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校園團體來撫平「政治正確」警方造成的創傷。但多虧她善用技巧指導我,又不會讓我存有戒心,我才能夠領悟並接受教訓。
我真希望經過此事之後,我能以她為榜樣,在美國各地播撒智慧的種子,最終發展成進步的民粹主義革命運動。但事實不盡然。
就在我大學畢業後的夏季,某天在游泳池邊,我朋友的男友得知我要搬到舊金山後,他表示絕對不會想住在有那麼多「同性戀」的地方。我回答:「如果男人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信心,就不成問題。」若按照一九八○年代的「性別二元論」標準來看,我的回答有十足的把握,對可悲的恐同者而言,無疑是討厭的回擊。我向他表達「沒什麼大不了」的概念,但我實際上傳達了什麼嗎?該怎麼對言詞尖銳的自由主義者表達憤恨?
我繼續以類似的格調過日子。直到二○一六年大選,我根據自己的需求收聽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的節目,以便提醒自己:像我這種受過教育的人,圈子內多半是支持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白人,我們是多麼聰明、多麼優秀啊。接著,噩夢來襲了。支持虛無主義的煽動家奪走了我們僅存的民主思想,並改造成非常糟糕、粗魯又危險的真人秀。
十一月九日,天還沒亮時,我的輕蔑態度漸漸變本加厲,不只是針對川普,也是針對他的支持者。那時,我沉迷在文章、部落格及臉書的筆戰中,不屑程度達到了極點。這些人是誰?就是一群瘋狂、支持種族主義、歧視女性並持槍的蠢蛋,他們把選票投給了自吹自擂、說話冷淡又易怒的有錢騙子。這種騙子顯然會趁著他們坐在電視機前,一邊大口喝著非精釀啤酒,一邊接受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洗腦時,冷不防地放暗箭?
其實我完全不認識這些人。但我認為自己只需要知道:他們是很容易被洗腦的愚鈍鄉巴佬,情願袒胸露背也不願穿上套裝;比起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的諷刺才華,他們偏好安‧庫爾特(Ann Coulter)的惡毒種族主義;愛吃肉的鄉下人並不是為了遵循原始人飲食法。他們都該帶著重大的錯誤沉入海底。
在我最需要喬恩‧史都華時,他在哪裡?我還記得,他上次感謝川普從喜劇天堂搭金色電扶梯下來,以虛榮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時,他正在模擬性高潮。
我們斥責和嘲笑了一半的人口,但誰又能責怪我們呢?我們怎麼可能不奚落他們?畢竟,我們的敵人早就因為出生地質疑主義、班加西(Benghazi)聽證會、槍械,以及怒斥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和跨性別者廁所,而變成不折不扣的瘋子了。他們太愚蠢,又有認知障礙,真可悲。講真的,假如他們不是一群可憐蟲,我們大可同情他們就罷。
還記得小布希連「核」(nuclear)的發音都不會嗎?還記得我們怎麼不小心低估他嗎?兩次吧?然後我們又低估茶黨(Tea Party)怪咖。接著,我們又低估了川普。我們確實該承認自己的狂妄,但我們更該理直氣壯──因為「紅州」土包子的愚蠢再度摧殘美國。
川普當選,使許多人感到難過、憤怒又害怕。我們每天從震驚和畏怯的情緒回過神來,盡量保護自己不受他的歹毒手段影響。通常,我們的防衛心理是以鄙視的形式呈現,融合著怒氣、憎惡及優越感。
人們面對日益寡頭政治化,並結合著軍事、監控、監獄、金融、產業的心理負擔,而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的更迭並不會產生多大的變化,因此百姓經常需要對當權者說出真話,以及談論關於權力的真相。然而,我們常常以文學評論家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所說的「無效諷刺法」道出事實:
評定諷刺的標準相當簡單:只要不是朝著積極改變的目標,或無法鼓勵人更開明地思考,便是失敗的做法。但這不代表諷刺的方式不有趣、觀察力不夠敏銳或不滑稽,因為詼諧地嘲弄政敵可以達到既滑稽又令人滿足的效果,也可以強化我們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若說到諷刺,的確不起作用。最糟糕的情況是,諷刺會使心理狀態受到更大的損害,使偏見兩極化,並激起原本譴責的行為。
帕克斯批判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嘲諷方式很荒唐,但他也可能是指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及政治人物如何培養道德與知識方面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已引起保守美國人的反感。
我們這些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不只是強烈反對他們的信仰,也對軍國主義、社團主義、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殘暴大為光火。我們靠著自以為是的高傲態度表達反對,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有誤,質疑他們的智力,並輕視他們視為神聖的價值觀──秩序、穩定、宗教、忠誠、個人主義。
凡是得罪到我們的事,我們也希望其他美國人都覺得被冒犯。假如他們沒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不會表示認同,反而枉費心機地羞辱他們,想說服他們認同我們的觀點。但從我觀察到的事,以及從社會科學反映的情況來看,朝著左派與右派的分歧猛力投擲尖酸刻薄的「實話炸彈」,只會使分歧更加嚴重。
喬蒂‧肖克法(Jodie Shokraifard)是支持歐巴馬的勞工階級選民,她沒有參與二○一六年的大選。她講述自己在臉書看到「迷因」 將移民大隊與都市犯罪做對照,令她感到困惑的經歷。當她請臉書朋友解釋迷因時,他們譴責她是「川普腦粉」。沒人願意向她說明迷因的意涵。一個人也沒有。「回答我的疑問,比說我是種族主義者或白目還困難嗎?」喬蒂問。確實如此。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一名女子虛心請教,只可惜傲慢的「朋友」自以為了不起。這種態度很常見,導致無數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溜走。喬蒂被自由派朋友排擠後,她該請教誰呢?
