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與扶桑的邂逅：日治時期台日文學與戲劇流變

 

　　1895年日本領台後帶動人流產生變遷，1897年12月設立日人移居新領地的窗口―台灣協會，成為協助日人移居經商的主要機關。因人流、物流變遷，各種文化流變現象均與台灣島上人口結構發生的變化密切相關。之後日人為了統治之便，開始著手調查台灣族群結構。領台十年後，竹越與三郎出版《台灣統治志》，將當時台灣島嶼的人種分布分為四個族群：一、漳、泉二州為主的閩族；二、來自廣東，通稱客家的粵族；三、與漢族聚居受其同化的原住民族；四、因漢族進入拓墾而被迫避居山中的原住民族。1940年丸山芳登提出針對日本領台後內地人移居的變遷情況調查，指出：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之前的紀錄並不明朗；但與1905年當時比較，在那之前人口更少，更富流動性。台灣總督府於1905年10月1日在台灣舉行第一次國勢調查，當時在台內地人口為57,335人，占全人口的1.91%。十年後1915年（大正四年）的調查則為135,401人，約為第一次調查人口的2.3倍。1925年（大正十四年）為185,401人，1935年（昭和十年）為270,584人，已經是1905年的4.37倍。自1905年第一次國勢調查起至1935年為止，平均比例每年增加7,008人。根據1935年為止的國勢調查，約67%的在台日人是由島外移入，在台灣出生者（即灣生）約33%。丸山芳登指出日本內地人移居台灣的目的：「雖然也存在若干從事農業開拓的部落移民，但主要依公務以及自由業、商業、工業、水產業、農業加工業等往來而增加……今後也因資源的開發、與南支方面的關係等，而有大量人力需求的話，不僅大多數灣生將固守台灣，來自內地的移入者也會隨之增加吧。」另，針對領台初期至1940年代島上日人人口結構變遷的特徵，丸山如是敘述：「在台內地人的人口構成，在明治時代猶具有新移民的特徵顯著，之後漸漸脫離此特徵，最近則與內地大都會地略為類似。」由此可知，日本領台之後，在台日人的農業開拓民並非大宗，主要為輔佐殖民地統治的公務員，以及隨同利用殖民地台灣水陸資源的產業進入台灣之相關人員。

 

　　從以上先行研究，殖民地時期台灣島嶼族群構成的特徵可歸納如下：一、台灣人族群由漢族與原住民族構成。漢族包含閩族與客系，原住民族則依其與漢族同化程度深淺被劃分為兩個集團；二、在台日人。戰後台灣對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認識與研究，至今為止幾乎等同於「內地」日本人的認知，不僅一元化，也均質化了在台日人。事實上，在台日人不僅依來台時期與移居目的產生差異，依其職種性別，在日本人共同體及當時殖民地台灣社會整體的位階也各自不同。此外，灣生以及隨日台通婚誕生的「混血兒」，更是獨立於台人與在台日人族群之外的「新族群」。殖民地台灣的文學與文化也依此複雜的族群結構產生更繁複同時重層交錯的現象。

 

　　台灣島內人口結構與族群在日本統治時期發生上述變化後，伴隨宗主國與殖民地台灣人流與物流在帝國版圖乃至東亞區域當中往返遷移時，到底產生什麼樣接觸、衝突與流變現象呢？1895年日清戰爭之後，日本出兵接收台灣這塊新領土時，遭遇始料未及的激烈抵抗，歷時半年才勉強底定。至今為止，這場乙未戰役由台灣歷史觀點敘述居多，但參與1895年乙未戰役的日人集團組織內情，以及參戰的日人集團對之後渡台的在台日人發生什麼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並未有深入探討。日本領台後，隨著版圖擴張，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定位如何展現，以及面對挾現代化優勢君臨台灣的「統治者」（他者）時，台灣知識分子對「福爾摩沙」主體性如何想像，以及在東亞如何尋求連帶與「反殖民」共鬥的可能性，也是本書另一個問題意識。經過近四十年的統治後，台人與日人在帝國版圖的流動交錯，產生易地而居的現象，也催生「易／異地書寫」的文學創作，台、日作家眼中到底映照出什麼樣的「易／異地」（outlandish）風景？本書的書寫動機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依日本領台開始的1895年開始到1960年代的時間線開展，從「福爾摩沙與日本敗者」（第一部）、「往返台日的戲劇運動與思潮」（第二部）、「易地而居到易／異地書寫」（第三部）三個主軸進行探討，釐清日治時期台日二地交錯流動的文學、戲劇現象如何浮現上述問題，進而建構有別於過去將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台灣以絕對的上下關係框架呈現之文學與文化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