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建朗
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近代。我們常說的中國近代，起於1840年，迄於1949年，幾近110年的時間，在中國有文字以來的漫長的歷史中，只是一個短暫的階段。然而這百年之變，卻是前所未有之巨大，它改變中國發展進程，調整中國發展方向，影響既深且巨，其波瀾之餘浪及今仍未平息。
如此波瀾迭起的近代史，演繹出不同的解讀，就毫不奇怪了。即使在大陸學者的筆下，也有多種不同版本的近代史。悲情與豪情、苦悶彷徨與探索爭辯以不同的方式流淌於研究者的筆端，海峽兩岸的史家對於近代史認知的差距則更曾有天壤之別。隨著這段歷史的遠去（距離是觀察者保持客觀的重要前提）與時代的進步，隨著海峽兩岸交流的密切，兩岸對於近代史的認識在不斷接近。在高頻率的交流中，瞭解、借鑑與吸收彼岸的學術成果已成為學術研究的必備前提，兩岸學術交流與交融達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說，「學術自由行」早已成為兩岸學術交流的常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開始考慮由兩岸學者共同撰寫一部中國近代史，全面展示兩岸對於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我們的設想獲得了兩岸學者的積極響應。《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採取專題架構，約請活躍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卓有研究的學者各自承擔其專長議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擔了該書的組織工作。值此《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付梓之際，略陳陋見一二，以為序。
一
經歷了「康乾盛世」後的中國是在一種漫不經心中進入近代的。中國所面臨的危機，起初並不像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過的異族武裝大規模入侵中原那樣急迫。在統治者看來，似乎無非是利益之爭、貿易之爭，進而有些「邊釁」而已。然而，在國門被不情願地打開再打開之後，人們才漸漸意識到，中國將要發生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可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
近代中國所闖入的外來者具有兩重性：其一，它是入侵者，它對中國權益的不斷侵犯和奪取，使中國失去了諸多主權，失去了獨立與平等地位；其二，它是較農業文明更為先進的工業文明的傳入者。歷史上，處於較高發展階段的中原文明曾經多次同化了征服者。而此次，面對著更高發展階段的文明，中國社會喪失了數千年來未曾喪失的文化優越感，面臨著如何向入侵者學習的問題。
簡單說來，近代中國主要在做兩件事：一是中國社會的全面近代化，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也要行走的歷程，向外部世界學習則是後進國家的必經之路；二是爭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中國在原有的地區性國際體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來逐漸淪落為一個失去諸多主權的弱國，中國要努力恢復平等地位，這一過程並非每個國家所必經。這兩件事中，原應以第一件事為根本，為要務。但在近代中國（也不限於中國，若干後進國家也經歷了這一過程），這兩件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第二件事成為第一件事的前提條件，不解決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無從做好。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為歷史發展主線，爭取國家的獨立平等被置於比爭取社會發展更為優先的地位。
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屢戰屢敗使清政府意識到了中外軍力的差距。江寧條約及其後一系列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經歷了入主中原以來未曾有過的屈辱。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危機，主張睜眼看世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這樣的呼聲並未撼動社會，撼動中樞。鴉片戰爭後的十餘年間，除了在幾個口岸增設了租界，增加了一些經商的洋人和布道的傳教士外，中國社會並沒有感受到更大的壓力和危機，也沒有產生只有在危機之下才能出現的學習西方趕超西方的強烈訴求。中國社會基本上仍在按照自己的邏輯和節奏緩慢地發展著。
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了中國猛烈一擊。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因其戰場偏於南方，且畢竟朝廷未以全力與之死拚，其結果尚不足以警醒國人的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的抵抗不可謂不英勇，然而卻無法抵禦只有2.5萬人的英法遠征軍，這一事實迫使國人無法繼續閉眼沉浸於往日的輝煌。承認技不如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已不只是少數人的認識。
在這前後，中國社會內部正經歷著一場狂風暴雨，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舊式農民戰爭在它謝幕式的演出中，再一次展現了農民戰爭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使一個已近末世的封建王朝的弱點充分地暴露出來。與舊時農民戰爭稍有不同的是，太平天國對西方宗教的思想資源進行了改造，構建了自己的造反理論，並明確地宣布與傳統文化體系為敵。太平天國甚至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資政新編》，儘管這個政綱看起來與太平天國體系格格不入，也並未付諸實施（或者說並無實施的可能），但它的提出終究顯示出西風已經吹進了東方大國的不同角落。《資政新編》的超前性使同時代的士大夫陣營相形見絀，甚至令人納悶，如此政綱何以能在此時的造反陣營出現？觀察太平天國兩大未能實現的政綱《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編》，或許不必過於在意它的設計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操作性。它的出現，猶如長夜中的一星火花，體現了中國人對於平等的追求，對於現代的追求。遺憾的是，太平天國雖有火花閃現，但其實質與以往的農民戰爭並無太大不同，依然循著舊日農民戰爭的軌跡走向了敗亡。