有一名年輕人告訴我──暫且叫他陶德(Todd)──他向來很尊敬的阿姨得知他是偏向右派的無黨派者後,就開始在臉書攻擊他。她發布長篇大論抨擊共和主義,找他的臉書朋友吵架,並要求他回應是否支持歐巴馬。他表示不支持歐巴馬,原因在於他對醫療保健及其他議題的立場,但阿姨堅持認為他的理由站不住腳,想必是個種族主義者。於是他們的關係變得疏遠,再也無法挽回,這個轉折讓他非常傷心。
美國的政治文化變得愈來愈分裂、惡毒、粗魯、殘忍又可恨。「主流媒體,」柏克萊新聞研究所的所長愛德華‧瓦瑟曼(Edward Wasserman)說:「從誤導大眾溝通的方式,賺了不少錢。」政治對話成了盲目偏袒、刻薄的嗜血娛樂,對媒體界極為有利,卻對社會極為不利。
左派分子並不是殘酷和仇恨的主要傳播者,但我們在貶低政治對話文化的價值方面是同謀者。我不認為以下這兩者在道德層面同等:(一)針對弱勢群體的可憎言論與行動。(二)針對助長或默許偏見者的粗鄙、狂妄或有惡意的言辭。然而,我認為前者盛行並不能證明後者盛行的合理性,尤其對象是美國夢在沉睡中化為泡影的低收入白人。
即使是參與左派,也會讓人覺得像參與循環砲轟隊。在二○一六年的初選期間,有些憤怒的希拉蕊支持者譏笑「伯尼兄」,而有些惱火的伯尼支持者譴責希拉蕊是「民主黨內的共用蕩婦」。
或許進步主義者認為挖苦人和沒耐心合乎情理,畢竟我們失守和平與社會正義的速度,就像大冰原質量減少一樣快。我們的對手怎麼會不明白川普與共和黨(以及某些人認定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要逼我們跳下懸崖?
《紐約客》諷刺作家安迪‧鮑洛維茲(Andy Borowitz)指出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者懶得再啟發無知的人:
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許多美國人厭倦了為傻瓜釋疑解惑,尤其是談論的問題不言而喻時……根據這項由明尼蘇達大學民意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當數百萬人因無法向傻瓜解釋清楚非常基本的資訊,而傷腦筋一段時間時,引起的挫折感已達到了極限。
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事,體現出人們不願意再試著與蠢人溝通,例如氣候變遷會導致棲息地嚴重破壞及駭人的滅絕事實尤為明顯。多數人表示不想再跟笨蛋浪費口舌。
我想,鮑洛維茲是在嘲笑自由主義者的優越感,但我不信我們是他譏諷的對象。川普宣布參選的一週後,這篇文章發表於網路,鮑洛維茲與史都華一樣都乘機利用川普送給諷刺作家的禮物。不過,就像帕克斯批判《查理週刊》的無效嘲諷內容,此文也煽動了原本譴責的行為。
羞辱對手是很危險的事。即使羞辱的方式既巧妙又令人滿意,卻不夠明智。蒙羞的感受參雜著羞愧和憤怒。德國社會心理學家伊芙林‧琳德納(Evelin Lindner)形容蒙羞是「情感的核彈」。剝奪別人的尊嚴後,羞辱引起的極大傷害,會使受辱者認為有必要對欺侮者施加更大的痛苦。琳德納指出在德國、索馬利亞、盧安達、塞爾維亞的種族滅絕史中,可怕的蒙羞問題不斷加劇。她學到了索馬利亞諺語:「羞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戰爭時期,言語暴力比子彈更傷人。」
大多數川普支持者的觀點與自由主義者格格不入。當我們進一步將觀點轉化成羞辱、詆毀及排斥別人時,麻煩就出現了。這些「可憐蟲」不僅蒙受可鄙的信念體系,也承受著差勁的品味、低智商及輕信。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就像對待呆板又俗氣的典型偏執狂,或被洗腦的福音派教徒──他們沒有抱怨的正當理由。
我們否認川普支持者發牢騷的合理性,是因為我們忽略了信奉民族主義的白人妖言惑眾,強行控制上述的不滿問題。然而,琳德納警告:「為了我們自己著想,也考量到安全,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並關注所有的屈辱感受,因為即使造成的傷害是想像出來的,報復行為卻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剝奪別人的人性時,其實也是在鼓勵別人激發我們的獸性。惡性循環開始運轉時,離心力足以拋棄支撐整個社會的利他主義推動力。
川普堪稱「蔑視之王」。他對國家缺乏積極的願景,經常藉著侮辱敵人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左派沒有持續專注在創造與傳達有效的進步議題,反而利用刻薄的推文和YouTube上的攻訐反擊,以期實現自由派英雄「徹底摧毀」或「擁有」保守政黨。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在二○一八年的國情咨文,嘲諷地回擊川普時,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因此被封為「傲慢女王」。此事發生在美墨邊境牆的資金問題形成對峙時,川普的「男子氣概」遭到質疑,並被比喻成臭鼬之後。
無論川普有多麼粗魯無禮,我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的表達風格,也就是選擇通往的途徑──作家查爾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稱之為「內心深處更美好的境界」。每當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妨考慮這幾個問題:尖刻的反擊能減輕我的傷痛和恐懼嗎?效果能持續多久?這樣做可以觸動別人的心,或喚起別人的痛苦,然後把我當成同胞看待?
