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

講好的中國故事——閻連科《中國故事》        ／王德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講好中國故事
——閻連科《中國故事》

◎王德威

閻連科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近年深受國際文壇重視，先後獲得花蹤文學獎（二○一三）、卡夫卡文學獎（Franz Kafka Prize，二○一四）、紅樓夢文學獎（二○一六）及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Literary Prize，二○二一）肯定。然而他的作品在大陸的反應卻是毀譽參半，新作如《日熄》、《心經》等都只能在海外出版。閻連科擅長描寫當代中國城鄉巨變過程中種種可驚可笑的現象，不啻後社會主義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如《丁莊夢》寫愛滋村賣血者要錢不要命的敢死鬧劇；《炸裂志》的城鄉畸形發展浮世繪；《四書》、《風雅頌》則述說知識分子的醜陋與怯懦百態；《受活》甚至描繪河南農村狂想跟上時代，組成殘疾人特技表演團巡迴全國，以此籌資購買（蘇聯解體後上市拍賣的）列寧遺體，作為地方紅色旅遊景點。

閻連科的想像奇詭怪誕，黑色幽默層出不窮。然而他又是最接地氣的作家。這與他出身河南農村，又曾長期參軍的經驗不無關係：他太了解農民天翻地覆的經歷，以及任何集體環境「規戒與馴育」的後果。現實主義不足以描摹這些現象的複雜性，因為這一技巧本身已經是權力構造與文化生產的一部分。閻連科轉而發明他所謂的「神實主義」，雜糅現實於寓言、神話、夢境、異想間，形成似真似幻的敘事。然而遊走在現實與神實邊緣間，閻連科必須付出代價。不論是暴露還是嘲弄，「深度描寫」還是妙想天開，都引來各種褒貶聲音，以及出版禁忌。

閻連科的新作《中國故事》恰恰是最好的例子。故事設置在河南農村，一對父母與獨子形成最精簡的三口之家。然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裡卻瀰漫著重重殺機。兒子怨懟父親，必欲除之而後快；父親嫌棄母親，時時計畫讓她死於非命；母親痛恨兒子，心心念念斬草除根。這樣的故事毋寧駭人聽聞；什麼樣的深仇大恨使這家人陷入天倫相殘？閻連科鋪陳了精密的細節使其合理化。河南是亙古中原所在，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但如今市場經濟已經深入這塊土地的方方面面。人口流動，人心浮動，地方勢力內捲，鄉土中國精神資源枯竭。兒子一心要到美國，計畫榨乾父親；父親為了地產妄想與富婆雙宿雙飛，動念謀殺妻子；母親心力交瘁，認定家庭禍根來自兒子種種不法行為。但這些只是表層原因，讀者很快發現離奇情節下的重重轉折，從而開始理解甚至同情這些人物。

閻連科經營殘酷敘事非自今始，也與他的讀者形成奇妙互動機制：我們似乎總期待他的新作會出現什麼更荒謬或更詭異的情節。《中國故事》彷彿將他的極限又推前一步。父不父，子不子，這家人演出中國核心家庭價值——既是經濟的也是倫理的——破產的荒謬劇，也成為後社會／後資本主義環境裡主體精神分裂的病例抽樣。不僅如此，小說中兒子企圖弒父，順手拾起地上三塊磚頭，「這三塊磚的那面糊了一層水泥又刷了一層漆。漆上還有兩個紅漆字。竟然是——竟然是天助我也的——祖國——兩個字。我真的想要笑出來，和那拋起下落的碗片一定是凹面向上一樣相信這是天在助我了。」

然而閻連科別有所圖。過去幾年他敷演「神實主義」每有過猶不及之處；他對現實的鬱憤形諸筆下顯得辭氣浮露。《中國故事》的情節依然令人瞠目結舌，但敘事卻展現了此前少見的精準。兩者收放之間形成的張力值得注意。小說分為四章，前三章各以兒子、父親、母親視角演繹殺人行動（或幻想），結構有如古典的三幕劇；最後一章極短，卻是畫龍點睛的大收煞。其中尤其以第一章兒子的獨白最為精采。閻連科描寫一個二十歲青年從冒牌大學輟學，返鄉遊手好閒，百無聊賴就是嚮往美國——他的烏托邦。他對父親的殺機雖然極其虛矯，竟完全內化傳統詩詞歌賦摘句，斷章取義，卻又流露奇特的詩意魅力。


在這廢墟和靜寂裡，我不能不殺父親了。千秋功罪誰之過，唯有蒼天可回答。時運不濟，命運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我想如果我不是砍父親，而是用斧砸，那聲音一定有著紅潤的詩意和柔軟，就像誰一拳砸在一堆花瓣上，飛起的紅色瓣兒如同一場花瓣雨。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


