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如荒野般狂野的男人
多年來,道格.湯普金斯(Doug Tompkins)一直是我景仰的人物。他化不可能為可能:在攀登到美國企業的巔峰後,就突然收手,開始運用他的財富來拯救大自然。我欽佩他為天然森林、草原、河流和溼地所做的各種努力,也曾拜訪過他在南美洲創設的多座了不起的國家公園。因此當我們的烏拉圭友人拉法打電話告訴我,湯普金斯已經在二○一五年十二月的一場泛舟意外中喪生時,我頓時懊惱不已,覺得自己真是個白痴:之前為什麼不多花一點時間多和他相處呢?在他活著的最後十年間,我為什麼只訪問他六、七次呢?
我之所以要撰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想捕捉他這一生的精髓。同時,我也自認有能力勝任這項挑戰。打從年少時起,我就熱愛戶外活動,曾經在新罕布夏州嘗試抱石活動,也曾在麻薩諸塞州探索沼澤。我和湯普金斯一樣,熱愛高山滑雪,也喜歡挑戰速度的極限,並測試自己的操控能力。湯普金斯早年曾前往舊金山發展,一九八九年時則遷居智利南部。我的人生道路也有著類似的轉折。一九八九年時,我從舊金山飛到智利南部,在那裡騎著登山腳踏車四處探索。此外,我也像湯普金斯一樣,前半生在美國度過,後半輩子則在南美州生活。
當我詢問湯普金斯的太太克莉絲(Kris Tompkins)是否同意我撰寫一本有關他的書籍時,我知道她肯定不會拒絕,而她果然也告訴我:「你不需要我的同意。想寫就去寫吧!」克莉絲說得沒錯,我確實不需要她的同意,但我想寫的並不是一本尋常的傳記。我的目標是要探索像湯普金斯這樣一位非凡人物的內心世界。我曾經擔任《衛報》(The Guardian)的記者長達十九年,期間曾經多次採訪湯普金斯,因此我很清楚他的好友們都不願意談論他的隱私,而現在克莉絲也拒絕了。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寫這本書。八個月後,我再度詢問克莉絲是否願意和我合作,但再次遭到拒絕。她說她太忙了。
後來,我又試了一次。我問她:如果她沒有時間和我合作,那我們可不可以各寫各的,齊頭並進?我們可以分享彼此所寫的內容、我們所記得的一些過往,以及她丈夫過世後所發生的種種。至此,我們終於達成了共識。兩年後,我們就開始以一種令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合作,我也因此得以和克莉絲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的面對面訪談。
那段期間,我們互通電話和電子郵件。她不僅在智利的查卡布科山谷(Valle Chacabuco)和普馬林公園(Pumalín Park)接受我的採訪,和我聊了許久,也曾在阿根廷的索科羅(Rincon del Socorro)生態旅宿和我見面。當這本書接近完成時,她還撥冗在她的加州寓所中和我通了幾次視訊電話。她向我出示湯普金斯寫給她的情書、私人的電郵和照片,並講述他們一起生活時所發生的許多事。此外,她還描述了他對生態保育的熱情,並告訴我他這一生的種種軼事。
就這樣,我花了將近四年的時間探索湯普金斯的世界。當我拜訪他所創立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公園時,曾經撥出一個下午的時間在其中的查卡布科山谷漫步。雖然我知道附近有美洲獅出沒,但心裡不僅不害怕,反而深感振奮與嚮往,再次意識到人類也是大自然食物鏈的一環。
我造訪湯普金斯在阿根廷所創立的國家公園時,曾聽到高高的樹上傳來一群吼猴的叫聲。之後,我那七歲的女兒阿琪拉便開始模仿牠們的聲音。吼猴們聽到後便從樹上跑了下來,想知道這隻奇怪的小猴子(阿琪拉的身形大小和牠們差不多)究竟是何方神聖。有好幾分鐘的時間,牠們一直面面相覷,並且互相呼叫。當阿琪拉繼續模仿牠們的聲音時,牠們便開始興奮地交談著,彷彿正在討論這個陌生的聲音究竟在說什麼。在場的人都感受到了他們之間的連結、溝通與交流。這趟採訪之旅,我之所以帶著我的孩子同行,就是希望他們能在湯普金斯所保存的荒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讓他們也跟著被「野化」。