內憂外患之中，清政府終於走上了改革之路。這場改革運動的強有力的推動者正是那些在平定造反的戰場上建立了戰功的將領。一方面，他們在戰場上深切地體驗到現代武器的威力，發展近代工業是他們的合理選擇與要求；另一方面，他們的戰功也為其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儘管不斷面臨著質疑與反對，但在這些務實且握有實權者的推動下，洋務運動還是拉開了帷幕，並一步步向前推進。
洋務運動經歷了一個從「自強」到「求富」的發展過程，從最初興辦急用的軍事工業到注意發展民用工業，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誠如李鴻章所說，「必先富而後能強」。經歷了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晚清似乎出現了重新振奮的新氣象。社會的相對穩定、大機器生產的出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升、新式海軍的建成等，給當政者及相當一批人造成「中興」之感，「同光中興」之說應時而生。殊不知，危機正悄悄逼近。
洋務運動將自己的範圍限定於「洋務」，而遠離「洋制」。「中體西用」是洋務運動的根本原則，體用之分的意識十分清晰：用可學取西洋技藝，體必堅持祖宗之制。幾乎洋務運動一開始，中體西用論便已出現，可說是利弊兼存。在早期階段，它是主張學習西方者的理論武器，為突破頑固派的反對，開展洋務運動提供了理由。當京師同文館擬開設天文、算學館並聘洋人教習西方科學時，便曾遭到守舊者的強烈反對，將引進西方科學上升到「用夷變夏」的高度，中體西用說則提供了可以抵禦頑固派攻擊的另一種解說。另一方面，中體西用說也為洋務運動的演進與深化設立了限制。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這種局限更進一步地顯現出來。
與中國同受西方壓迫的日本，以斷然之心走上了學習西方的道路，進行了比中國更為堅決更為廣泛的改革，成效大顯，很快就走到了中國這個昔日老師的前頭。不幸的是，決心「脫亞入歐」的日本走上了一條擴張的道路，並將矛頭指向了中國。中國是它在東亞擴張不可繞過的障礙，只有打垮中國，才能成就其擴張之夢。當中國仍沉浸在中興的虛假景象中時，日本已經開始了打垮中國的謀劃。甲午一戰，戳破了中興的虛幻，國人痛定思痛，重新審視體用之說。
其實，在辦理洋務過程中，一些人已經意識到了中體西用論的弊端。曾任兩廣總督的張樹聲在1884年去世前留下的〈遺摺〉中，言生前所不敢言，指出：「（西人）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蹷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甲午戰爭被視為洋務運動破產的明證。甲午戰敗後，更多的人終於意識到，僅僅限於器物層面的學習洋務是遠遠不夠的。社會上要求變法的呼聲四起。作為傳統社會精英階層的應試舉人，懷著歷史傳承的使命感，發出了變法的呼聲。千餘名應試舉人聯名上書朝廷，史稱「公車上書」，構成了戊戌變法的前奏。變法呼籲獲得了社會的廣泛回應，新式報刊、新式學堂、新式社團廣為宣揚，一時蔚為風氣，並終獲朝廷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公車上書」及隨後開展的變法宣傳，衝破了傳統社會對「士人干政」的禁令，開了近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國家事務的先河，20世紀綿延不絕且威力巨大的學生運動，可以說由此而發端。這一集體性的政治參與方式，也為其他社會階層參與政治提供了示範。由此，對國家事務的議論走出了廟堂。
戊戌變法的實質是痛下決心以西人之法來取代祖宗之法。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呈了《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且毫不諱言變法若採鑑日本，一切已足。不幸，戊戌變法因諸種因素而未成功。主事者或流亡海外，或血濺鬧市，光緒皇帝失去權力，處於軟禁狀態中。
戊戌變法失敗後，曾經有所開放的社會出現了倒退，守舊與排外的思潮進一步發展。終於，在世紀之交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就民眾而言，這雖說是一場自發的樸素的反帝愛國運動，但就朝廷和官府而言，卻是一種愚蠢的無知的倒退行為。盲目的排外主義被縱容和鼓動起來，清政府同時對若干個世界一流國家宣戰，將國家陷於劫難之中。戰爭的勝負毫無懸念，中國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除了接受有損國家主權的道歉、懲凶、駐軍等條件外，僅是賠款一項，中國便要支付4.5億兩的白銀。
經歷了如此沉重的打擊後，清政府終於意識到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差距，社會上要求變革的呼聲再起。清末新政拉開了大幕。1905年，清廷頒布上諭，宣布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發布詔書，宣布「仿行憲政」，實施政治體制改革。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說毫無成就，改革官制、修訂律例、編練新軍、振興實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設諮議局資政院等，確有諸多進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會期待逐漸顯現出巨大的落差。社會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權，擴大民權，建立起現代的君主立憲體制。而清政府的目標則相反，它期望通過改革，將過去模糊的無所不包的君權明確化、法制化。它並不想通過改革來放權，而是要通過改革將專制君權披上現代的外衣。1908年8月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便顯示了清廷的這一意圖。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將掌握頒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陸海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大權。1911年5月，責任內閣建立。在清政府公布的13名國務大臣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僅4人，這一責任內閣被時人譏稱為「皇族內閣」。其內閣名單的頒布，向社會公開了清廷皇族的集權之心，使人們對預備立憲的前途失去信心。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兩次上書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當內閣總理大臣，不符立憲國通例，要求另選賢能，組織名副其實的責任內閣，但遭清廷申斥。
