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後：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二版）

導言：清代中期與世情小說
 
一、清代中期：嘉慶與道光朝
 
本書討論清代中期的世情小說，有必要說明關於清史分期、乃至於清代小說史分期的立場。
 
許多清史研究的前輩學人，都曾對清史分期提出過看法。鄭天挺《清史簡述》把清史分成前期、中期、後期：前期(1644-1723年)係從清兵入關到攤丁入畝；中期(1723-1840年)是從攤丁入畝到鴉片戰爭，並且凸出最具指標性的白蓮教之亂(1796年)；後期(1840-1911年)則是鴉片戰爭到清朝滅亡。翦伯贊《中國史綱要》則把清史分成四期：統一時期(1644-1683年)係指清兵入關至統一臺灣；鼎盛時期(1684-1795年)是由康熙統一全國至乾隆讓位；由盛轉衰時期(1796-1840年)則指白蓮教起義至鴉片戰爭；最後則是鴉片戰爭以後。兩位學者最大的共同點有二。一是把白蓮教起義的1796年，也就是嘉慶元年，視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後人即便把清史分期做得更細，也普遍標舉1796年是清朝的中衰時期。二是主張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界，將清史分成前、後兩期——前期為清朝發展的鼎盛時期、但也是中國古代史的尾聲，後期為清朝衰落進而滅亡時期、但另屬於中國近代史的範疇。後者這個傾向，可以在各式中國通史的編纂看出，包括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歷史》等等，大抵都只寫到鴉片戰爭；其他如鄭天挺掛名主編、由中國大陸官方召集學者編纂的《清史》，一樣也只寫到鴉片戰爭。在古代史、現代史以外另闢「近代史」，是中國大陸學者習慣性的思考，不過近來已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因為社會歷史的分期以鴉片戰爭為分界線，這就割斷了清史，造成乾嘉、道咸史之間不能通貫研究及清代通史的割裂」。
 
政治史、社會史的分期是否適合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固然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不過在實際操作上，大部分文學研究者很難不向既有的歷史分期慣性靠攏。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大陸歷史學者建構出「近代」的概念，文學研究者也發展出「近代文學」的概念。舉例來講，早年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還只是在清代文學中特別強調鴉片戰爭的意義和影響，近年如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根本以鴉片戰爭將清代文學裂成兩塊。按政治視角決定文學史的分期，更大的問題可能在於，無法一體適用於清代這種眾體齊備的朝代，蔣寅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