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最近讀到一篇「很厲害」的文學評論。那是法國傳記作家米歇爾・萊里斯（Michel Leris, 1901-1990）寫的〈論作為鬥牛術的文學〉。此文為1939年他的自傳作品《遊戲規則》的序文。我說它厲害，是基於兩個原因。我理想的文學評論是應該這樣的，在嚴肅的辯證中帶有濃郁生活況味的述說。萊里斯在詮釋了一個被炮彈催毀的城市與詩人內在的苦痛後，接著作出如此的書寫：「儘管多雨時節，明亮而美好的陽光仍不時照在幸存的房屋和廢墟上……作為觀者的我，在雨淋不到的地方觀看，並聲稱擁有免於羞恥欣賞此半毀風景的權利，把它當作一幅不錯的畫。」（潘赫譯）其次，內容論述的有關文學的作用時，所提出的論述極其驚嚇剴切：「我並不自甘於我只做文學家，由於時刻面對危險，鬥牛士有可能自我超越，並在遭遇最嚴重威脅時，使出渾身解數：這正是我最迷戀，並想成為的。」且看還要厲害的（太長我作出刪節，但不影響原意）：
如果寫作領域內發生的事，只停留在美學的，它們不是毫無價值？如果在寫作中不存在鬥牛中鋒利牛角的對應物，那麼寫作就只能是芭蕾舞鞋的空洞華麗（只有牛角——因其所暗藏的真實威脅——才賦予鬥牛術以人性的真實）
地誌詩的寫作，當然也應該找到那「牛角的對應物」。這也是我一貫主張的詩在風物之外，也即是詩始於風物，而終於其餘。因為這才是文學的價值所在。否則一堆文字不如一幅「風景照」。台灣學者龔鵬程在〈點石成金的圖像修辭學〉中說：「與圖象訊息相比，語言訊息具有錨定功能（ancrage）。因為所有圖象都是多義的。在圖象的能指後面，隱含著一條所指浮動鏈，讀者可以從中選擇某些所指而忽略其他。」眼前的景物便即是一幅「圖象」，詩人如何在這無限的時間與空間的「所指」裡找到那「牛角的對應物」，便即地誌詩作為文學的存在理由。我以此準則重讀詩集裡的所有作品，有牛角的對應物約佔八成，而這個對應物往往是：神祕莫測的生命或無法言詮的愛。而兩者都是殘忍的存在。
法國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圖象修辭學》中說：「（修辭）為一項技術，一門隱含在詞之古意中的藝術，專門的說服藝術。」（轉引自龔鵬程文章）乃知詩歌修辭的最高點為：足以說服藝術，而非耿介於達意。我國北魏晚期有一本地理書《水經注》，凡四十卷。作者是酈道元。此書記載了約一千多條河流及有關的歷史遺跡、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本應是一本枯燥的地理書，卻因其文辭優美，成就了一本偉大的文學著作。《魏書》如此評論其人其書：「道元好學，歷覽奇書」「詞組隻字，妙絕古今」。如卷三十記載淮水，首段約500字便引文達11處之多。而當中有的片段，就如同一篇散文詩：
於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頽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於淮。
古人之不余欺也。可知地誌詩所重者，一為尋出牛角之「對應物」，一為具有說服藝術之「修辭」。前者非眼下所見之山水，後者非僅止於語文上求準之技法。
詩集名《步出夏門行》，是借用我國東漢建安時期（公元196-220）——一個文學輝煌時期——的詩人曹孟德的詩作。孟德這首詩是組詩，包含〈艷〉〈觀滄海〉〈冬十月〉〈土不同〉〈龜雖壽〉五首。「夏門」是當時洛陽城的北面西邊的城門。五首詩末的「幸其至哉，歌以詠志」是譜樂時所加上的，並非詩的原意。從一個宏觀的角度看，都可以歸屬於「地誌詩」。其中〈觀滄海〉的「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八個字包含了高山大海，寫出了大氣派來。這些詩都別具懷抱。當年孟德的夏門，現在換作航空港與高鐵站。時代不同，江山有異，然詩人的情懷始終未變。借用前人名篇作書名，這是繼詩集《荷塘月色》後的第二本。傳統給予我們當代的繼承者，實在太多。
本詩集於某年申請「周夢蝶詩歌獎」時，曾取名為《嘉義分行》。此名既是銀行支行之「喻」（見〈歲時記〉），也可是白話分行詩之「賦」。然無論何名，詩集的作品，均以南臺灣的嘉義與高雄「雙城」為書寫客體。成就了一本完完全全的「地誌詩集」。詩集不同於旅遊工具書或地理科普書，文字發出去的矢，有可能抵達閱讀者的「幽暗之地」，有時甚至喚醒了閱讀者自己所不知的「幽暗之地」。當你心裡擁有這些詩歌的碎片，春日倘佯於阿里山之林木，秋季徘徊於西子灣之海堤。那時你眼下的景色，因為滲有一種微妙的「詩分子」。它結合了你自身的經歷。綠色已成專屬於你的綠，晚霞專為你而剎那璀璨。風物，都有了別樣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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