清政府如此拒絕改革，終於使立憲派拋棄幻想，走向清廷的對立面，而成為革命派的同路人。曾與革命派展開大論戰的梁啟超精闢地指出，是清廷製造了革命黨，「偽改革者，革命之媒」，「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晚清的政治腐敗、民生凋敝與清廷的拒絕改革，使社會對革命派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從不解與反對轉化為同情與期待。孫中山回憶說，當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視其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但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則多為其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清末十年，圍繞著中國應走革命還是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和改良派爭論激烈，甚至彼此惡語相向。這一爭論影響深遠，以至百年之後革命與改良優劣之爭依然餘波不斷。後來人可以而且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觀察那一段歷史，釐清革命與改良的糾結。至少，下列兩點意見值得我們注意。
其一，革命與改良並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對立選擇，革命派和立憲派都是要在中國建立起近代民主政體，要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只是在實現的手段上存有分歧。兩者都主張擴大民權，但一個要限制君權，一個要徹底取消君權。應該看到，儘管革命派與立憲派爭吵不斷，但在全域上卻存在互動互利關係。兩者之間的論戰，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開來。立憲派主導的國會請願活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為辛亥革命創造了有利條件。革命黨人也對國會請願運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給予了聲援和支持。
其二，革命與改良的發生皆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並不取決於個人願望。對於社會的轉型，一般而言，改良總是比革命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為首要選擇、避免公開的暴力對抗應為常情。可以說，改良是社會發展的常態，暴力革命則是非常態。然而，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革命與改良的發生是不依據於個人或群體的良好願望的，它完全取決於社會矛盾的發展狀態。當社會矛盾尖銳到改良不足以應對時，革命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當社會矛盾相對緩和之時，革命又絕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動。
由於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社會普遍瀰漫著革命情緒，只是等待著有人出來登高一呼。
辛亥之年，武昌首義，各地紛紛揭竿而起。數月之間，江山易色。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到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再到2月12日清帝頒布退位詔書，短短的四個月中，並沒有經過特別重大的戰役，清廷退出了歷史舞臺。可見，清廷的統治根基早已鬆散。
二
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當時在世界上還不多見的共和政體，中國成為亞洲唯一的共和國，成為世界上繼美、法之後第三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國。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場革命，又無論這一革命本身具有怎樣的不成熟性，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辛亥革命都是一件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屢見不鮮，短或數年、數十年，長或數百年，然周而復始，無非是王朝易姓而已。辛亥革命所終結的，不僅僅是一個王朝，更是一個漫長的時代，一個長達數千年的王朝時代。
辛亥革命後六年間，兩次帝制復辟來去匆匆，一方面顯示了專制思想的頑固性，一方面也告訴人們，封建帝制確實被掃進了垃圾堆，民主取代君主，成為社會不可挑戰的共識。此前數十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提倡無君無父的民主，簡直是大逆不道。即使在十餘年前，在先進的中國人中，能否實施民主也還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歷史的變化竟是如此之迅速。
共和制度並不是一帖立竿見影的靈丹妙藥。民國初建，並未立時給中國社會帶來穩定，帶來繁榮，甚而接引了一個持續的政治動盪時期，但它開闢了在專制制度下難以出現的新的發展的可能性則是無可置疑的。從思想到制度的大解放，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研究表明，北京政府統治時期並非像以前所描述的那樣黑暗和低效。儘管這一時期呈現出轉型期的動盪不安，但還是出現了經濟的較快增長，有學者稱之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而這一時期思想與學術的百家爭鳴，則更是常常為後世所稱道。
