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被統治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由誰決定？
《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是美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意志派社會主義學者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又譯諾姆‧喬姆斯基）與愛德華‧S‧赫曼（Edward S. Herman）合著的作品。書中提出政治宣傳模式的框架，討論大眾媒體的社會經濟學。作者細究美國近幾十年來的重大政治、軍事、與外交事件，並審視其相關衍生政策，以分析當代美國大眾媒體集團，在自由經濟市場的獲利導向指導原則下，如何透過系統結構上的重重過濾，左右新聞的內容與報導方式，保障菁英階層的利益、達成政治宣傳的目的、打造公眾輿論與人民同意、同時維繫媒體在自由市場的競爭力。
在這個運作得宜的制度底下，重大事件發生時，雖然美國的大眾媒體看似擁有不可侵犯的新聞報導自由、同時還背負著監督政府並反應輿情的社會責任，但事實上，無論是報導也好、批評也罷，媒體的新聞自由，早已受到當權派政治宣傳模式命定的討論框架限制，而其監督政府的社會責任，事後看來，終究不過是依循國家路線的作為而已。以美國為例，舉凡冷戰時期反共氛圍下價值有別的各地宗教受難者與教宗遭刺案、拉丁美洲各國的軍政府選舉活動、中南半島戰爭與屠殺事件……等等，當權派、菁英階層、以及大眾媒體，透過系統性的居間運作，或掩蓋真相、或曲解事實、或顛倒黑白，成功地在一般的閱聽受眾之間，打造出通合一氣、同仇敵愾的立場，製造了上下一心、堅不可催的共識，繼續頌揚對內以固有愛國主義為基礎、對外以推行民主制度為神聖己任的美國神話。
除了細膩的文獻資料分析、嚴謹的研究態度、質化／量化兼備的研究手法、還有作者身為當代最知名的自由意志派社會主義學者這些不需要再多加贅述的賣點之外，本書之所以成為當代討論媒體與社會議題的重要著作之一，還因為這份研究，揭開了近代美國文化當中難以碰觸的瘡疤—中南半島的戰爭（尤以越戰為是）。作者在挑戰美國官方、大眾媒體、以及社會輿論面對中南半島戰爭的傳統解讀方式時，揚棄各打五十大板的犬儒式批評，轉而點出各方莫衷一是、看似對立的態度，只是表象；而事實上，各界透過大眾媒體探討中南半島戰爭時，立場有別且情緒高昂但卻又不出亂子的激烈辯論，都巧妙地在同一個框架之中運作，以不違背當權派設下的前提為限，最終，服膺於同一條官方路線。
這本巨作，在雷根（Ronald Reagan）主政時期尾聲問世，近20年後新增修訂版，如今再翻譯成繁體中文版上市，我們或許會問：多年過去，既然媒體集中化的現象不變、以獲利為依歸而牽制媒體的各個自由市場因素依舊，而且本書分析政治宣傳模式的處理手法如故，而隨著自媒體的出現、反省媒體的討論越臻細膩成熟，消息來源與取得資訊的方式更加多元，民眾文化教育也越加普及，那麼身為閱聽受眾的我們，理應具備「能力」識破這種被框架製造出來的共識、突破媒體報導不足甚或曲解的盲點，不是嗎？
其實未必如此。根據筆者旅居美國的觀察，以近兩年來台灣國人熟知的國際新聞事件為例，我們可以從美國主流媒體與政府的態度，看到當權者如何安排路線，一統群情輿論，打造出人民的同意。
2019年3月份開始而且依然持續當中的香港反送中運動，跟1989年冷戰時期尾聲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兩者同樣發生在中國，同樣反共意味濃厚，目的也同樣是爭取自由與民主，不過，美國大眾媒體呈現前後兩事件的報導方式與強度，大大有別，因此，美國公眾的關心程度，也差異甚鉅。美國官方與大眾媒體，將六四天安門事件定調為屠殺事件，積極介入，在當時民主與共產對立二分的情勢下，事件當中的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有價值的受害者。反觀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受害者，其價值則在有與無之間擺盪，端看2018年至今的中美貿易戰情勢變化、以及美國官方和菁英利益團體是否需要以此為談判籌碼而定；冷戰落幕二十多年後，大眾媒體，面對這個過去被視為替美國民主擦脂抹粉的機會，缺乏質量兼具的報導，而閱聽受眾，面對這個以往能輕易挑起仇愾的事件，倒所知有限。
