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蟬與蟬蛻──重讀林懷民的《蟬》
王德威
「明年,如果我們明年再來,還會有蟬嗎?」
「當然有,可是那是另一批新蟬。」
林懷民的中篇小說《蟬》接近尾聲,兩位主人翁陶之青與莊世桓這樣的對話著。那個夏天兩個年青人和他們的朋友一起渡過了一段狂放的日子。留洋還是入伍,愛情還學位,這些當務之急暫且放在一邊。他們群集在明星和野人,喧嘩議論,狂歌縱飲甚至嗑藥,這是披頭四與Joan Baez的盛世,台北摩登的起點。一切躁動不安,沒來由的興奮卻總掩不住一種莫名的感傷。然而就在故事中點,當這群慘綠男女在西門町夜市逛蕩,突然聽到一聲蟬鳴。「遼遠而切近,陌生而熟悉,那麼纖弱,又那麼清晰。」青年莊世桓一陣冷顫,同時又被「一份從未有過的欣奮與幸福之感淹沒了。」
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蟬》寫於一九六九年,宛如為六○年代台北的青春文化作一總結,時移事往,當年的陶之青、莊世桓於今安在?寫完了《蟬》後,林懷民自己不久也退伍出國,開始人生另一段路程。他曾因〈蟬〉〈穿紅襯衫的男孩〉等作,一鳴驚人,但不過幾年,他卻要改弦易轍,另尋藝術生命的寄託。多年後,他以資深舞者的身份重看少作,竟有了「前世煙塵」之感。
這,大概是我們重新體會新版《蟬》的方法之一吧。昨日的蟬,今天的蟬蛻。林懷民回顧來時的文學之路,必有不能己於言者的感慨。年少的輕狂、憂疑、憧憬與徬徨,好像曾經寫不盡、說不完。驀然回首,他卻畢竟看出其中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沒有名目的鬥爭。」他於是能以一種有情卻擔待的眼光,邀請我們一起回顧一個世代的風格,一種寫作的特徵。
青春與死亡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題目,在林懷民的作品中不斷糾纏出現,形成揮之不去的盅惑。〈虹外虹〉裏那個嗜讀海明威的青年,一個下午的碧潭游泳可以演練成一場生死好戲;〈逝者〉裏的哲生因親人與誘惑也惟有在死亡陰影下,才更顯得可觀吧?面對室友的禁色之愛,〈蟬〉裡的莊世桓反應曖昧:「管他去死」。而誰又能比〈穿紅襯衫的男孩〉裡,那熱愛機車、也因此付出生命代價的男孩,更體現了林懷民筆下世代的精神圖像?「一個人總要屬於自己的東西,自己的顏色。」男孩生前如是說。
林懷民的文筆流暢,意象精煉,一下筆就有老手氣派。但嚴格來說,他的作品不多,擱筆又早,因此不免留下可以瑑磨的痕跡。他的敘事者都是個年輕易感,猶缺世故的大男孩;他所要講的故事,也多半與(遲來的)青春啟蒙有關。前述的〈虹外虹〉與〈逝者〉因為有意納入過多事件或理念,故而顯得侷促。相形之下,〈蟬〉正因有了足以揮灑的篇幅,才好讓故事的淚情與感傷渲染開來。至於成於愛荷華寫作班的〈辭鄉〉,如林自述,寫得已「有點學院氣」了。林懷民的青春物語至此戛然而止,可以理解。
蟬的世界,青春的世界,短促的劫毀,幽長的迴聲。然而即在彼時,林懷民已經不止於寫蟬鳴,也寫蟬鳴之餘的種種。〈虹外虹〉裏的青年儘管歷經自以為是的生死試鍊,他必須了解世界未嘗因此稍息,「太陽依舊升起」。〈逝者〉中的哲生前一天還參不破生離死別,第二天起來又要穿衣吃飯了。死亡並不能戰勝青春,但生命本身的物質性卻銷磨了青春所含納的衝動與銳氣。當年的林懷民顯然察覺了這一威脅,但或許正因為年輕,己足以讓我們觸目驚心。我指的不是小說結尾部份,在其中林交待各個角色那個夏天之後的下場。從狂放歸於平淡(出國後,陶之青居然洗盡鉛華,學著唱平劇了!),這是刻意的對比安排,早可料見。但我更有興趣的是小說中段,野人咖啡館狂歡的一幕。咖啡館裡煙霧彌漫,人聲嘈雜。莊世桓心有旁騖,遊目四看,竟盯上一隻空的可樂瓶子,「身上爍著一方模糊的光,立得筆直,黑影覆在四週。他思緒紛亂,舊地又看見那若隱若現的瓶影:「那隻瓶子,突突然然由黑地裏躍出,不動聲色,拿那死魚眼珠般的光茫,冷冰冰地瞪著他……。」
這隻空的可樂瓶子,就那樣冷冰冰的「看著野人裡狂野的男男女女。相對於西門町蟬鳴所帶來的片刻啟悟,這隻空瓶子顯得毫無意義,但它枯寂的「死魚眼珠般」的反射光茫,卻照出了林懷民青春視野裡的洞,一種絕然沒有意義的意義。《蟬》在喧囂涕笑外所帶給我們的震撼,莫此為甚,而議者論台灣現代主義的物象表徵,從虛無到充滿,也不妨由是開始。
林懷民寫作《蟬》的時代是台灣現代主義由盛而衰的階段。王文興、陳映真、水晶、白先勇、施叔青等,多有佳作問世,而較年輕的李昂等正趕勢蹶起。與此同時,鄉土文學已然自成氣候,王禎和、黃春明等以不同筆觸,道使我們正視台灣斯土那邊文化革命,這邊文化復興;美國越戰、法國工運學潮……一股不安的氣勢,似乎一觸即發。而青年林懷民在這許多紛擾中,聽見了幽遠的卻也尖銳的蟬鳴。「纏纏綿綿迴繞心房。」就像小說中的男男女女,他有了莫名的感動,不能不提筆為文。那是林懷民的青春時期,也是台灣戰後的青春時期。有那麼多的不可能,可是也有那麼多的可能……。
三十多年後重看少作,林懷民可曾想到莊世桓與陶之青的那場對話?年復一年,蟬聲不輟,但隔年鳴唱的總是一批新蟬。功成身退,看著自己的文學蟬蛻,他應當是歡喜的吧?