辛亥之後，中國經歷了一個由「宮廷政治」向「議會政治」的轉向。然而，這一轉向未能成功。在經歷了十餘年的持續動盪後，人們對議會政治失去了信心，轉而尋求更具效率的政治體制。於是，一個融合了傳統因素與現代政治觀念、融合了中國因素與外國範例的政治方式產生了。1920年代，一種新的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政黨政治」出現了，由「議會政治」向「政黨政治」的轉向由此而發生。接受了蘇俄理念的政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這種政黨並不是作為一個選舉組織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有著共同信仰的有著嚴格紀律的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組織而存在。這種政黨一出現，便顯示了它與眾不同的整合能量，開始主導此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並實行國共合作，到1928年北京政府垮臺，短短數年間，新型政黨顯示了它強大的作戰力。中國共產黨在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方面，展現出巨大的能量。作為一個有信仰有主義的政黨，它在動員社會方面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非凡能力。中國由此而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治國或政黨革命的道路，政黨（或作為政黨領袖的個人）在國家事務中成為中心角色。
人們常說，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中國民眾之所以能接受馬列主義，接受蘇俄道路，不只在於蘇俄政權的示範，還在於西方列強的冷漠。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主動宣布廢除沙俄政府在中國取得的若干特權，三次對華宣言展示了蘇俄外交的公開性與正義性，獲得中國社會的歡呼。人們認為蘇俄是中國的好朋友，中國應該走蘇俄的道路。與英美法冷漠對待中國恢復國家主權的要求相比，蘇俄主動放棄不平等特權的宣言表現出了他們同情弱小民族的姿態，對比十分強烈。這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孫中山在求助於英美援助而不可得時，把目光轉移到蘇俄身上。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國共合作的形成，極大地影響了此後的中國走向。
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也經歷著一場變革。民國的建立，並未能即刻緩解中國外交的困境，並繼續延續著晚清外交的某些慣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利用列強在歐洲作戰的機會在東方採取行動，藉口對德宣戰占領了中國膠東半島，在此基礎上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在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後，北京政府不得不簽署了一系列《民四條約》。這是進入民國後所訂立的新的不平等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給了中國外交一個緩慢抬頭的機會，這個機會之源便是中國的參戰。對於參戰與否，中國內部產生了很大的爭議，甚至出現了張勳復辟之類的鬧劇。最終，北京政府決定對德宣戰。通過宣戰，中國廢除了與德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了德國在華治外法權，德國在華軍隊也被解除武裝。宣戰還使中國獲得了以戰勝國身分參加戰後和會的機會。宣布參戰是中國第一次主動地參與世界事務，是近代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回避轉向主動參與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意義重大。
對戰後巴黎和會，中國政府和民眾都懷有較高期待。中國不僅要求收回德國的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享有的特權，還要求廢除中國與日本簽訂的《民四條約》，廢除列強在華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權。但和會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就連收回德國租借地這樣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會所接受。巴黎和會的這一消息傳回國內後，引起軒然大波，激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在和約上簽字。這一大聲說「不」的舉動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十分罕見，它擺脫了以往中國外交始爭終讓的規律。在此後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再次提出廢除不平等特權的要求。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雖未能如中國所願，但它觸發了中國的反帝愛國運動，對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產生了巨大影響。
1925年，北京政府發起修訂不平等條約運動。修約活動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召開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這樣的多邊會議，一是與單個國家展開雙邊交涉。關稅會議初步達成協議，列強同意中國在1929年實現關稅自主，中國政府承諾取消釐金制度。但關稅會議進行之時，中國政局動盪不安，會議遂不了了之。法權會議則未有進展。會議對中國司法狀況進行了調查，認為中國的司法狀況不如人意，須待中國現代司法制度比較完善時方可討論廢除治外法權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向條約到期國家發出照會，要求訂立平等新約。在修約談判中，面對抵制與拖延，北京政府曾單方面宣布廢除與比利時、西班牙的條約。中國敢於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在中國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當北京政府致力於通過談判來修訂不平等條約之時，南方的革命政府已經走得更遠。孫中山改行聯俄外交後，確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孫中山去世後，國共合作的廣州政府於1926年發起了北伐戰爭。北京政府此時開展的修約外交在南方政府看來遠遠不夠。他們認為不平等條約不應該談判修訂而應該直接宣告廢除，應斷然實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兩大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列強」，採取了比北方政府激進的外交方針。以群眾運動為前導，以北伐軍部隊為後盾，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通過街頭衝突、中國軍警開進、談判解決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鎮江，英國在北伐軍到來之時主動提出交還鎮江英租界。