從這次阿琪拉和吼猴邂逅的經驗來看,這樣的事情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本書所探索的是一個男人對高山、森林與河流的愛戀。湯普金斯本身就像荒野一般野性十足。他爭強好勝、精力超級旺盛,而且就像他那位經常在宴會中與他辯論的朋友兼鄰居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一樣,有著種種缺點。他雖鼓吹環保,卻開著紅色的法拉利跑車;雖然貴為富豪,卻寧可睡在朋友家的沙發上;雖然講究細節,但卻鮮少注意到就在他面前的兩個女兒。他頑固、傲慢、好辯,拒絕妥協。
對湯普金斯而言,這個世界非黑即綠:你如果不是禍患,就是種苗。他從不擔心別人怎麼看待他。當媒體對他大肆抨擊時,他只是一笑置之。他告訴住在他附近的一位年輕企業家湯馬思.金伯(Thomas Kimber):「那些事情一點都不重要。五十年後他們會為我塑造雕像。」
一如他在開車和划皮艇時一般,他一旦做了什麼事,便鮮少回頭。儘管他並非完人,我還是對他深感興趣。這個喜愛攀岩的男人在他四十九歲、身處資本主義巔峰之際,居然環視四周,深切省思,然後告訴自己:「這不是我要攀登的那座山。
」為了了解這個複雜的男人,我做了大約一百六十五次訪談,對象包括他的七年級同學史東.厄曼朝特(Stone Ermentrout)乃至他終身的好友伊馮.喬伊納德(Yvon Chouinard)。此外,我還訪問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蘇西(Susie)、他的兩個女兒以及數十名喜愛他的員工,外加六、七個討厭他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過世之前,他的許多對手都成了他的盟友。那些以為他誇大地球的危機、不了解他為什麼宣稱物種滅絕乃是「所有危機之母」的人,後來都逐漸明白他說的並非末日電影的劇情,而是人類即將面對的未來。
此刻正是地球最需要保護的時節。世界各地的環境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森林大火、地球暖化和物種滅絕等噩耗紛至沓來。湯普金斯之所以如此努力,為的就是要減緩這類損失和破壞。他每每引用他的老師阿恩.內斯(Arne Næss)的話,說他個人「對二十一世紀頗為悲觀,對二十二世紀則感到樂觀」。也就是說,他雖然憂心人類的行為,但仍相信地球可以復原。
在全球各地紛紛因新冠疫情而封城的這段期間,許多住在城市和郊區的人開始意識到這個世界上仍有野生動物存在。美洲獅開始出現在一些寂靜的市中心區,少了遊客的海灘上可以看到已經孵化的烏龜蛋,那些突然變得空無一人的海岸邊也開始有海豚出沒。這都是數十年來前所未見的現象。由此可見,只要我們能讓大自然休養生息一段時間,它確實是可以復原的。湯普金斯曾經引用自然主義作家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的說法:「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才能改變現狀。」艾比不認同「經濟成長是經濟健康的指標」這類的說法。他指出:「為了成長而成長乃是癌症細胞的思維。」
湯普金斯認為,要讓我們的環境保持健康,關鍵不在於成長,而在於穩定。他體認到:地球的資源有限,我們取用一分,就必須回饋一分。在有生之年,我們必須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些。
我在撰寫湯普金斯的生平時,一直試著採用比較淺顯的文句,以便我那十一歲的女兒柔伊也能看懂。雖然她年紀還小,但我希望能讓她了解湯普金斯(我在撰寫這本書的四年當中,她經常聽到這個名字)留給後世的資產。我告訴她:湯普金斯認為人生最崇高的一個目標就是讓地球變得「更好一些」。她微笑著點點頭,然後問了一個讓我很難回答的問題:「為什麼只是更好一些?」
強納森.富蘭克林(Jonathan Franklin)寫於智利的蓬德羅伯斯鎮(Punta de Lob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