有些人認為務必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把重視禮貌的溝通呼籲當作一種保護壓迫者的語氣管制形式,而這種形式令人反感。其他呼籲行動,包括夢想部隊(Dream Corps)的「愛軍」(#LoveArmy)計畫、革命之愛專案(Revolutionary Love Project)、威廉‧巴伯(William Barber)牧師的裂痕修復運動(Repairers of the Breach),皆主張團結以及尊重所有人的人性是延續社會正義的先決條件。「愛軍」的使命是在不使分歧加劇的情況下獲勝。該計畫要求成員致力於引導一些原則,例如「互相幫助,互不指責」、「團結起來,互不使喚」、「修補分歧」。
一九五九年,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為反戰聯盟(War Resisters League)發表演講時,提到公民權利的奮鬥是為了對抗惡勢力,而非惡徒;最終目標是救贖、和解以及創造令人喜愛的社群。「憑著滿腔恨意和怨氣去報復,只會增強宇宙中的仇恨……人要有足夠的理智和道德觀,才能切斷憎恨的鏈條。」他說。
經過幾十年的回響,我在二○一九年的排外與歸屬大會(Othering & Belonging Conference)聽到同樣的觀點。牧師班‧麥布萊(Ben McBride)的停戰行動(Operation Ceasefire)計畫,使加州奧克蘭的謀殺率降低了四○%,並呼籲聽眾「嚴以治理,寬以待人」以及禁止排擠對手:「如果你在過程中成了暴君,抵達樂土又有什麼意義呢?」他成立的PICO加州(PICO California)組織致力於消除隔閡,而非決裂。
二○一七年,黑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艾莉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在底特律發表一場有影響力的演講,也引起了類似的共鳴。她省思不僅要壯大權力,還要改造權力的需求,並籌劃一些跨越不同界限的運動,避開復仇的欲望,以期召喚人們回歸人性。儘管她的演講主要與白人女性在社會正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有關,我相信她闡述的原則也適用於保守主義者。
凡是抵制解放關係潛力的運動,注定會失敗。凡是認定不可能實現變革的運動,終究徒勞無功。即使有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樂於追求變化。但許多人願意改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創造出比現狀更有吸引力的另類選擇。殖民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本位、父權制──這些體制都會毀壞人際關係的連結。我們發起的運動一定要有所不同:謀求建立許多不同類型的關係,抵制拆散我們的體制,遏制恐懼和仇恨,排斥凌駕一切的權力,支持權力共享……我們要研究如何創造嚮往的世界,同時廢除不嚮往的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偏激的包容理念。有些人認同理論,卻無法或不願意遵守。信念攸關網(Faith Matters Network)創辦人珍妮佛‧貝莉(Jennifer Bailey)牧師憐憫地解釋,有些人承受的痛苦太過沉重,以至於無法豪爽地參與消除鴻溝的行動。付出的過程多多少少需要「被討厭的勇氣」,而這一點對受到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父權制或階級歧視傷害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代表我個人決定如何與那些我認為觀念有害、危險或不合理的人溝通。身為體格健全、財務穩健、順性別、異性戀、在本土出生的猶太裔白人女性,我不受川普引起的諸多威脅影響,也不想批評被壓迫者決定如何保護自己或表達悲傷、恐懼及憤怒。因此,我藉著這本書發出邀請,而不是開處方箋。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是為了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而寫。他們希望能夠與數千萬支持川普及其觀點的美國人交流。在這些人當中,也許有你的家人、朋友或鄰居,還有你在二○二○年夏季與秋季拜訪的選民,或觀看你的推文、部落格、臉書貼文、寫給編輯的信、競選廣告的人,以及聽你說話的人。如果你從二○一六年開始,一直在躲避川普的支持者,或帶著怒氣而受宿醉之苦,那麼你很適合讀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