2020年，中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初初流行之時，太平洋彼端的美國，原有充足的時間完成防疫規劃，因應日後可能發生的全球疫情蔓延，不過，由於官方一開始僅將此肺炎視為流感之輩，再加上民眾整體公衛習慣與防疫觀念不足，疫情爆發後，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地，美國就成為災情最慘重的國家之一。起初，對於如此的官方反應，美國的主流大眾媒體，無論立場與當權派異同與否，或看似袒護、或看似抨擊，都沒能即時而完整地提供其他國家的有效防疫策略作為參考，僅固著於疫情失控的究責──以是否戴口罩為例，官方連同媒體的無作為，導致一般民眾甚至第一線醫療人員，都合理認為無須配戴口罩，甚至還發生民眾於氣憤恐慌之際，攻擊戴口罩之華裔人士的種族歧視事件。事後證實，美國國內光是第一線醫護人員的醫療用口罩與其他個人防護裝備（PPE）都嚴重不足，無怪乎政府連同大眾媒體，也只能藉口美國人向來沒有戴口罩預防流感的共識、藉稱口罩防疫尚待評估，繼續隱諱地冷處理口罩議題；等到事態嚴重，各州政府不得已開始實施保持社交距離與居家庇護的政策之後，官方與大眾媒體，才一改立場。政府先是鼓勵民眾捐獻口罩與其他相關醫療物資給第一線防疫人員，隨後砸重金出動海軍特技飛行隊藍天使（Blue Angels）表演，向醫療人員致敬，接著，大眾媒體也捐棄歧見，一呼百應地紛紛製作特輯，營造全民頌揚醫護人士的氛圍──透過種種手段，祭出固有的愛國主義，抑制民眾無口罩或相關物資可買的潛在恐慌，轉移疫情失控的焦點，替當權派爭取時間，補充國內口罩供應量能。各州實施居家庇護一段時間後，才決定人民進出密閉或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空間時、必須配戴能掩住口鼻之面罩的政策。拿筆者居住的加州來說，從第一例社區感染病患的出現，到州政府強制執行民眾戴面罩的政策，竟相距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至於美國國家層級的疾病管署（CDC），甚至到各州政府結束強制居家庇護、陸續重新開放之後，遲至六月底，才更新公告政策，建議民眾配戴面罩（即廣義上的能罩住口鼻的面罩，包含口罩）。短短數月之間，美國疫情便讓我們見識到，在重大事件上，大眾媒體的新聞報導與看似立場衝突的批評辯論，其實早已受制於預先命定的框架，而民眾大多被動接受官方路線，視其為合理共識。
延續前例當中的例子：在疫情蔓延、然當局防疫措施未明的情況下，為求自保的華裔人士，因出入公共場合戴口罩而遭致攻擊的案件，雖然得以曝光，但媒體卻無後續報導，也未盡監督之責，追蹤相關單位之作為；這些例子，更沒有因為涉及嚴重種族歧視，而引發社會大眾對少數族裔所受不平待遇的憤慨。撇除這些因為疫情升溫的關係，在美國全國各地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2020年2月，筆者居住的舊金山灣區灣景市（Bayview），發生了一件撿拾資源回收的華裔老先生遭到數名非裔美國人挑釁甚至毆打的案子。老先生受害的經過被人用手機拍了下來，涉案的其中一人，甚至對著邊哭邊跑的老先生大喊著「我他媽的痛恨亞洲人！」（”I fucking hate Asians!”）消息見諸媒體，各家新聞都以嚴肅的態度播報了這則新聞，痛斥此不當行為應受譴責。不過，我們依然沒有看到媒體更新後續的追蹤報導。另一方面，2020年5月，當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 警方執法不當，將非裔男性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壓脖致死，因而再次引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的公民活動時，媒體緊追不放的煽情報導與「政治正確」的態度，輕易點燃了民眾的仇愾之火，美國各地痛陳長久以來之全面性歧視（systemic discrimination）並要求改革的抗議事件頻頻發生，甚至還出現民眾洗劫商家的脫序行為。時值各州陸續重新開放、美國總統大選在即，政治立場不同的主流媒體，報導方式更是南轅北轍。在「政治正確」的旗幟下，白人員警單膝下跪，象徵性地對非裔人士的不平待遇致歉，突然間，有色人種的區隔，消失不見了，在反種族歧視的大旗之下，孰為弱勢、孰為更弱勢的問題，還有，種族歧視的受害者是否也是加害者的問題，都不見了。在「反種族歧視」與「要求公平」的基本框架之下，看似正義的主流媒體，很可能不過是選舉在即而各為其主、替當權陣營做正反宣傳兩面手法的傳聲筒。
這幾年來，由於兩岸與國際情勢多有變化、再加上台灣經歷了幾次大型選舉活動，台灣的社會輿論界，對於大眾媒體的議題，也討論不斷。身為閱聽受眾的你我，在接收資訊的同時，必須時時提醒自己：在系統與結構上，受制於自由市場、內在預設、以及自我審查等種種問題的大眾媒體，其背後之集團巨頭，與官方及利益團體之間，有何關聯；在執行過程上，有何預先命定的討論框架，可能折損了媒體的新聞自由與社會功能；在效果上，身為政治宣傳載具的大眾媒體，到底建立了何種輿情共識。本書作者認為，從長遠的觀點看來，建立民主政治秩序的前提是，讓更多的人，有辦法取得並利用媒體資源、而且能大規模地掌控媒體資源。換句話說，在自媒體使用率越來越普及的現在，不管個人也好，社群也罷，必須組織起來、自我教育、建立關係並積極行動，如此，才會產生有意義的社會改變，我們才有希望看到自由與獨立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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