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三股風潮與小讀書人
首先說明「小讀書人」這個詞的意思，以及為何用這個詞。士或士大夫有很多重的身分及角色，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會從政治或社會控制的視角來談士階層，或視之為特權階級，而以士紳或鄉紳稱之。但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卻不應過度放大這些政治身分或特權的重要性，至少不應以為士階層只有這幾個面向而已。所以在此處用小讀書人這個詞，正是希望儘量避免僅從士紳或地方精英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所謂的小讀書人，指的是地方上的一般士人，這類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級的功名，或是沒有功名的布衣處士，他們會有在地的聲名及影響力，但沒有跨地域的聲望，而在面對流行的思想或文化風潮時，他們無力位居要角，而且會隨風潮而擺盪，甚至當風潮交錯時，可能為此而徘徊彷徨不易抉擇。這些小讀書人或許不是歷史舞臺的主角，但這些人反而更貼近當時大多數人的處境，藉由觀察這些二三流小讀書人的活動，我們可更具體了解一般人的生活與世界觀。
「小讀書人」是我近幾年開始自覺使用的詞，但這本書所收錄的論文，則有數篇是更早以前寫作的文章。我曾猶豫是否要全面用小讀書人來取代士人這個詞，但發現有其難度，一方面一旦名詞更換，便須重新梳理上下文句的語氣或文句的脈絡，一方面也確實很難完全不用士人這個詞，所以最後決定不作改動，而僅在導論稍作說明。
我的前作，是從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談明中晚期陽明心學在江西的草根化運動，便與地方上的小讀書人有關。我注意到這些小讀書人在心學流風的影響下，除了參與講學以外，也進行包括田土丈量、賦役改革等工作，以實踐心學的萬物一體理想。從大儒到小讀書人，共同參與這些地方事務，這既是心學的具體實踐，也讓心學藉此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本書所收錄論文，是我在博士論文完成以後，繼續深入或發展的課題，這些論文涉及的時段跨越十六至十七世紀，也就是明中晚期，主要仍從思想史取徑，以我關心的陽明心學的發展及變動這個命題出發，並涉及文學復古運動與明末的制藝風潮，這三股運動或風潮如麻花捲般交纏一起。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先起，萬曆年間臻於極盛而漸走下坡，制藝風潮後起而凌駕並主導明末的風氣，人們所熟悉的江西豫章社、江南復社，都是制藝風潮下的產物及具代表性的社集。
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都不僅在精英士人圈流行，而且更廣及於中下層士人，甚至布衣、處士，也就是本書所說的小讀書人，對明中晚期的士人文化、城市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兩運動讓這些小讀書人在讀書的眼光，以及對詩古文辭的態度，都起了很大的轉變。
文學復古運動吸引小讀書人投入到詩古文辭的創作中，並且帶起蒐獵古籍的熱潮。復古派的詩古文辭主張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允許人們採取模擬的方式作詩古文辭，由於有具體的方式及標準，於是吸引一些小讀書人投入。這些小讀書人平日能夠寫點詩，但往往自覺上不了檯面而孤芳自賞，或即使詩作在友人間流傳也不敢以詩人自居，如今則勇於嘗試。另一方面，由於需要可供模擬的範本，於是帶起蒐羅與重刊古籍的風氣，隨著一些過去罕見或未見的古籍紛紛問世，讓過去所罕見罕聞或未知的知識重新被研習，在此刺激之下，不僅開拓了人們的知識與眼光，而且不再執著於高文典冊，甚至願意把過去視為方伎小道的知識用來解釋儒經―知識是有高低層級之分的，儒經最高而小說甚低，而當時便有人主張不僅子史集的書籍有益於對儒經的理解，甚至連農工醫卜小說之類的書也有閱讀的價值。
