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抗命： 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

作者序

　　本人於1987年遷居香港——當時距離主權移交尚有十年——為的是擔任倫敦《觀察家報》（Observer）的東南亞記者。「我們不會寄望香港會有什麼大新聞。」我的上司如是説：「不過這是個很好的基地。」老實說，這份報紙對外派記者到香港這回事沒有太大期望。當時為了讓上司答應把我派往香港，本人不得不從全職改為兼職。亦因如此，我可以自由地為各色各樣的報刊和電台工作，如此的結果遠比以前想像的更有趣味。

　　自英國人來到香港，他們就不曾為此地寄予厚望。當大英帝國在1841年取得香港時，外相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就貶斥香港為「荒島」，判定此地「永遠無法成為商埠」，此說其後廣為人知。看衰這小島前途的，巴麥尊動爵不是第一位、也不會是最後一位。這片殖民地的成就，歸根究底有賴於「凡事皆可能」的信念。因為有着此等信念，香港得以成為如此活力澎湃的社會。

　　當國泰航空那架猶如龐然巨物的747客機，在九龍城的房子（如今大多被清拆掉）頂頭拐着那馳名的大急彎，對準啟德機場的跑道之時，我就被這股「凡事皆可能」的精神感染。任何人只要見識過這樣的着陸過程，都必會印象深刻。不過好事還在後頭：我很快就發現香港這個地方機會處處。

　　自我開始就業，就一直擔任記者的工作。我從沒想到如斯卑微的出身，竟然也有考慮創業的空間。與本地同業對談時，我總對他們多姿多彩的副業嘖嘖稱奇。當我還待在倫敦的時候，能夠有機會從商的記者朋友，都已經轉行主攻公共關係。這種約定俗成的行業區隔，在香港卻是聞所未聞：一邊採訪、一邊從商，絕非什麼令人希奇的事情。

　　亦因如此，我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就開始兼職廚具零售的生意。在此之後，本人也在食品工業創過幾次業。雖然本人欠缺技術才能，卻還是能乘着「科網革命」的熱潮開了間提供網絡內容的公司：這次經歷正好説明此地之進取精神。（當然這次創業，還得有賴技術遠比本人高超的合伙人。）就如當年的狂潮那般，這家公司也經歷過暴起暴跌的奇妙歷程。對於本人以及無數遷居香港的人來説，這地方是個生機蓬勃的領域。

　　幸運的是，這一連串在新聞領域以外的工作，使我能接觸到林林總總的人群、讓我能享有各式各樣的體驗：龜縮在傳媒界的小圈子，就不可能有這種額外的收穫。後來的發展，說明這些難能可貴的經歷，對瞭解真實的香港帶來莫大的幫助。不容諱言，報業才是本人的首要關懷。不過若果我當年待在倫敦，恐怕始終都無法能尋到香港賜予的各種機遇。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我當上新報章的創刊編輯、又有份創辦一份諷刺時事的雜誌、又在電視台兼任時事節目主持人。不論如何，我必須對香港感恩戴德。

　　即或如此，我本來只打算在香港待幾年就回去倫敦。但天安門大屠殺改變了一切。至少對我本人而言，這件慘案算是人生的分水嶺。

　　在1989年6月3至4日那個悲愴的黑夜之前，中國大陸爆發連續好幾個星期的抗爭。本人目睹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焚膏繼晷，為的是要支援國界另一邊的同道。那時的氣氛雖然緊張，但社會心態大體上仍然樂觀。這時候民眾仍然敢於想像，期望中國會有機會轉型為民主社會：此時距離中國接收香港，尚有不過八年的光景。

　　戰車正開往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消息，在那個深夜開始傳播開來。那時英國廣播公司拜託本人接觸本地的民主運動領袖，看看他們會有什麼回應。我打出的電話，全都因為線路繁忙而無法接通。經過一番努力，我終於收到風聲，知道他們正在籌劃一場集會。本人被告知這場集會可能會有數以十萬計的民眾參加，他們會從市中心一路遊行到維多利亞公園：這座香港島上最大的公園，自此就成為歷次抗爭的爆發點。我把部分的消息上傳，卻決定略去對集會人數評估：畢竟數目偏高，高得有點不切實際。

　　此刻仍為英國領土的香港，是唯一一個能舉辦這類集會的「中國」地方。主權移交的協定，承諾集會自由等各種權利，將維持五十年不變—不過無人知曉中英兩國這份協定，將來是否能按字面實行。如此無以名狀的未來，解釋了香港在6月4日發生的事情。那天是屠殺過後的第一天。