正當北伐戰爭勝利進行之時，國共合作的革命陣營發生分裂。以四一二政變為標誌，國民黨發起「清黨」運動，將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共產黨舉起了武裝鬥爭的旗幟，從城市到鄉村，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國內戰爭。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促使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攸關民族存亡的危機面前，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別承擔起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戰略合作關係。儘管抗戰期間國共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很嚴重的軍事衝突，但國共合作大局仍得以維持，這為中國抗戰能夠堅持下去提供了基本保證。
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活力。中國在外交舞臺上展現了前所未有的主動性。抗戰前期，中國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促使德國保持了一段時期的中立，從而繼續獲得德國的軍事物資，促使蘇聯提供了最大規模的對華援助，促使戰爭初期保持中立的英美逐步走上援華制日的道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積極推動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中國兩度派出遠征部隊入緬作戰，最終解放了緬北大片地區。中國積極支持鄰國的抗日活動，成為朝鮮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護所和大本營。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積極參與戰時問題的討論和戰後秩序的設計，為創立聯合國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戰後秩序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抗日戰爭不只是一場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還是一場更廣泛意義上的民族解放戰爭。經此一戰，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極大提高。中國不僅廢除了束縛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條約，成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國家，還擔任了新成立的國際安全組織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成為對國際事務享有重要發言權的國家。近代以來，中國長久徘徊於國際舞臺的邊緣地帶，抗日戰爭使中國重返中心舞臺。這樣的巨大變化，即使是最大膽的預言家在戰爭爆發前也是難以想像的。
抗日戰爭對中國的內政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的政治格局在戰爭中悄然發生了重大變化，埋下了變革的種子。全面抵抗戰爭，迫使國民黨實際上開放黨禁，中國共產黨獲得合法地位，各民主政團也得以開展活動。抗戰中發生了兩次民主憲政運動，尤其是第二次運動，浪捲朝野，波及社會各個階層。在城市，無論是在知識界，還是在工商階層，實行民主政治已經成為各界的共同要求。可以說，到抗戰後期，國民黨一黨統治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已經開始崩塌，繼續實施專制統治已經失去了合法性。於是，當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新的民主協商制度時，社會充滿著期待。抗戰已經為此後的政局變化做好了思想觀念和輿論上的準備。抗日戰爭開啟了中國政治變革的大門，這扇大門一旦打開，國民黨已無力再行關閉。
在抗戰前期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段時期，中美關係有極大改進，美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盟友，中國也成為美國的重要夥伴。然而，隨著美國越來越深入地走進中國，它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國民黨的黑暗面，對國民黨日益失望。對抗戰後期的民主運動，美國持一定程度的同情、肯定與支持態度，並一再敦促國民黨政府做出響應。史迪威事件是中美矛盾發展的集中體現，一位上將級將領被盟國「驅逐」，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為了緩和矛盾，美國做了妥協和退讓，召回了史迪威。然而，美國對於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個為維護統治而拒絕改革的頑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國人的心中。這對戰後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的堅定程度，不能不產生消極影響。
戰後，美國前參謀總長馬歇爾奉命來華，試圖調解國共軍事衝突。儘管馬歇爾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他最終仍無功而返，國共全面內戰爆發。為了對抗蘇聯，阻止中國共產黨獲勝，美國選擇支持國民黨。然而，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國民黨難挽頹勢，最終在國共較量中敗下陣來。