若有似無,亦近亦遠。知了知了,好了好了我想到了《西遊記》末,唐三藏經過了八十一難,正待過凌雲渡,赫然河中漂來浮庭,欺身近看,原來竟是自己的前身。沒有了,〈穿紅襯衫的男孩〉,沒有了〈逝者〉、〈辭鄉〉。有的是〈焚松〉、〈水月〉、〈流浪者之歌〉。字跡漫漫,肉身老去,一切不可恃。彷彿之間,我們卻隱隱約約聽到蟬聲傳來。當年的蟬意,於是有了襌意。
自序
〈前世煙塵〉林懷民《蟬》印刻新版序
去年吧,也許是冬天,在捷運車上,有人向我問起莊士桓的事。
我記名字的能力很差,心想又忘了一個應該記得的人名,愕愕問他:「莊先生現在在那裡工作?」
問話的讀者笑彎了腰。
人在江湖,雲門的雜務不斷,跑的碼頭也多,坐下來發呆憶想的時間很少。寫作的歲月,竟像前世煙塵地忘懷了。
在《蟬》這冊小書裡,〈紅襯衫的男孩〉寫於大四畢業前;最後一篇〈辭鄉〉成於艾荷華小說作班,因此有點學院氣。其餘三篇則是預官十個月的產品。
我被分發到通訊指揮部。在新店,坐辦公桌,其實無事可辦。也許讀多了海明威,上班一週後,我上簽呈請調金門,立刻成為辦公室笑柄。主管說,林少尉,看你還是個大學畢業生,頭腦這麼不清楚。
壯志未酬,我就老老實實坐下來,寫小說。寫到瓶頸,不免溜到碧潭游泳,或搭下班的交通車,到西門町混一個晚上。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再寫。理由很簡單,沒有時間。我再也不曾擁有那樣漫長,無事,而且無聊的時光。
少年時提筆,往往出於不知拿自己怎麼辦的無聊。還未真正介入生活,只能把某些情緒,某些聽來的事情,一點點因為沒有切身經驗所導致的渴望與恐懼,誇張地寫下來。只是一些感覺。
《蟬》出版後,引起很多迴響,我有些吃驚。也許我碰觸到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某些苦悶吧。真正讓我訝異的是,三十多年來,總有人問我陶之青是誰;《蟬》曾改編為舞台劇和舞蹈,也有人想拍成電影,電視。青年導演鄭文堂竟然告訴我,他由宜蘭初上台北唸大學,頭一件事就是去拜訪《蟬》裡的人物去過的地方。這本小書曾有仙人掌和大地的版本。十多年來,常常有出版社希望再版。我始終覺得那是前世的作為,沒有太大的意義,甚至有點尷尬。
在商業文化蔚為主流的時代,詩人初安民以十五年的生命專注地主編《聯合文學》,為台灣保住最後一個文學雜誌,也培植了許多位新世代的作家。今年,安民離開聯文自創出版社,對我重提《蟬》的再版。因為感念,因為尊敬,我就鬆了口。答應了,心裡又反悔,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校對少年時的作品,往事忽忽由煙塵中閃現。我看到讀完《看海的日子》的自己坐在政大男宿木床上,掩面哭泣;在街頭抓住公共電話話筒,急促地跟朋友報告剛讀到的《永遠的尹雪艷》。
六十年代,陳映真,白先勇,黃春明,王禎和,王文興,像放煙火般,短短幾年內連續推出傳世的傑作。他們滋潤我,刺激我,鼓舞缺乏信心的我。我想藉這個機會向這幾位兄長輩的作家致意。除了王禎和早逝,他們都還在寫!王文興仍然每天寫三百字。每天。
我也要向葉石濤先生特別致謝。不管我寫得如何離經叛道,或荒腔走板,他始終不把我當小孩,總是以理解的眼光看待我,用他那自嘲式的幽默讓我知曉寂寞,甚至貧困,是作家的本份,而焦慮是突破前必須付出的代價。
如果沒有那段文學的歷程,沒有這些前輩的啟迪,我後來的舞蹈涯必然大為不同,也可能已經早早收攤。
不管是文學或舞蹈,創作應是生死以赴的志業,而不是邁向他種飛黃騰達的敲門磚吧。
我這樣期待自己,也以此和年輕創作者共勉。
二○○二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