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弘光紀事

序一
序二
序三
國變．定策
四鎮．武人
虜寇．坐斃
桃色．黨爭
降附．名節
錢穀．貪忮
民心．頭髮
真假．謠言
曲終．筵散
遺民．苦悶


 

序

　　大概而言，本書為一史傳敍事作品，但筆者私衷卻是史傳敍事其表，思悟認知其裏。蓋所謂史傳者，大開大闔，奇崛跌宕，人易以故事視之，猶如讀小說、聽說書，目眩神迷，不覺而將其文藝化。其實，史傳乃是極有力的思想認識方式和工具。許多以讀書為業、自命足以勝任思考的人，往往將思想等同於理論，甚而只知從理論上求之。這種誤區，尤當思想、學術嚴重格式化，讀書和著述僅為博取功名之器藝的時代，益滋其彰。其表現，我們不必到遠處去找，眼下就很典型。歲歲年年，從學術考核制度，從學位、晉職競爭中生產的論文汗牛充棟，而內容空疏、言不及義者累累。當下知識者中每可見兩種情形：一、與現實有繭疥之隔，搔不到癢處、揭不了瘡疤，論來論去，思想只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術語中打轉，和科舉制藝如出一轍，此謂「無補於世」；二、對歷史，不光觀念混亂、錯誤而不自知，又陶醉於某些徒具其表的義理，從理念到理念，從空想到空想，據之對歷史東拼西湊、強以就我，甚而不惜昧實而論，此謂「學不成器」。黃宗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三十多年前（「文革」結束時）國人精神世界絀於「讀書不多」，而今，病根卻在「不求於心」— 讀書不少，心思仍舊昏憒。何以如此？有的是被應試教育所害，讀書不為求知，目的盡在出身、文憑。有的則是根鬚扎錯了地方。黃宗羲說：「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古人是拘執經術，今人是拘執義理，而實質總歸一條，即頭腦已被格式化，雖然也思考，也貌似產生思想，但根鬚卻扎於先入為主的理念，不是扎在客觀事實的土壤中。這就是「迂儒」，他們有些人的表現，往往比「迂」嚴重得多，其對義理的癡迷、對客觀的排拒，可能達於偏執的地步。為了不至於此，或已然如此而願意有所改益，有效辦法是接受黃宗羲的建議「必兼讀史」。讀史，首先是樁令人愉快的事，有着如對小說一般甚至超過它的樂趣，但這是極次要的。它真正的好處是使人離真相更近從而明辨是非，搜讀益多益廣，這功效益發明顯、確鑿，世間最不容易蒙蔽之人，便是飽於讀史之士；其次，讀史能夠大大彌補空頭理論的各種不足，甚至回過頭反思理論，重估它塞到我們腦中的那些觀念。言及此，想起梁啟超的評論：「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我從這句話所得，不只是兩大師治學各有所重，進而更在於，黃宗羲何以要將最大氣力用於史學？這很值得深思。以他學問之廣之深，這一定是出於鄭重、特別的選擇。我以為，那是對自己時代現實審視、判斷的結果。明亡之後，痛定思痛，一代碩學依各自認識展開反思和總結；而在黃宗羲看來，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於空談許多義理，對歷史卻認知力嚴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別致力於理論，而集中在史學層面，通過摸索歷史，得到和浮現真知。體會、揣摩這一思路，我覺得對於當代有極大參考意義。回看半個多世紀以來，根本問題也是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陳雲曾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是從國家政治層面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倘從精神思想層面看，相通的問題其實便是在義理與史學之間更應依憑和尊重什麼。考諸現實，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在國家政治層面基本已能採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態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層面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的情形沒有多少改變。在「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不必說義理壓倒一切，史學則完全沒有空間抑或是被義理「掛帥」的史學。「文革」終結，改革開放，思想學術似乎漸至多元，但深入觀察，尚好主義的風氣依然獨大，基於事實的討論迄無多少餘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氣凌人、泰山壓頂，以至詈以粗口而有恃無恐，其所恃者何？無非是義理握於其手。但義理在手為何就如此強勢？將根由追索到最底層，我以為是歷史檢討不足。因為歷史檢討不足，許多事實沒有釐清，或雖已釐清卻沒有進入公共知識領域、向社會普及，致一般人的歷史認識仍處於某些義理覆蓋之下而非來自歷史事實本身。既有此「知識背景」為雄厚社會基礎，就難怪有些人出言強悍，氣吞山河，總有「朕曰」口吻，動輒置人罪不容誅。當下中國精神思想如欲走出這種氛圍，別無辦法，非得像黃宗羲那樣，扎實地做史學功夫，辨偽訂訛、澄清史實，同時帶動社會有讀史的意識，逐漸建立不論什麼義理都要附麗於史、接受歷史檢驗，否則就是空頭說辭的認識。