抗戰結束之時，國民黨的軍事力量貌似仍占有巨大的優勢，何以戰後短短的三四年中國共力量對比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奪取全國性勝利？人們對此有著不同角度的探討，一個根本性的原因不可忽略：民心所向。當成千上萬的獲得了土地的農民組成了浩蕩的支前大軍時，當成千上萬的失去了希望的市民為溫飽為自由而走上街頭時，民心的指向已十分清晰。人心思變，人們嚮往著一個新制度的到來。
三
近代中國的巨變是在世界巨變中發生的。19世紀，西方列強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向世界擴張，向東方擴張。這是一個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紀，適者生存、弱肉強食被視為極為正常的規則，在列強的擴張浪潮中，古老而落後了的中國不幸成為其侵食對象，國家主權紛紛流失，國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國人民為此進行了長期的艱難的抗爭，力圖恢復失去的國家主權，恢復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這一抗爭綿延百年，最終，在一次國際秩序的大變動中，中國抓住了機會，恢復了平等地位，並獲得新的大國地位。
如何面對外部世界一直是近代以來橫亙在中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對於中國人來說，列強是入侵者，又是先進文明的傳入者，排拒還是學習，一直是中國人爭論不休的話題。屈辱的經歷，使包藏亡我之禍心的異族形象長久地存在於數代中國人的記憶中，揮之不去。在與入侵者的鬥爭中，在向西方文明的學習中，中國改造了自己，走上了一條既與自己的過去不同又與外國有別的獨特的發展道路。曾有學者以「改變自己，影響世界」來概括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或許是我們從近代歷史中獲得的極為重要的教益。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得到海峽兩岸學者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我的同事汪朝光先生承擔了本書的各種事務性工作，我雖列名為主編之一，但貢獻甚少，在此謹向汪朝光先生表示特別的感謝。徐思彥女士為本書的編審和出版工作付出巨大努力，使本書得以高品質地呈現於讀者面前，在此一併表示由衷的感謝。
二○一六年二月
黃克武
這本書是海峽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攜手合作的一個心血結晶，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規劃，並由大陸、臺灣、香港學者撰稿，歷經五年多的時間才完成。全書採取專題研究方式，類似西方的劍橋史之體例，大體以時間和事件為經，社會發展面向為緯，分章探討清末民國時期最為關鍵的一些歷史課題。全書共57章，是目前學界對於這些課題的歸納與總結，約略統計，其中大陸學者撰寫34章、臺灣學者撰寫21章、香港學者撰寫2章，為中文學界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統展現。讀者閱讀此書，可以最有效地掌握學界最新的關於中國近代變遷的重要觀點。
在時間斷限上，本書從鴉片戰爭開始，描述了洋務與變法運動、立憲運動、清朝的覆滅、民國的肇建，乃至其後內憂外患之紛擾、國際關係之演變、內政外交之調適、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國共兩黨之發展，下至20世紀中葉而止。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與1949年之前的民國史，也同時討論了清季臺灣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至光復初期臺灣人的「祖國經驗」。結構上本書分為晚清卷與民國卷，每一卷又有上冊與下冊。上冊依時序與事件勾勒歷史發展之主軸，下冊則包含了政治、社會、財政、經濟、外交、宗教、生活世界與文化思想等諸多面向，因而同時包含了歷史變遷與社會結構的兩個面向。
此書名為「新」編中國近代史，主要希望能突破過去之窠臼，在歷史論述上展現出新的特質。近年來因新史料之出現（如檔案、報刊資料、日記與回憶錄等）、新研究之進展、兩岸的學術互動，以及對「研究典範」之反省，過去的不少成說都得以修正或重評。本書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過去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的歷史論述，各章均避免「以論代史」、「論在史先」，而能依據新的史料、以關鍵性的細節，平實地、客觀地描述中國近代曲折、複雜之歷程，其間既有革命歷程之艱辛曲折，也有現代轉型的逐漸開展。歷史不再是單一的線性演進過程，而是千迴百轉、多重面向的發展；歷史中有黑暗與光明、邪惡與正義的對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敗寇之敘事。歷史視野的開闊，造就了歷史論述的變化。
歷史未必是截然兩分的。革命在現代中國的形塑之中曾被賦予歷史的正當性與崇高感，然其反對者或對立面如「改良」者，在歷史中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義。1970年代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大陸學界開始重新評估中國近代史的各樣問題和主題，「革命」與「改良」都被給予歷史的合理定位，兩者各有其成就與限制，也據此重新思索改良派思想家如嚴復、梁啟超、杜亞泉、張謇等提出之「調適的智慧」，史家的史觀逐漸走向多元化。
首先在晚清史部分，過去的主流論述是以革命黨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此一觀點環繞著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與革命黨的革命事業，如何歷經多次起義慘遭挫敗最終在武昌起義後得到成功。這種論述強調革命黨人之角色，忽略了革命黨內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與江浙革命志士之地位，以及改革派（開明士紳）對辛亥革命的重要貢獻，更將清廷視為顢頇無能、一無是處的統治者。
