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實現首例恆河猴換頭手術，神經外科先驅羅伯．懷特對移植人類大腦的追求，以及靈魂移植的追尋

致謝
作者記事
前言──遇見盜屍者
第1章　少了一枚腎臟
第2章　雙頭狗與太空競賽
第3章　死掉的腦在想什麼？
第4章　鐵幕之後的腦
第5章　法蘭肯斯坦的猴子
第6章　現代的普羅米修斯
第7章　人類這種動物
第8章　完美的病人
第9章　如果我們不需要脊髓？
尾聲──法蘭肯斯坦醫生再現
◎參考資料

作者記事

　　有時候是故事找上你，而不是你去找故事。這個故事始於一位老友的電話……他碰巧是位腦外科醫生。

　　麥可．德喬治亞醫生邀請我到他的小型方正辦公室，就位於克里夫蘭的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校園。我抵達之後，他親切地請我坐下，因為有一些故事最好在你不需擔心會跌倒的時候聆聽。「我想給你看一樣東西，」他說，一邊把手伸向書桌最下方的抽屜。

　　那是個鞋盒，有點舊了。他把不起眼的盒子推過桌面，我有點心急地打開蓋子，帶著一絲不安。「不會是顆腦，是嗎？」我問。不，他對我說。或者至少可以說，不完全是。

　　最上方是一本褪色的棕色方格筆記本，標著麻州理工學院的字樣。封面上寫著羅伯．懷特（Robert J. White）的名字。隨著我翻頁的時候，看到潦草的筆跡、陳舊的膠漬，以及到處都有的鏽色斑點。「或許是小鼠的血。」麥可說。這是一本實驗記錄簿。我拿在手中的筆記本經歷一段漫長旅程，帶著它的創造者從小鼠和狗的早期實驗，到猴子身上的離奇手術——將活生生的腦換位置的大膽嘗試。

　　「他嘗試移植頭部？」我問道。他不是嘗試，麥可糾正。他成功完成這件事。然而，從來沒人把這個故事原原本本說出來。

　　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接下來或許是我曾遇過的最奇怪故事。充分證明了一則古老的諺語：最奇怪的故事，往往是再真實不過的事；最詭譎多變也最豐富多產的故事土壤，就在人類的腦袋裡頭，那裡充滿了好奇、欲望、勇敢及恐懼。

前言  遇見盜屍者

　　腦：一．三六公斤重、充滿皺褶的凝膠狀物質、具有一千多億個神經細胞，它產出的陰謀詭計不著痕跡，但卻主宰我們的思想、行為以及身為什麼樣的人。只要我們還擁有意識，我們就會是我們自己。暴力、意外與疾病可能侵蝕我們脆弱的身體，但大多數人依然認為自我就位於腦袋──存放我們的記憶、希望和夢想的倉庫。但是，如果你把腦子從它所在的身體移走……呃，又是另一種故事了。事實上，這就是本書的故事。

　　打開你的皮夾，拿出駕照。我們許多人在這一小片塑膠上的某處有個記號，載明我們是器官捐贈者，代表在我們死亡時，器官可以被摘取下來，拯救另一個人的生命。一旦選擇了這個選項，大多數人可能從此不作他想。我們現在樂於接受，甚至讚揚器官移植，但是不到一百年前，這種想法似乎不過是有病腦袋的瘋狂想像。從人體取出跳動的心臟，讓人聯想到對神的獻祭；從死者身上摘下肝臟來延續生者的性命，簡直是恐怖行為。

　　長達數個世紀的期間，天主教會等機構和社會禮俗甚至連人體解剖都不允許，導致對人體的複雜運作出現了奇特糟糕的想法。早期的解剖學家把子宮視為瓶子；他們認為乳房和卵巢有管道相連（假設月經和母乳有某種連帶關係）；至於腦，我們最寶貴的配備，他們畫成一團像果凍的黏糊。器官之間的空隙，也就是血液能在其中循環流動的腔室，則非常重要。從許多方面來說，血液承載著人類的靈魂。

　　然後來到十八世紀，有了盜屍者。歐洲城市充斥著垃圾和露天廁所，擠牛奶的女工整天提著桶子吃力走過街道，她們舀給路人的鮮乳油沾染了煙灰、塵埃和蒼蠅。由於營養不良、空氣不佳、水質不乾淨，不常洗澡的民眾普遍骯髒汙穢，疾病猖獗。生病農人一旦進到墳墓後，常常再被挖出來。由於缺乏冷凍設備，也沒有人體捐贈計畫，積極進取的醫生只能依賴別人的卑鄙勾當，那些人願意清除花環，奮力從土裡挖出新埋的屍體，趕在黎明前撤退，然後把屍體提供給年輕解剖學家——當然得有代價，而且不准問任何問題。這種舉動駭人聽聞，但如果不這樣，醫學生要如何了解包裹在皮膚之下的人體構造呢？

　　到了此時，終於可以開始弄清楚器官的真實形狀和功能：肝有兩葉、心臟有四個腔室……然而有這麼多肉塊，神學家想知道，靈魂到底棲息在哪一塊？自從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這些哲學科學家的時代以來，愈來愈多人認為這片神聖空間落在心智活動的區域。在解剖學家以及盜屍者的協助之下，心智變成腦的同義詞。