　　中國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頗待乎一個全民讀史的浪潮。極而言之，詩歌、小說、哲學、道德…… 將這些暫時放下不讀，都不要緊，但一定要讀史。眼下我們不急於理想，甚至也不急於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實。基本事實都不甚清楚，卻憧憬理想、抒發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讀史，就是尋找並確定事實的過程。有些人的談吐和舉動，一眼可見起於對歷史了解不夠。關於「文革」就是這樣，我們在身邊屢能發現有人心中至今為「文革」義理留一塊領地，乃至還以此為批判現實的武器。這固然可悲，但我想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人）未必真的了解「文革」，使他們有如上思想感情的根因，其實是「文革」史學的不足，令那種義理仍能有所附麗。

　　總之，史學確是當代思想一個關鍵方面。幾十年來，義理對史學深度注入，形成許多定式，令人們以為自己在接觸歷史，實際不過是接受義理。這遠非在當代史中如此，現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存在從某種義理而來的固定格式。舉個很明顯的例子，歷史教科書一直把到1840 年為止的中國定義為「封建社會」，把相應歷史稱為「封建史」。其實，自嬴政這位「始皇帝」起，中國就廢止了封建制，漢代初年略有反覆，不久也徹底取消實封，以後歷代封王建國都僅為虛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號有封地，但並非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國。1973 年8 月5 日，毛澤東有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說得很清楚，秦以後中國已經沒有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創的中央集權或大一統君權專制。那麼，為什麼教科書會無視這一點，而將二千年來中國冠以「封建社會」「封建時代」之名？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建立了一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階段的的社會發展史模型。本來，這一番總結，所依據的主要是歐洲史；在歐洲，直到近代資本主義之前，確實處於完整的封建形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曾系統研究過中國歷史，並不了解從帝制中國的集權形態，他們的理論無從考慮和吸收中國的歷史經驗，這本來沒什麼，問題是，當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上述社會發展史模型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必由之路」，只能遵守，不能旁生枝節。因此，便讓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將明明不屬於封建形態的中國帝制史硬套為「封建社會」。其實，以中國歷史實際，不單「封建社會」之說是穿鑿附會，連「奴隸社會」的存在，也並不能從史料上落實。顧名思義，「奴隸社會」即應以奴隸制為社會基本關係，但至今不論文字上還是器物上，我們都不能完全地證明，中國曾經有一個奴隸制階段。否則，其始於何時、崩於何時，歷史上會有確切的標誌和概念，可是並無任何歷史學家對我們能夠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將一些論文編在一起，取名《奴隸制時代》，但裏面的論述多不令人信服。我們見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義的詮釋，某字像是奴隸情形的表現，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義等。他唯一肯定的結論是：「殷代是奴隸制」，但即使在殷代，連他自己都說：「『當作牲畜來買賣』的例子雖然還找不到，但『當作牲畜來屠殺』的例子是多到不可勝數了。」我們知道，奴隸是奴隸主的財富，是奴隸主的生產工具，奴隸主擁有奴隸絕不是為了用來殺掉的，如果連買賣奴隸的跡象都找不到，卻以「當作牲畜來屠殺」為奴隸制存在的證據，那麼中國及世界上的奴隸制不知要延續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營裏的猶太人不也是「當作牲畜來屠殺」的嗎？其實在很長時間中，確切講，整個世界來到「現代」階段以前，奴隸或奴僕的社會身份都不曾消除，但這與整個的「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究竟是兩碼事。難道我們可以因為直至明清仍能見着太監這種奴隸式現象，而稱那時中國為「奴隸社會」麼？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國稱為「奴隸社會」？總之，過去教科書所劃分的中國史，除了原始社會，都未必合於實際。像奴隸社會的問題，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進一步的文獻發現或考古發現。但「封建社會」之子虛鳥有，卻確確實實、一目了然。連偉大領袖都教導我們，秦始皇之後「百代」再無封建制，封建制在中國是遠在周文王時代的事情，可見1840 年之前中國是「封建史」之論，何其睜眼說瞎話。這正是我們史學中一個為遷就義理而強扭事實的充分例子。這錯誤好像至今仍在延續，和筆者當年一樣，一代代學生仍然從課堂接受對一種並不存在的歷史的認識。如非後來在教科書外多讀多想，我亦無從知道所學知識裏包含如此嚴重的不實，一旦意識到，我即自誡日後凡涉及中國帝制以來歷史，堅決不用「封建」一詞—藉此機會，同樣提醒讀者諸君。從中我還反思，它不光給了我們錯誤的知識，更阻隔或關閉了對中國歷史真境況和真問題的探究。大家都去談論並不存在的「中國封建社會」，而置二千多年的集權專制、大一統君權這一真正的「中國實際」於不論。我們身處中國卻跟在歐洲歷史後頭研究「封建社會」，本身讓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們因而不去認識自己的歷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樣形態、存在什麼問題。至今，我們的歷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與此有很大關係。

