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相比於一個多世紀前的《世界大戰》，中國讀者對以「三體」之名走向世界的《地球往事三部曲》可能更熟悉。劉慈欣在小說中將宇宙比作「黑暗森林」：在生存的壓力下，每個文明都是神經緊繃的帶槍獵人，只要發現了其他文明，哪怕是一點線索，無論對方是天使還是魔鬼，最安全的做法只有開槍。
威爾斯在《世界大戰》的開篇有類似的猜想：環境惡化的火星不再適合居住，火星人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開始尋找新的家園，「不侵略，就滅亡，別無選擇」。在簡單地提及道德的話題後，小說很快轉入了完全私人的視角，開始回答這樣兩個問題——災難發生時，人類的家園（或者說英國的鄉村和城市）會變成什麼樣？人類會變成什麼樣？
一
《世界大戰》於一八九七年以連載的形式問世，講述了火星人入侵地球後，敘事者在逃亡路上的各種遭遇與見聞。
威爾斯早年修讀科學，十九世紀八○年代末開始嘗試科幻寫作（詳見本書作者大事年表）。到了《世界大戰》發表時，威爾斯已經出版了多部科幻作品。和其他作品一樣，《世界大戰》中也有許多科學理論的影子。這也是成就小說寫實風格的重要因素。
前面提到，威爾斯將火星人侵略地球的原因設定為環境惡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火星人的結局也彷彿是在佐證天擇的理論。另外，在解釋火星環境為何惡化的部分，作者也從「星雲說」出發，提出了氣候變遷的假說。
威爾斯不僅受過科學教育，而且會很積極地發表社會觀點。因此，《世界大戰》除了探討物種關係的變化，還花了不少筆墨來描寫火星人入侵帶來的社會變革。這一變革既有人類內部的，也有文明之間的。
作者借用豐富的細節，描繪了極為混亂的末世景象。這種混亂的本質，是人類社會內部的秩序變化。窮人和富人一起逃難，車站幾乎全面癱瘓，男人開始搶劫女人……原本怡然自得，甚至不易動搖的社會秩序，在一夜之間崩潰。
對文明關係的思考，貫穿著整部小說。一向以為自己代表著文明最高水準的人類，變成了任由火星人奴役的低等群體。作者藉炮兵的想像推演：如果火星人統治了地球，人類只能住在下水道裡，與野獸無異，而唯一的出路，是「傳承和增長知識」，製造出和火星人相當的武器。他還寫道：「在這場大戰中，人類……一定學到了憐憫，憐憫那些被我們主宰，受我們折磨的沒有智慧的生物。」
作者肯定了社會階級的高低是由文明發展的水準來決定的，而非與生俱來的基因。更有趣的是，炮兵認為小說、詩歌是「讀著玩的」，世人要多讀那些「有想法的科學書」。與其說作者對文明的定義有狹隘之處，不如說這是一種誇張而自嘲的幽默。
除了火星文明和人類文明，小說還有一個埋伏在暗處的角色，那就是微生物。微生物在情節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將小說命名為「The War of the Worlds」——這場戰爭不僅僅是兩顆星球的，更是不同世界的。人類肉眼無法觀察到的世界，並不代表它不存在，並不代表它不重要。
人類對天外文明的想像自古有之。在科幻小說的歷史上，《世界大戰》也並不是第一個涉足「火星」的作品。但之前的小說大多關於人類的火星之旅，或者將火星人描寫為與人類相似的生物。在英語世界中，《世界大戰》最早提出了火星文明，詳細描寫了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景象，因此成為這一文類的經典。
二
除了豐富的科學細節，構建這部小說寫實風格的另一個重要手段，便是敘事視角。透過獨特的敘事視角，小說講述的故事彷彿會發生在任何人（或者說英國人）身上。
小說使用了第一人稱，但敘事者沒有明確地介紹自己的身分，只提到自己「忙著寫幾篇關於文明進化過程中道德如何演變的論文」。不過，敘事者能夠結識天文學家，並且和他一起去天文臺觀測天體，或許可以推斷，他至少是一名在相關領域有所建樹的學者。小說中途有一次視角的轉換，主人公切換成了「我」的弟弟。他在倫敦讀醫，那幾天正好在上生物補習班。如此說來，兄弟兩人對於外星文明或外星生物，應該有多於常人的知識和心理準備。
但是，在小說的主要情節——「逃難」——之中，兩人的專業知識並沒有派上很大的用場。「我」對火星人的瞭解，只是為了補充知識或者是增強現實感偶爾出現。唯獨有跡可循的是「我」對火星人異於常人的好奇。
來自火星的飛行器剛降落時，「我」與普通民眾一樣，也到公地上去圍觀「隕石」；火星人爬出飛行器時，「我」也自認沒有膽量，只是躲在遠處偷看。害怕與好奇交織的心情，其實是很自然的。至於「我」因為害怕，而逃過一命，很難說是有知者有畏。送妻子去避難以後，「我」因為好奇而折返，甚至「有些興奮」，「希望他們被消滅的時候，自己在現場」，便是格外的興趣使然了。