　　接著來到充滿神奇想法的冷戰時期，太空人約翰．葛倫（John Glenn）離開地球的範圍，英法聯合研製的協和號客機以及蘇聯圖波列夫Tu-144超音速客機翱翔天際，新一代的盜屍者誕生了。蘇聯的鐵幕之後，與身體分開來的器官在悉心保護之下，可以獨立生存，變成鮮為人知的實驗的研究對象。到了一九五○年代，有一些奇怪的黑白影片流到西方世界，揭露了看起來很詭異的東西：在體外存活的心臟、自己獨立擴張的肺、一隻經過手術改造的狗正用相連的兩顆頭舔牛奶……史達林的科學家在各種祕密實驗室中深入探索生命的謎團。他們並非在尋找人類靈魂。做為優秀的世俗共產黨員，他們只對生命感興趣：如何維持生命、如何把生命分離出來、如何創造生命。他們對於控制心智也感興趣。冷戰時期的研究把腦視為一種無線電接收器，會收發電磁訊號。腦如何運作？為什麼腦可以運作？你需要多少分量的腦就能存活？腦死亡而身體卻繼續活著，會是什麼狀況？當角色互換，變成只有身體停機了呢？生命可能免於癌症侵蝕器官造成的逐漸退化、肌肉萎縮症導致的衰弱，或者葛雷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俗稱「漸凍症」）引起的肌肉僵硬──只要能把腦移到別處好了。

　　由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白熱化科學競賽氛圍，催生出一種不可能的夢想：他們想進行的並非移植頭部（這個本體），而是移植整個身體──肺臟、心臟、腎臟，以及整套配備。這聽起來非常像《科學怪人》小說的情節，也很像是B級片科學家在可怕實驗室中所做的狂熱夢想。但是到頭來，這根本不是科學怪人的故事，而是變身怪醫的故事，有著兩個自我、兩種衝動，甚至有兩個名字。

　　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
　　羅伯．懷特是堅定的道德捍衛者、虔誠的天主教徒，還是兩位教宗的朋友，喜歡稱自己為「謙卑的鮑伯」（有點諷刺）。懷特年輕時企圖心十足，是極有天分的專門人才，連哈佛大學醫學院都招攬他從明尼蘇達大學轉學過來，他有志於了解多重器官衰竭是何種情形。懷特是第一例腎臟成功移植的目擊者，這場手術由他的良師益友約瑟夫．莫瑞（Joseph E. Murray）執刀，懷特想疑惑，當一個人能夠進行頭部移植，一次把所有器官都換掉，為什麼還是寧願這次移植腎臟、下次換心。批評他的人，包括提倡善待動物主張的行動分子，稱他是「屠夫醫生」，譴責他讓無數動物遭受不必要的折磨，而且是擁有可怕野心的人，企圖扮演上帝。懷特反駁說，科學是無可非議的實際作為，但他也現身於電視螢幕和《GQ》雜誌頁面上，提著外頭寫有「法蘭肯斯坦醫生」的醫生包。他創立的救命技術，從為事故傷患實施的腦部冷卻方法，到源自真實狀況的實用手術，至今仍在醫院使用，他也是《X檔案》第二部改編電影的顧問，而且激發科幻恐怖電影《不死之腦》（The Brain that Wouldn’t Die）的拍攝靈感。他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籌組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會隸屬於宗座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懷特曾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但是他也曾切下一隻恆河猴的頭，把它縫合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身體上，這是為了日後應用在人類上的試驗。

　　懷特開創的技術在黑暗中啟動，但他拿起手術刀，完全下定決心如同加入太空競賽般參與一場國際賽，這是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之間為了克服死亡和賦予生命而展開的競爭。想要從狗到猴子，再躍進到人類，開啟一場長達四十年突破科學極限的奮鬥──這場奮鬥也衝撞了動物福利的新觀點、懷特自己選擇的信念，以及大眾對於從腦死病患身上摘取器官，或對於移植使我們成為我們的東西的抗拒。

　　我們總會渴望那些觸手可及的未來。「我們即將發現多少事物？」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筆下的維克托．法蘭肯斯坦問道：「若非懦弱或漠視阻礙了我們的好奇心。」人類膽敢用自己的科技干擾宇宙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的確敢這麼做。從鐵肺到今天的呼吸器，從第一起腎臟手術到創新的基因療法，從懷特的腦部冷卻技術到創新的人工神經網路植入，我們當今醫學的驅動力，來自於過去醫學的大膽躍進。我們看到曾是科幻小說中的構想成為真實的科學，然而移植伴隨欲望和揮之不去的恐懼，挑動我們的理智。當一個母親聽到早夭孩子的心臟在受贈者的體內跳動著，她耳中聽到的心跳聲是誰的？如果我們接受了別人的心、肺或肝，會改變我們是什麼人嗎？

　　這本書訴說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一趟猶如法蘭肯斯坦般的追尋──有個人追求進行全世界第一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以及這場奇特的競賽如何開啟至今持續拯救性命的技術。但這也探討了一個仍有待解答的謎題：如果你讓一顆腦離開身體存活，那麼自我會變成什麼呢？或者就如懷特所說的：「你能移植人類的靈魂嗎？」

　　懷特醫生的研究像是一座非凡的橋梁，跨越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科學和靈魂、實驗倫理，以及希望維護患者免於身體衰退的強烈欲望之間。他的故事開啟了一扇窗，帶領我們回到過去，回到那個國族主義盛行，充滿祕密、危險與間諜的年代，然而那個時代對於遭人遺忘者的權益也愈來愈注重，不論被遺忘的是陷入不可逆昏迷的病人，或是實驗室裡的猴子。這個故事是關於我們最深切的恐懼、最偉大的希望，以及一項驚人的發明，這項發明現在可以拯救心臟病患者和洗腎病人免於死亡。最棒的是，這個故事敘述了一趟科學幻想變成科學事實的漫長神奇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