　　可惜，情況到現在也還沒有顯出多大的改良。中國史學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學問滿腹、鑽研精深的專家，但似乎始終缺乏當代黃宗羲，缺乏那種能將史學提升為一種思想認識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個問題，或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上，我們每每能見精詳豐瞻的成果，但從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國史實際的方向性、規律性的命題與論證，則難得一遇。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於學者不能擺脫義理，直接用歷史材料說明歷史。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辭、偽說實在太多，不僅包括剛才所說的中國歷史形態這樣宏大的方面，即在具體的朝代史方面，我們的認識和解說也總是鑽籠入套。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謂「明清鼎革」這一段，以我所見，真正從當時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無拘無束、直面歷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沒有。所以這樣，是因這段歷史與兩個很大的義理有關，而大家都不能夠從中走出。一是農民起義問題，一是民族衝突問題。這兩個問題，在當下歷史語境及國家意識形態中舉足輕重，有很嚴格的界限。絕大多數史家，囿於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顧後。我曾將共和國成立後明清史研究與孟森那時加以比較，發現史家敢於創見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明清史講義》、《心史叢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紀》、《明元清系通紀》諸著，只要考之有據、言有所本，所論無不明快，一則一， 二則二，不諱、不隱、不忌，學術自由心態立然。他的書和文章，我每讀必有獲益，因為都是直面事實、不抱成見、不戴帽子而來。反觀共和國成立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結束那段時間，不用說盡屬以「理」入史、以「理」入學問，即便後來，束縛之痕仍歷歷可見，思想窒礙難行。遲至九十年代晚期，有一本新出版的南明史，坊間反映良好，雖然以相關研究的寂寥，它已來之不易，可惜眼光、見解仍未克服「主流」的掣肘、薰染與羈絆，令我們對脫略義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見之盼，頗感受挫。

　　比如農民起義問題。自秦末陳勝吳廣起，在中國帝制史上，農民起義與蠻族入侵一道，並為王朝周期性變更兩大主因，幾乎所有王朝，要麼為農民起義所推翻，要麼由蠻族入侵而瓦解。換言之，農民起義是帝制以來中國歷史變化的主要動力之一。農民起義爆發，是王朝政治、經濟現實極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起義，作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在此意義上，它完全擁有正義性、正當性以及必然性，這都毋庸置疑。根據歷來的義理，農民起義被視為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力量與表現。「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個論斷，衡以階級鬥爭學說很好理解，但衡以歷史實際，卻未必能落到實處。以我們的觀察，經過農民起義推翻舊的統治，雖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國歷史和社會不要說大的積極變化，甚至毫無變化，所謂一元復始不過是周期循環、同義反覆。如果有什麼變化，恐怕也是社會益壞、積弊愈重。農民生存境狀，二千年來趨勢是每況愈下，賦稅負擔不降反升，一朝甚於一朝。「漢初十五而稅一」，稅負不到百分之七，而晚明，「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 一歲之獲，不過一石」，高至百分之三十到七十。在政治方面，幾次成功的農民起義，最終都導致皇權體系的延續、鞏固和加強。尤其朱明王朝，可謂完全由農民起義立國，而其制度醜陋性較前有過之無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於社會現實和歷史結構本身都還沒有發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復始；其次，農民起義作為反抗黑暗的現象，固然起於「正義」無疑，但受制於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們對自己行為的「正義」含義不能做思想的認識，更談不上從理論高度對「正義」理念給以單獨的觀照、反思，實際上，這種「正義」既是盲目的，也僅限於特殊階段，一旦邁過「反抗」期，從造反者變成當權者，農民起義領袖就不可避免以當初的反抗對象為師，成為舊權力的抄襲者—這一規律，似乎從來沒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