新的歷史視野並不忽略革命之重要，而是將革命置於長期多元發展、曲折角力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國人如何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方面走向近代，具體呈現出除了革命之外當時還有哪些選擇，以及為何最後革命成為唯一的選擇。本書所描述的辛亥革命不再是單一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軍事行動與族群鬥爭，也不再爭辯此一革命乃「資產階級革命」或「全民革命」的問題，而是將之視為長期醞釀的思想動員、社會動員的結果。其中道咸以來如魏源、徐繼畬等趨新士人與馬禮遜、傅蘭雅等歐美傳教士對西方地理、歷史、思想、政體之引介，新學書刊之翻譯，立憲派報刊對思想啟蒙、國家想像與政治改革之提倡，乃至清廷的改革措施如科舉廢除、新政等所造成的結構性的影響等，這些因素與革命派的努力相交錯，使人們敢於構思一個以民主科學為基礎的新體制，而「踐行政治民主化」。由此觀之，各種因素有如積涓滴而成之洪流，方導致革命之成功。同時清廷也不再全是革命宣傳中的「顢頇」、「腐敗」與「缺乏改革誠意」之形象，而是努力肆應、積極變革，卻因「小政府」的格局與心態，在新政期間企圖有大作為而觸發「結構性」的困境，在缺乏體制變革與倫理更新之下，黯然退出歷史舞臺。本書對於清廷與立憲派的研究與重新評估，與過去對兩者所做完全負面的道德判斷顯然有別。
本書的主體結構雖分為晚清與1949年前的民國兩個部分，然多位學者均意識到兩者非斷為兩截，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連帶關係。無論是從王德威所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還是從張灝提出的「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期」的觀點來探究思想與社會的變遷，都強調兩者之間的連續性關係，以及新因素與舊根底如何交融互釋，從而開創出一番新的局面。從晚清到民國思想界的趨新或守舊、行動界的保守或進取，都要利用新式報刊、學校、結社等來做宣傳。
以民族意識來說，中國傳統主張華夏夷狄之辨的「族類思想」（亦即《左傳》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同時具有「種族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的民族主義」之元素，成為革命黨「黃帝」形象與康有為「孔子」形象之根基。前者發展成革命黨以漢族為中心種族革命之象徵符號，以此推動反滿大業；後者則凝聚為康有為、梁啟超等團結諸民族以成一大「國民國家」的理想，以此融合滿漢。辛亥革命最後以高舉種族革命之大旗獲得國人認同而竟其功，然而民國成立以後，革命黨人立即一改種族革命之初心，宣示「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復又制定約法、召開國會，此一做法大體上仍承襲梁啟超等人「政治民族主義」的未竟之業。民族主義從建立單一的漢人政權向建立以五族共和為主體的多民族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過民族問題在民國初年以後的內外環境中未得完全妥善的解決，其後各種爭端繼續出現，如何既尊重多元又能維繫一體，以摶成「共和」，成為新的問題與挑戰。
民族主義以及由此而出現的追求「民族國家」之建立，是影響中國近代歷史走向的一個關鍵因素。傳統中國的族類觀念雖提供了民族思想之基礎，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出現卻主要依賴從古代以朝貢制度為主之天下秩序轉移到以國際公法、世界格局為主之國家體制。亦即「天下觀之破滅」和「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改變」，國人逐漸建立起「反帝救亡」、「捍衛主權」的現代國家觀念，並以契約、參與等民主思想與選舉機制改造傳統君臣尊卑觀念，重構國家與國民之關係。辛亥革命所促成「帝制」到「共和」的轉變即體現了此一現代民族國家之追求。此一轉變極為複雜，有思想文化的面向，政治外交的面向，亦有財政金融的面向。革命爆發後，經由北方總代表唐紹儀和南方總代表伍廷芳的南北議和，促成和平的政權轉移，其後孫中山讓位、袁世凱主政，為解決共和肇建之困局，在唐紹儀、熊希齡和周學熙等人的主持下，進行與國際銀行團協商籌借外債工作。此次所謂「第一次善後大借款」，解決了推翻清朝之後共和國的國際外交承認問題，也為北京政府處理後續對外賠償及整編內政提供了理財基礎。此後以革命方式建立之民國，在「政府」與「國家」兩方面建立起從清朝至民國之繼承關係，才能逐漸站穩腳跟。不過借款過程中列強的強勢作為則埋下五四以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情緒。對內而言，民族主義則影響到此後不同政治勢力之消長，「誰最有能力調動最大多數社會力量，誰就更容易統一中國；誰能有效地統一中國，成就民族獨立，誰往往也就最容易受到歷史的青睞」。
在經濟發展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晚清與民國的連續性。晚清以來雖在農、商、工業等方面有所進展，然因幅員廣大，人口與區域發展之不均衡（19世紀初年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約90％農村人口而10％為城市人口），形成「雙元經濟」。其後，由於革命動盪、內戰不斷，中國無法像其他國家一樣，進入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而使雙元經濟的情況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惡化。到了抗戰時期，全國精華地區的淪陷，使政府更難負荷戰時的財政負擔，雖賴國際援助而紓困，但戰時及戰後通貨膨脹亦隨之爆發。雙元經濟問題成為近代中國的一個根本問題。同時，究竟要以資本主義的方法來提高生產，還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宏觀調控並解決分配，也成為反覆思慮的核心關懷。
