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疫共同體（思想44）

新冠肺炎：一個疾病、科技與社會共同生產的故事
 
陳嘉新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自2019年末出現。行文此時，這個全球流行病的確診數已經超過兩億人，死亡人數達到437萬人。疫情對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台灣5月19日因為本土案例增加而提升為三級警戒，在7月27日因為疫情穩定，又調降警戒層級到第二級，目前累積的感染人數也接近16,000人。整體來說，台灣仍是國際各國防疫相對成功的範例；但是作為世界村的一員，也難自外於疫情下的鉅變，而必須採用特殊經濟刺激，例如三倍券乃至於五倍券。
 
本文試圖描繪與定位台灣在過去這一年餘，面對COVID-19所產生的社會意識轉變，並且將這個轉變連結到因應感染而生的科學知識與防疫技術，以深化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長久以來堅定宣稱的論點，也就是「科技與社會的共同生產」。這個論點主張當代社會與科學技術之間有著相互穿透、相互構成，因而共同演化的關係。
 
這個概念的重要推手是哈佛大學的嘉森諾夫教授。她編輯的論文集States of Knowledge則是陳述這個概念的重要論著。嘉森諾夫教授於該書她自撰的章節〈給知識一個秩序，給社會一個秩序〉裡面，提到2001年美國紐約遭逢的911恐怖攻擊給予世人（尤其是美國人）的重大心理打擊。她在這個事件中看到了全球化或者工業社會的異質組成與歧異路線，看到了權力與政治的動力關係無法自外於科技化的潮流，也看到了一個現象：科學也好、技術也罷，在當下的社會中都成為了政治的作用者。
 
嘉森諾夫將近二十年前的宣示如今看來可能並不那麼令人意外，畢竟我們不能否認某些科技物的確深遠地影響了社會的組成與秩序，例如：網際網路既可能串連起恐怖分子的活動，也可能激發起茉莉花革命的火種。影像辨識系統在治安案件的發生時，讓警方得以憑藉影像紀錄追查犯罪人；但同樣的影像辨識系統也可能挪用成為社會監控的體制，讓個人隱私無所遁形。在醫療方面，基因檢測容許某些人得以計算自身的未來罹病風險，因而得以及早預防或者介入處理；但是基因檢測也可能模糊了合理治療的定義與空間，產生保險給付範圍的爭議以及病人身分的界定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