　　在破曉之時，香港的電台都取消了慣常的節目，改為報導和評論前夜的腥風血雨。在我住的這棟大樓，居民都瑟縮在一樓的大堂，觀看保全的電視機。他們家裡都有自己的電視機，卻不約而同想結伴見證如此的時刻。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鄰居絕對不算是特例。當不敢想像的慘事發生在國界的另一邊，大家都需要有人陪伴。

　　此後我啟程前往愛丁堡廣場——好一個帝國主義的地名。那正是將要舉行集會的地方。我發現身邊的人群，幾乎都是要去同一個目的地。參與集會的民眾，在蜂湧而出後還是蜂湧而出，維多利亞公園顯然也無法容納這麼多的人。跑馬地的大馬場，也因此得向民眾敞開大門。香港民主運動的領袖，以至大部分的本地演藝明星，都雲集在那怱忙搭建的舞台上。他們一起合唱《為自由》：這首新譜的歌曲，乃這場民主運動的粵語主題曲。在這個重大的時刻，香港的文化和抗爭瞬間水乳交融。

　　當日實際參加遊行的人數難以證實，但坊間普遍相信當日有至少一百萬人上街——這是個破天荒的數目，此後要到2019年才被超越。當日人頭湧湧，大家都飽受烈日和濕度的煎熬。可是眾人保持着耐性，秩序井然。群眾們都異常自制，毋須動用警力維持秩序。

　　這天我體會到過往老掉牙的香港印象，根本未有反映現實。這些印象認定香港人只關心金錢和生意，無暇理解民主與自由這類抽象概念；他們沒有老派權貴的指導，就無法有條理地辦事。這些林林總總的謬論，在天安門屠殺後不攻自破，並於隨後幾年被完全否定。

　　在此之前，本人曾經忙於報導菲律賓和緬甸的抗爭。那時候的事態，看起來都不似會帶來任何改變。可是到了今天，更引人入勝的事情快要在我家門前掀開序幕。

　　也許這次只是可一不可再的偶發事件？當時沒有人能説得清，但事實証明這次抗爭絕非單次的偶然。6月4日的集會，乃香港大規模抗爭的演化里程碑：這一場集會，有別於過往那些零散的示威行動，其群眾基礎亦遠比昔日的社會運動廣泛。原來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是會激發大批香港人奮起捍衛家邦：在1989年的時空，這意味著要去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當中國對香港的統治，成為日益顯明的現實，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熱情就冷卻下來：中國昔日承諾過的自由，此刻已是岌岌可危，捍衛此等應有的自由，也成為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

　　不論是與日俱增的恐懼氣氛、還是拒絕不戰而降的志氣，都逐漸刻劃在我的意識之中。在1989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之際，能身處香港經歷這不安卻動人的時刻，則把我對此地矇矓的印象，轉化成清晰的使命。這使我捨棄一切離開香港的念頭。如今既有機會見證歷史的誕生，那為何還要離去？

　　在帝國的年代，中國歷史往往會不斷重覆。事實上中國的歷史，充滿沉悶乏味的循環，每年都是翌年不祥的預兆。香港在2019年6月再次發動起義之時，也正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鐵腕鎮壓八九民運的三十週年。香港在2019至2020年的抗爭，也演變為北京政權自1989年以來，所遇到最強烈的抵抗。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觀望香港人的義舉會否遭遇同等的暴戾。

　　英國在1997年把香港轉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年後本人撰寫了一本題為《香港新貴現形記》的書。有評論人認為此書的標題，對香港前景的判斷過於悲觀。他們堅持中國在取得香港主權後，不可能真的模仿昔日殖民者的作風。後來的事態發展，說明中國共產黨並不滿足於保存英式管治最惡劣的元素。他們想要的是恭敬臣服的藩屬——就如昔日統治中國的帝皇那般。

　　在主權移交後的第三個十年，這個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領域，其街頭充斥着催淚瓦斯、水炮車的水柱、以及胡椒噴霧。直到2020年的夏天，《國家安全法》被強加諸於香港，衝擊此地一切的公民自由權利。

　　然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2019年末，中國大陸開始傳來噩耗：有一種致命的病毒正在不斷擴散。到2020年1月，這款病毒顯然將會侵襲香港。這挑起了17年前SARS疫潮的慘痛回憶。那場瘟疫於2003年1月爆發。當時有一位超級傳播者，在鄰近香港的廣州入院求醫，卻令為數不少的醫護人員遭受感染。疫潮於一個月後擴散到香港，最終奪去299條性命。這次大爆發的回憶，已嵌入為香港意識的一部分。這說明何以香港在2020年面對更致命的冠狀病毒時，死於疫病的病患卻遠比上次疫情為少。