陽明心學則有兩條主線可觀察：一條線是從思想文化史談心性良知之說及其影響，研究者會把焦點放在王畿、王艮這些大儒，討論其良知說，生平作為，以及末流的流弊。無論是對大儒或其流弊的討論，都對良知說持正面肯定的看法，凸出其樂觀解放、讓人自我作主，甚至有赤手搏龍蛇，掀翻宇宙的力量。如熊十力《讀經示要》，在字裡行間可以讓人明顯感受到他對傳統學術的強烈信心及滿溢的生命力，驅策讀者必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熊十力以下，新儒家對此談論甚多，而且一代代堅持不變，從內聖開出外王，以及對內聖的生命力光輝的看法，亦影響當代學人甚深。持類似見解的雖以新儒家旗幟最鮮明，但不只有新儒家而已。這一代學人的主張有其時代背景因素，處在傳統遭遇外來挑戰，幾乎失去立足點的時代，而且外在的時局世事騷動不安，於是試圖在傳統學術中找到心性良知為堅固的立足點，據此得到自信與力量，以開創新局。
另一條線即注意陽明心學對庶民百姓的啟蒙，以及對基層鄉里社會的影響，由於涉及地方史、地方社會，讓小讀書人得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內。研究者注意到，儘管陽明心學沒有挑戰儒經的崇高地位，但因讓人依己之良知自作新解，鬆綁了對儒經的閱讀及解釋，也帶來知識的解放，這對小讀書人產生極大的影響。明初以來小讀書人治儒經，往往會從大儒的註解註疏入手，小讀書人對儒經未必沒有個人的見解，對大儒的註解註疏也未必沒有疑惑，但即使有見解，卻不以為有價值，對大儒的註解有疑問，卻未必敢說。陽明心學訴諸良知心性，及對個人見解的肯定，很可能鬆動大儒成說的權威，這讓小讀書人開始敢於陳述自我見解及疑惑。小讀書人所自提的新解，儘管是很個人的，只能夠在三五好友或小圈子間流傳，不像大儒的註解是公共公開而被人審視及閱讀，但在陽明心學鼎盛流行時，由於許多地方舉行講會，舉凡家會、族會、鄉會，以及一縣或跨縣的大會，於是讓小讀書人的見解可以在鄉里間的家會、族會發表自我見解並發揮影響力。
陽明心學除了藉由講學活動及畫像而廣泛流傳於地方社會以外，心學家的語錄或文章，如《傳習錄》、古本《大學》等小書，羅洪先的冬夏兩遊記，也對陽明心學的傳播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很多小讀書人連前往他地參加講學都有困難，或者是參加講會活動以後回鄉，卻孤立無友，所以必須另有傳揚心學的載體，而這些書籍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講學活動衰退以後，書籍仍持續刊刻流傳，尤其在明末制藝風潮興起後，陽明心學的書籍更普遍被人從制藝寫作的角度閱讀。陽明心學從某個角度來說，就是對儒經的解釋，古本《大學》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致良知說，除了從心性道德的角度來理解以外，其實也是一種對儒經的註解及解釋的原點。所以明末坊間流行的一些科舉用書，便不時援引心學論點以解經，如萬曆年間坊間有不少掛名湯賓尹的科舉用書，其中便有一些對儒經的註解是直接引用心學的說法。也因此，我們必須正視明末的制藝風潮，以及從陽明心學到制藝風潮兩者之間的關係，而且不能只談大儒，也必須看小讀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一個時代會有各種思潮或學風同時流行，多元競逐而眾聲喧譁。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同時競逐，一些傑出頂尖之士往往因某方面有卓越才華或成就而受到矚目，而且傾注其心力於其專才上，所以我們在黃宗羲《明儒學案》上所見的心學家，不少人是以講學為終身職志，而少涉入到其他領域。以王守仁為例，他早年參加李夢陽的詩社，但後來退出，而以心學另闢天地，從此與詩社絕緣。相對的，復古派的文人往往少談心學，亦少有人參與心學講會。但我們若把眼光從引領某個風潮的大人物轉向地方上、鄉里間的小讀書人，便會看到迥異的景象：小讀書人往往同時受到數個風潮的影響，在同時並存的各種風潮之間擺盪徘徊與彷徨，或陷入抉擇的困境，或試圖為不同風潮找到同時並行的可能性，他們的動態與實踐往往更為複雜而分歧。
（未完，詳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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