不過，作者並沒有讓好奇再持續下去。「我」在目睹了可怕的火星生物之後，終於「蜷縮在樓梯腳，背靠牆壁，止不住地顫抖」。從這裡開始，推動情節的情緒完全變成了求生。「我」躲在水下的那一段遭遇，幾乎已經是本能的反應；到了躲進煤窖，再到在死城倫敦裡行走，驚悚和疲倦都走向了極致。「我」的大部分活動，都是在災難面前的被動選擇，或者說，「我」並沒有參與了與火星人的戰爭之中——假如人類和火星人的交火算得上戰爭的話。
如果說「我」是幸運的落單者，那麼從倫敦逃出來的弟弟，就和大多數難民一樣，只是「奔流成河的社會機體的一滴」。他的見聞，可能更加普適。逃難不忘帶上金銀細軟的人、為了喝口水打起來的人、鋌而走險回倫敦覓食的人，都是很能夠聯繫現實的細節。
寫實主義的設定大大拉近了讀者與角色的距離，讓讀者體會其他文明入侵時作為普通地球人的經歷。作者在小說中提到，火星人的主要目的可能並不是攻擊人類，而是占領地球。但殘酷的毀滅依然展現在了讀者的面前：
被人類趕盡殺絕的，不僅有歐洲野牛和渡渡鳥，還有族內同胞。歐洲殖民者曾對同為人類的塔斯馬尼亞人實行種族圍剿，在短短五十年間將整個民族從地球上抹去。假如火星人抱著同樣的信念侵略地球，我們有資格打著仁慈的旗號去批評他們嗎?
三
一九五三年，根據《世界大戰》小說改編的電影在美國上映。有趣的是，電影中的男主角成了自信樂觀的科學家。雖然情節大抵相似，電影的主題卻悄悄改變了，是對小說的另一種演繹。從電影反觀小說，能發現許多有趣的地方。
「隕石」降臨時，男主角就作出了諸多科學解釋。火星人發起攻擊時，他駕駛飛機，帶領女主角逃出生天。當兩人被困在鄉間小屋中，女主角的情緒幾乎失控，他安慰道：「別擔心，只要它們是肉身凡胎，就一定有弱點。我們一定能找到辦法阻止它們。」火星人機器的觸手探進煤窖，敘事者屏住呼吸絕望地祈禱，是小說中最驚悚的場景之一。而在一九五三年的電影中，當面臨火星人的電眼時，男主角依舊不忘科學觀察，甚至英勇地砍斷了已經碰到了女主角肩膀的火星人的觸手。可以看出，書中「人類」的代表，在電影中變成了「科學」的化身。電影想要探討的，不再是一個文明被另一個文明入侵的感受，而是「科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這樣的自信，在電影中並非男主角獨有。面臨殘暴的火星人，人類的應對措施，或者說迎戰之積極，是小說中看不見的。在一般的軍事打擊節節敗退後，軍方自信地認為，原子彈是拯救人類的最後法寶。電影應該無意鼓吹科學，畢竟火星人在遭到原子彈轟炸後依然毫髮無損。
小說對科學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從開篇起，作者就提到火星人的智慧與科技遠超人類；炮兵提出的臥薪嘗膽之法，也是追趕火星人的知識水準。但科技的發達一定能帶來絕對的勝利嗎？除了結尾的奇蹟，小說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火星人轟炸謝珀頓時，人類的炮火居然憑運氣擊中了一個火星人。這是否在暗示，人類在征服其他文明時，即使面對的是一隻渡渡鳥，也並非完全沒有代價？
四
前面說過，小說寫的是個體在文明入侵時的遭遇。那麼敘事者作為個體，結局如何呢？在火星人死後，甚至在同一天，世界已經開始痊癒。無論是文明，還是人類，都恢復得比想像要快得多：
生命的脈搏會越來越強烈，在空無一人的街道裡、廣場上重新振動起來。
人類的未來是「朦朧又美好」的，可是「我」呢？在小說的最後，作者依然用不小的篇幅，來描寫「我」飽受夢魘的折磨。戰爭過後，文明可以重建，個體的精神創傷可以治癒嗎？
被困在破房子裡的時候，「我」幾次想起妻子，可以看出，妻子是「我」的精神支柱，至少是「我」在生死關頭牽掛的人。「我」一度以為她已喪生，卻奇蹟般地與她重逢。但這種重逢帶來的慰藉，或許在情節上帶給讀者的釋然，與敘事者本身得到的療癒，是不對等的。「我」握住妻子的手之後，感受到的是「奇怪」，而不是災難片（包括一九五三年的電影）中常見的那種童話般的喜悅。
翻譯此書的時候，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期間。無論是社區健康，還是國際社會，不確定的因素像浪潮一樣席捲而來，大家的生活都發生了各種深刻的變化。醫學的發展能夠讓人類迎來春天，但更隱祕的是人的心靈。經歷了一切，或者正在經歷一切的人，該如何找到新的平靜？小說沒有給出答案，電影的結局似乎也並不讓人信服，這就留待讀者在文本之外去思考了。
陳胤全
二○二○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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