭捏，對於西方強盛的理由更足證僅領略到表層與片面（或許至今依舊）。更重要的，日本人並未因爲立志徹底學習歐洲文明而失去自己的特色，反而因為認真學習而使得自身文化更加豐富、更加受到突顯。事實上，北歐又何嘗不是如此。本書花了許多篇幅解釋，形塑北歐當前制度風貌主要有兩大思想源頭，都是「舶來品」。一者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源自德國的社會民主思路，該思路即便和馬克思同樣擁有悲天憫人的社會主義情懷，但是並不認同馬克思力主的革命路線，而是主張漸進改革。二者則是二戰期間英國提出的《社會保險與公共服務》（也就是著名的《貝佛里奇報告書》），這份報告書建議國家制定全面計畫，讓所有英國公民享有社會保險，擁有基本物質資源，使用各式各樣的公共服務，成為二戰後各國建構福利國家的框架基礎。

　　顯然，不管是德國的社會民主思想，抑或是英國貝佛里奇報告，都是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產物，然而人類事務某種程度上存在著超越時空的普遍性，就像我們所有的學習一樣，重點不是照抄，而是受到啟發，舉一反三，進行轉化。事實上，即便現今深受世界喜愛的「北歐風」設計，許多美學的概念源頭，同樣是受到舶來品的啟發，而非全然自生。本書不厭其煩地說明，北歐模式的主要制度思維，亦是歷經類似的過程。

　　向外吸收，在地轉化，這只說明了北歐模式的開放性與學習力，但為什麼平等主義的訴求在北歐地區特別能夠落地生根、成長茁壯？這顯然與該地區的社會文化土壤有關。曾有論點將遠因歸之於一千多年前維京海盜的共享文化，近因則談到十九世紀由丹麥叛逆牧師葛隆維（N. F. S. Grundtvig）所推動的民族文化認同、農民知識運動，以及受之啟發的民眾高等學校（folk high schools，可說是全球首創的成人教育體系）。本書則指向十九世紀流行於北歐的低教會派運動（主張簡化儀式、訴諸個人信仰而反對教會權威），以及爭取選舉權與公民權的民主化運動。然而在各種長期因素之外，一個貫穿本書宏旨的是拉到當代，援引專攻歐洲政治的美國學者伯曼（Sheri Berman）提出的解釋觀點：「政治至上」（the primacy of politics）。此觀點的立論基礎是著眼於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安定等面向擁有不同的運作邏輯與目標，因此先天上存在著張力與矛盾，但並非不可調和，關鍵就在於國家能否有效發揮治理能力，讓市場經濟能夠為整體社會的長遠利益而服務。承載這項意識形態的北歐社會民主政黨，以「人民之家」、「人民政黨」為訴求，於一九二○年代開始浮現在政治地景，贏得越來越多選民支持，上臺執政後致力於拆解階級藩籬，一方面利用市場經濟的效率創造成長與就業，同時透過普及式公共服務體系的建構，保護個人免於受到不利的家庭條件、市場競爭與勞動商品化邏輯的傷害，為個人自我實現提供足夠的物質基礎與制度性支持。

　　然而細究之下，會發現「政治至上」並非全貌，原因是當時西歐訴求「政治至上」的政治勢力除了社會民主黨之外，尚有法西斯與國家社會主義等黨派。這些訴求的共同背景，是一個已經被工業革命以來市場力量所嚴重破壞的社會關係圖像。資本主義的市場力量，原本受到社會自我保護的機制所節制，然而在十八世紀後半葉蘇格蘭學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將之賦以「看不見的手」（聲稱能夠在無形中將社會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的神聖性之後，追逐私利從此取得道德合法性，自由放任與國家最小干預原則成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圭臬。在這樣篤信市場能夠自律的工業資本主義馳騁約一百年之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逐漸掀起左派革命。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兩大支柱――歷史唯物論與階級鬥爭――將經濟力量視為「自然規律」的觀點，其實和上述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張是相互呼應的，兩者皆否定了人類集體意志與政治的可能性。

　　換言之，左右兩大主流意識形態在面對當時政治社會所面臨的困境時，不僅無能提供有效解方，更排除了透過政治行動改善現狀的空間（當然，除了「開放，與更開放」或者「革命推翻」的呼籲之外）。思想的中空，為全新的意識形態創造了需求。訴求以國家力量來規範市場、保護社會的政黨力量於一九二○年代紛紛崛起，社會民主派只是其中一支，同行的還有法西斯信徒與國家社會黨等同樣被劃歸為「修正主義」的勢力。

　　相較於社會民主派，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社會黨占據了更大的歷史敘事版面，理由是因為這些力量在當時分別將義大利與德國推入極權暴政與發動戰爭的浩劫漩渦裡。這也越發突顯社會民主派真正的特殊之處，那就是除了「政治之上」，還真心把「民主」置於思想與行動的核心。前面提到的學者伯曼從「大歷史」的角度，主張二十世紀的歐洲可以二戰為中心點分成兩個對比強烈的發展圖像，上半葉是充滿衝突、危機戰亂不斷，主因就是不受節制的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存在本質上的不相容（在許多信仰古典自由理論的人士眼中，民主與民粹只有一線之隔）。反之，下半葉則被譽為黃金年代，資本主義陣營的民主國家在這段時間享有前所未見的高速成長與社會安定並存的榮景，乃至到了一九八九年冷戰即將結束之際，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為文宣稱「自由民主」體制的優越性已經取得歷史辨證的終局（即不同社會制度型態在人類歷史舞臺上的競爭，最終出現一能夠消除根本矛盾、廣被採用的穩定型態）。此論點發表後，不旋踵間共產國家紛紛倒臺，福山的論點似乎成為先知預言。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列車轟隆隆地開過千禧年，許多難解的問題陸續浮出，此時伯曼著書主張：歷史其實是終結於社會民主，而非自由民主。