在民國史方面本書也和晚清史一樣，避免過去單一的論述模式和敘事路徑。首先是對北洋時期的重新評估，這是最近十多年來史學界提出的新觀點。書中有幾章討論北洋政府時期，或談內政中的亂與治，或談外交。這幾章都改變了過去將北洋視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動盪、最黑暗的時期，其間外患頻仍，內亂不斷，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的刻板印象。在內政方面，北洋時期雖有亂，亦有治，其中尤其體現在「國家制度的建設上」，在「自治」和「聯治」的衝擊下，統一的中央政權受到衝擊。然而這種衝擊，卻又為政治家在另外的政治框架內尋求國家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北洋政府是被「聯治」運動及其內部之分裂所打倒的。因此「聯省自治」的「分」反倒成為國民黨走向新的統一的促成因素。北洋時期在制度建設上的成就也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近年來有關北洋時期直隸、江蘇、浙江等地方的研究顯示，各地分權制衡體制之設立、司法獨立之追求，如法官、法院制度之建立等，跨出司法近代化的一步。這些現象顯示北洋之亂雖毋庸置疑，然北洋之治也是客觀存在的。北洋時期在外交方面也有較突出的表現，不但外交官具有專業素質，其「修約外交」尤具正面之貢獻，與廣州政府「廢約」的努力同樣重要。從長遠的角度來觀察，近代中國外交主要目標是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恢復中國主權完整及國際地位平等，「修約」與「廢約」都是達成此一目標的手段，「修約」循法律路線，依據法理要求改訂平等條約；「廢約」則走政治路線，訴諸革命及民意擺脫舊約束縛，兩者相輔相成。總之，北洋政府利用外交和國際法的合法手段，力圖改變中國國際地位的努力，應予肯定。
民國史之中國共發展與抗戰等議題一直難以避免各種偏見，兩岸各自主導一類型之論述。本書則主要依賴史實做深度的描寫、分析與比較。其中國民黨史部分主要由臺灣學者負責，少數由大陸學者撰寫，共產黨史部分則由大陸學者操刀，其觀點相互補足，而拼成一個較為公允而完整之歷史圖像。這樣的合作方式與近年來兩岸學者組成研究團隊研究蔣介石的經驗也相符合。雖雙方學者均依史料來撰述，然臺灣學者更能呈現蔣的成功之處，大陸學者則更能客觀分析蔣的派系屬性，發掘蔣的個性與統治缺失之處，因而相互補足各自可能有的局限。
抗戰史方面也是如此，大陸學者肯定蔣介石在對日抗戰中的貢獻，堅持了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在正面戰場抵禦日軍，並取得最終之勝利，收回臺灣、澎湖與南海諸島，恢復了中國之版圖。臺灣學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統一民族戰線」，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時建立抗日根據地，並在敵後游擊戰中牽制大量日軍的成就。這樣一來抗戰的成功是中華民族各成員共同之成就，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眾與海外各地中國僑胞也不缺席。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走向復興的轉捩點，戰後中國能躍居大國地位，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得到各國的肯定。
本書也從不同層面介紹了抗戰至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執政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表現，描述蔣汪、國共之分合，並剖析蔣最後遭到潰敗之因素。以國方軍隊的發展來說，從黃埔軍校開始模仿蘇俄紅軍，建立黨政制度與軍隊「標準化」，組成國民革命軍，使其完成北伐，並在抗戰之時抵禦日軍。其缺點則是軍民關係之經營較為忽略，違紀擾民之事頗多，因而「在後勤補給、醫藥衛生方面，或是戰地情報的搜集上，均無法獲得民眾的支持」。此一情況與中共軍隊政治工作之成功形成對比。
抗戰時期的對日和戰問題及蔣介石、汪精衛分裂在本書中也予以詳細著墨，分析汪如何誤信日本有謀和誠意、誤判中日雙方之實力與國際局勢，企圖以和談來解決中日問題而走上絕路；並注意到國共之間的複雜關係。在外敵入侵之際，國人內部無法完全團結，彼此牽制，對局勢之發展影響甚巨。
抗戰也影響到國共勢力之消長。抗戰八年，因為種種原因，國民黨的統治力量被嚴重削弱，國民黨中央的統治範圍越縮越小，軍心、戰力日漸萎靡，各種內在矛盾遂逐漸滋生發酵並蔓延開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共軍事力量在戰爭中的迅速發展和壯大，中共軍隊向敵後農村拓展，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中共開戰後長期把對日抗戰的工作重心放在創造根據地和發動群眾兩方面，在此基礎上發展武裝力量，使其政治影響力全面提升。
在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又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遭遇重大挫折」，如「行憲」引發政治亂局與派系鬥爭，以金圓券取代法幣之幣制改革造成經濟崩潰，並「激怒了中國民眾」，而在幣改失敗的同時，其軍隊又在三大戰役之中慘敗，此後「國共實力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由強而弱，共產黨由弱而強，國民黨統治由衰頹而走向終結」，最終失去江山。這些描寫與分析都是依據史實所做的中肯論斷。
從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間，是中國面對世界與走向共和的關鍵時代，其間內憂外患不斷，私心與公義糾葛，政治團體或分或合，時而起高樓，時而樓塌了，這些經緯萬端的風雲變化是1949年後海峽兩岸分途發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深入認識這一段史實，並藉此觀察現狀與思索未來，是所有關心中華民族未來的人應該思考的嚴肅課題。
本書的出現有深遠的歷史背景，它反映的不但是北京、臺北兩個近史所之間深厚的情誼，也是海峽兩岸二十多年來學術互動的結果。兩岸學者從陳三井先生所謂「境外相遇，猶抱琵琶半遮面」，到「輕舟已過，兩岸猿聲啼不住」，再到今日「海峽春潮，從此千山可任行」，是一個很可喜的發展。的確，現在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交流順暢，互動頻繁。以往臺灣學者去大陸較為方便，在臺灣開放「自由行」之後，大陸學者臺也變得更為容易。中研院近史所每年都接待許多大陸學者來臺訪問、調閱民國檔案、參與臺灣學界的學術活動；在我所任教的大學每一學期都有許多大陸來臺的交換學生選修我的課，在課堂上與臺灣學生一樣暢所欲言。這一種海峽兩岸之間多層次、多方位的學術交流，讓許多過去因海峽兩岸的阻絕、因政治意識形態干擾、因個人黨派立場而有的偏見及產生的誤解，逐漸掃去。本書一面見證了兩岸學者因交流而建立起共識，兩岸史學由分而合的過程；同時也證實了近代史雖與現實糾葛，然它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社會科學的腳註。在歷史學家努力找尋真相之下，本書提供讀者一幅貼近真實的歷史圖像，也是對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一份重要賀禮。
二○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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