陳腔濫調居然言之成理，就此，閻連科直搗語言和言說主體間的錯置和媾合，有如借屍還魂。同樣手法也曾得見於《堅硬如水》，敘事完包裹在文革大字報式套語中，言說主體無所遁逃。

更有意義的是，閻連科有意對他的「故事」大做文章。它採用故事裡的故事作為敘事框架，將作為敘事者的自己置於聽者位置。敘事者返鄉偶然遇到有故事要說的鄉民，他們娓娓道出自己的遭遇。這樣的安排可以上溯古老的傳奇敘事橋段，也帶有些微後設小說趣味，但更毋寧讓我們想到魯迅《祝福》裡，祥林嫂悲慘的故事引來嗜血的聽眾，一遍一遍要求分享「苦難的奇觀」。但在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社會裡，故事是要收費的。這一家三口分別找上小說敘事者，兜售他們的故事。由此啟動小說的經濟交易母題，從欲望到生命，從謀財到害命，從講故事到聽故事，沒有什麼是「無價」的。

然而閻連科的故事經濟學又峰迴路轉。小說經過三輪演述之後，好像什麼又都沒有發生，我們有了三個殺人未遂的故事。人既然沒死，故事就可以接著說。這是怎麼回事？真相到底是什麼？

故事進入第四章。這一章其實有尾聲意義，跳接到另一時空。我們得知這一家三口非但沒有同歸於盡，反而在極偶然的狀況下搬入一處廢墟大宅，終於有了自己的地方。這夜他們同桌小酌，其樂融融，一眼瞥見牆上殘留一幅配有對聯的宗教故事畫，名為「佛陀的十字架」。上部分是佛陀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難圖，下部分則是一個邪徒告密後因為愧疚的自縊圖。對聯上聯七字「佛陀、釘子、十字架」；下聯七字「邪徒、樹木、上吊繩」。橫批三個大字——「土、草、路」。

父親、母親、兒子三人突發奇想，根據故事畫玩起遊戲：佛陀與釘子、十字架代表苦難與寬恕，惡徒、樹木、自縊繩索代表邪惡與懺悔，土、草、路代表俗世的平凡生活。他們輪流做莊抓鬮，你來我往，有賞有罰。一次他們各自抽到惡徒、樹木、自縊繩，「三個人彼此看了看，誰也不說話，三個人眼裡都同時有了淚。」

這是閻連科「神實主義」的安排了。故事並不就此打住，欲知後事如何，讀者必須自行發現。所可在此強調的是，閻連科寫作多年，這是他少見的抒情時刻。他似乎有意從極度的惡與絕望裡，找尋救贖的契機。但是且慢，閻連科真的如此菩薩心腸起來了麼？仔細閱讀小說終章，我們隱隱感覺陰氣瀰漫。這荒涼山坳的宅邸，這父慈子孝的場面究竟是哪裡？

過去幾年「講好中國故事」成為全民運動，至今方興未艾。閻連科的《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了麼？相對主流規範，他的故事沒有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但我不認為他的敘事僅意在控訴社會，唱唱反調。當代傳媒和網路資訊無孔不入，暴露黑暗的速度及全面性早已讓文學瞠乎其後。藉著像《中國故事》這樣匪夷所思的故事，閻連科毋寧更想傳達一種自下而上的感覺結構，同時思考小說——及文學——仍然存在的意義。

中原大地莽莽蒼蒼，那裡的人活得如此傖俗而卑微，充滿戾氣與鬱結。他們不乏生機和嚮往，卻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當大說家忙著講「好中國」故事時，小說家致力「講好」中國故事。什麼樣的故事？「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小說家相信只要故事還能講下去，生命的辯證——善與惡，傷害與恥辱，正義與荒謬——就能再次萌芽。《中國故事》終章其實是又一個故事的開始。小說家如是寫道：


原來所有能抓到的時間都是一條線上的兩個點，太陽升起時，必然有人看的是落山;有人閒在黃昏間，必然就有人正起床穿衣為新的一天開始著。 我瞇著眼睛瞟著車窗外，看著正午的日光滑在玻璃上的光點和流失再來、再來再失的時間線，想我在這個時候的正午間，能否看到誰家子夜裡的一樁事情呢？在深夜人們都睡時，誰家還能忙著不休不眠的事情呢？

我把眼睛微微閉將起來了。

我果然在夏天正午時候看見了一戶人家在正冬午夜間的事情了——


小說家看見正午的黑暗，從現實的不義發明「神實」的正義。中國故事有千百種講法，閻連科要講的故事還沒有完，也完不了。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