　　到底社會民主與自由民主兩者間的差別何在？本書中提到的德國政治學者邁爾（Thomas Meyer）的分類法頗值得參考，亦即將自由民主視為一個大框架，底下分成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以及社會民主兩大派別。前者信仰上述的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不受干預的市場與個人追求私利的兩大動能結合，自然會為人類社會帶來福祉，因而衍生出「最小國家」原則（盡可能撤除一切管制，以及盡可能減稅），甚至產生「社會不存在」的看法。行文至此，眼尖的讀者應該不難發現，一九八○年代以來蔚為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正是自由放任主義的化身與再現。

　　相形之下，社會民主則是直探民主體制的核心：既然民主政治的運作規則是人人一票、票票等值，其基礎是對每個人所具有的公民德性懷抱信心，然而在要求人人關心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前，必須確保每個人享有平等的公民社會權，賦予追求自我實現所需要的基本物質基礎，否則，每個人的發展機會其實深受家庭背景所影響，條件較差者可能自顧不暇，更遑論公共參與。因此國家必須出面，建構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提供足夠且平等的社會支持，才能有效弭平家庭背景對個人發展所造成的差異，這之間涉及很大程度的資源重分配，因此國家勢必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

　　此類由國家出面保障個人平等自由的主張與做法，形成了所謂的「國家個人主義」（State Individualism）。幾年前《經濟學人》出了一份北歐專刊，文中指出北歐國家經濟開放程度已經不亞於英美國家，財政遠比素來標榜「小政府」體制的國家來得健全。此外，該地區所得分配持續維持為全球最公平，因而被奉為全球發展典範。該文分析，北歐以強大創新力克服全球化挑戰，其創新力的基礎正是「國家個人主義」。

　　有趣的是，過去一般對於「自由民主」、「國家主義」、「個人主義」、「民粹政治」、「集體主義」乃至「發展主義」等概念的理解，在北歐系統下無不遭到顛覆而得到正向的新解。以本書經常提及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來說，在個人主義蔚為主流的今天，似乎很難不令人產生集體暴力、扼殺個體性等負面聯想，但本書所闡釋的北歐模式，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非但不是對立，反而是呈現相輔相成、彼此強化的關係，例如上述由國家出面建構福利體系，為個人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以保障平等自由的主張與做法，正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集體主義在北歐為一種多層次的存在，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助社群，平日即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審議與治理，形成緊密的社會肌理；公私部門之間、勞資雙方之間的協商與合作如日常般自然。本書特別指出，北歐強烈的社群合作文化，讓民主深化程度不夠的其他社會難以穿透與理解，因而留下許多質疑與猜忌。

　　對近年來聚焦研究北歐創新機制的筆者來說，社群合作主義已經很接近北歐這顆洋蔥層層剝開後的內裡核心，但社群合作的目標為何？除追求上述抽象層次的個人平等自由之外，本書很直白地指出北歐政府的「發展主義」導向。發展主義在臺灣經常意指政府一逕追求經濟成長而罔顧環境與社會正義，為一批判性用語，然而在北歐脈絡裡，發展主義等同於追求充分就業、提升生活水準、務實面對國際經濟競合的現實，不僅不必然與環保、社會正義相衝突，反而是不斷追求進步價值與科學新知，將之轉化為法規與治理架構革新，成為科技產業創新與國際競爭力的動能。有別於直接利潤導向，此類「法規帶動的創新」（regulation-induced innovation），在北歐其實屢見不爽，我們若細究個別案例會發現，改革時並非沒有利益衝突，來自既得利益的反彈其實很常見，然而透過對話協商，讓各方能夠聚焦長遠的共同利益、同時找出方法彌補短期利益的受損者，從而達成共識，讓新政策得以付諸實現，且不斷動態調整，正是北歐素來強調社會團結與社群合作的文化底蘊之擅場。

　　最後，回到「北歐模式能否永續與複製」這個大哉問，本書作者們對此深具信心，認為北歐模式的成功之處從來就不曾仰賴社會成員的「民族」同質性，而是社會母體基於包容平等原則所培養出來的個人，對於社會母體所抱持的情感認同，以及積極回饋的意願。換言之，是「社會共同體」意識支撐壯大了北歐模式。何謂「共同體」？新冠病毒疫情吃緊下的臺灣社會浮現出「同島一命」的感觸，以及隨之而來的互信與互助，正是共同體的展現。它不僅來自「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風險意識，更來自應該追求共好的同胞愛情操。事實上，在西方概念裡，社區、社群乃至共同體，都源自同一個字根（當代英文為community），這裡頭存在著親疏遠近的不同互助單位。「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句西諺傳神地指出貫穿不同互助單位的核心精神，即個人與群體形成互相肯認與互相支持的關係。過去，北歐模式透過平等主義措施消除了階級藩籬與性別歧視，如今面對大量移民所帶來的種族與文化界線的問題，他們認為沒有悲觀的理由。的確，在經過許多考察與比較研究之後，國內外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同意，關於人類制度的歷史辯證或許果真已經結束，北歐模式確實為一套「打造社會的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