　　與COVID-19的角力尚未開始，香港早就深陷另一個戰場：那就是爭取自由的鬥爭。數以百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呼喊對自由的渴望、捍衛香港的自治權。他們勇武抵抗世上最強的威權，一邊喊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一邊邁步前進。示威者的訴求，經常會被指為「不夠務實」。有些人即使同情運動，仍會暗自嗟嘆，認為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既是危險、亦會徒勞：這個前科累累的政權，就是會用槍桿子回應抵抗。

　　這個政黨對付異議的作風野蠻暴戾，早於1989年表露無遺。無數敢言的青年男女，在政權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淪為被踐踏的屍體。如今恐懼的氣氛侵蝕香港，使受創的心憂慮歷史悲劇即將重演。筆者於2020年末開始動筆時，若說香港上空籠罩着暗黑的烏雲，這樣的描述絕非浮誇。居於香港數十年，我從未目睹過如此的不安與恐懼。有位敬業的朋友鉅細無遺地採訪抗爭、為此寫過好幾篇報導。其後當她在家中聽到警車鳴笛的聲音，都會害怕警察是要過來上門拘捕。幸而虛驚過後，她仍能留在居所陪伴家人。可是有更多的人，卻被迫於清晨離開睡床，其後被押解上警車。我那位朋友顯然絕非過慮：自2020年起，被拘捕的人數與日俱增，當中也開始有記者的身影。

　　在餘下的篇章，請容我毫不掩飾地一抒已見。本人對中國仍有期盼、對香港則有委身之志。香港對本人的恩賜，實在數之不盡。我衷心希望香港能以某種形式存活下去，縱然來勢洶洶的噩運，似要扼殺任何樂觀的盼望。

　　不少躊躇滿志的人來到香港，就會發現他們待得愈久，就愈能代入香港社會積極向上的精神。他們起初只想當個過客，卻很快就把視此地為安身立命之所。這樣的轉變，也伴隨着委身服事的強大心志。

　　香港過往曾是各方難民棲身之地。此地機遇處處，也是平靜的安樂窩。就如資深記者曾紀凡的名言所云，香港是「在過往差不多一個世紀，是中國史上唯一能實現此等理想的中國人社會：在這裡沒有一個人，需要擔心夜半會傳來敲門聲。」

　　英國殖民主義即便一無是處，它終究還是實現了這樣的理想。殖民主義當然也展現過最惡劣的英式種族歧視，也滋生了社會的不平等。這種制度要求住民對遙遠的宗主國，以近乎嘲諷的方式表達敬意：這些禮儀，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乃毫無意義。不過這個殖民地的民眾，在英國人幾乎察覺不到的情況下，確立其獨特的身份認同—這絕對不是出於英國人的規劃。他們日益深愛這片土地：雖則那顯然是中國的地方，卻同樣也是異乎中國。我們若理解這種身份認同，就能明白引發2019年起義的基本因素。

　　大部分抗爭運動的成敗，都不會取決於單一的個別事件。抗爭運動乃是一個過程——其終局雖往往令人驚心動魄，但在此以前的過程盡是曲折離奇、滿是高低起跌，事態的發展也是無可預料。香港的起義，自然也是一個過程。這本書會嘗試理解這個過程，說明起義的成因，並描述當中的各種事情。

　　不過這場社會運動以外，也發生了一些更為舉足輕重的事。我得承認在本人開始書寫之時，還是見樹不見林，對此尚未察覺。後來的事態發展，清楚顯明香港的局勢，足以左右中國專制政體的存續。當抗爭與2020年的冠狀病毒危機同步發生，共產黨要面對的挑戰也日益嚴重。香港雖籠罩在恐懼之下，北京卻同樣也是坐立難安。這個政權一直以為自己無懼這種挑戰，但小小的香港卻在世人仰望下，成為無數人眼中的自由燈塔。

　　對於一黨專政的中國而言，這無異於存有的危機。促成威權沒落的事件，往往源自邊陲而非中央。要確定能真正終結威權的，究竟是那一件事情，最終也只能見諸後見之明。也就是說，現時我們對終局就只是茫然不知。言之鑿鑿斷言香港結局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騙子。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提示，容我於其後娓娓道來。

　　這本書會用大部分的篇幅，仔細探究香港的起義如何開始、如何演變、隨後又對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瞭解這樣的事態發展，就能掌握世情的關鍵：在2021年看起來堅不可摧的中國威權，實情只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那些堅持香港抗爭預後不佳的論者，也許未曾聽過本人一位朋友的忠告。「千萬不要看扁香港人，他們從來不會令你失望。」這位朋友後來當上立法會議員。

　　不論如何，我們只要回顧過書中列中的歷次事件，就無法不去敬佩香港人無比的決斷、勇氣和創意。比較冷靜的觀察者，此時會補上一句「不論前景會是如何」——但我得承認自己從來都不是客觀抽離。我熱愛香港，更愛數以百計和我傾談過的香港人。若非他們的緣故，這本著作就不可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